印度“上师”膜拜风波：从历史上的宗教迷雾到当代的政教纠葛

日前，印度一名宗教领袖，“真业之家”的第三代传人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Gurmeet Ram Rahim Singh）被法院判处强奸罪入狱。他的信众在哈里亚纳邦组织集会表示不满，进而与警察之间爆发冲突，演变为导致多人丧生的骚乱。

这场骚乱，在中文互联网上吸引了大批关注。印度人为何迷信邪门歪道？为何这样的“神棍”可以吸引如此多的信徒？看上去非常奇特的“真业之家”信仰，其实与印度历史上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旁遮普地区锡克教信仰中的张力，也促成了这一团体的勃兴。更进一步，我们也在这样的事件背后看到了印度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关系的冰山一角。

“真业之家”到底是什么教？

多年来，我们刚开始习惯官方统计口径以及教科书上对印度宗教的简单分类，刚开始接受作为昔日佛国的印度现在主要宗教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等这样的叙述，“真业之家”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突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第一个令人头疼的是“真业之家”的“归属问题”，或者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教？用通行的学术术语来界定，“真业之家”属于一个膜拜团体（cult）。但“真业之家”膜拜团体并非凭空出现，印度的膜拜团体也不必然是某种西方现代性的产物。相反，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大国”，历史上各类膜拜团体层出不穷，甚至一些日后的建制宗教派别也脱胎于膜拜团体。

从师承谱系来看，“真业之家”的创始人俗家姓名叫亥玛马勒（Khemamal），出生在英属印度的俾路支斯坦，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区。得益于瓜达尔港的建设，俾路支斯坦对许多关注国际问题的读者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过于陌生的地名。根据“真业之家”官方的说法，亥玛马勒14岁时离家求道。和许多其他印度宗教圣人一样，亥玛马勒也是在遍访名师之后才遇见了他的“真师”（Sadguru，也就是“真正的上师”）巴巴·斯旺·辛格·格雷瓦尔（Baba Sawan Singh Grewal，1858–1948）。“巴巴”如果一定要译成中文，比较合适的或许是“老人家”。就南亚而言，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都有以“巴巴”尊称教门圣人领袖的传统。

巴巴·斯旺·辛格·格雷瓦尔便是一名锡克教徒，但他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比亚斯罗陀之主贤聚会”（Radha Soami Satsang Beas）的第二任“真师”。“罗陀之主”（Radha Soami）是19世纪以来在印度颇有影响力的一股宗教思潮，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帕克蒂运动（也称虔诚运动）中的“真士见”（Sant Mat），在文学史上也被学者称作“无形派”（Nirguni）。

简单地说，这股宗教思潮相信“罗陀之主”一直通过人间的“真师”向世人布道。此处的“罗陀”已经不再特指印度教神话中与黑天（也就是深受众多Bibili视频站观众喜欢的“小葵花”奎师那）一同在牧区嬉戏玩耍的牧区女郎，而是一切众生的一个代称。“比亚斯罗陀之主贤聚会”是主要活跃于旁遮普地区的“罗陀之主”运动宗教团体。所以，虽然巴巴·斯旺·辛格·格雷瓦尔是一名锡克教徒，但实际上在宗教生活上，他更是一个拥有自己组织的掌教。直到今天，“比亚斯罗陀之主贤聚会”依然活跃，现任掌教名为古林德尔·辛格（Gurinder Singh），也是一名锡克教徒。

亥玛马勒拜入巴巴·斯旺·辛格·格雷瓦尔门下后改名为“玛斯塔纳·俾路支斯坦尼”，也就是“迷醉的俾路支斯坦人”。如果我们沿用汉语习惯术语的话，这便是亥玛马勒的“法名”。据说巴巴·斯旺·辛格·格雷瓦尔曾称赞他为“迷醉者中的迷醉者，王中之王”（Mastanon ka Mastana, Shahon ka Shah）。这样的称呼对熟悉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读者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迷醉”是一些苏非通过功修达成的状态，“王”（沙）则是历史上对许多苏非圣人的尊称。印度历史上对“沙”的界定甚宽，除了与中亚、西亚各苏非道团传承谱系明确的苏非圣人之外，许多印度本土的宗教圣人也曾被尊称为“沙”，如锡克教创教祖师曾经被莫卧儿皇帝尊称为“巴巴·纳那克·沙”，另一名宗教圣人格比尔也曾被皇帝尊称为“巴巴·格比尔·沙”。

玛斯塔纳·俾路支斯坦尼在1948年创立了自己的“贤聚会”。“贤聚会”的概念同样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最初的“贤聚”是一种“同道之人”的聚会，后来许多宗教团体都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和其他宗教导师一样，玛斯塔纳·俾路支斯坦尼亦广收门徒，其中就有日后成为他继承人的哈尔班斯·辛格（Harbans Singh）。哈尔班斯·辛格法名“萨德纳默·辛格”（Satnam Singh）。萨德纳默·辛格又在1990年传位于今天热点新闻的主人公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

相比其他国家，印度的宗教氛围一直比较宽松，所以这种宗教导师另立门户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一定要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都归入某一个建制宗教之中都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师承谱系来看，“真业之家”和锡克教的关系最为密切。

“真业之家”背后：锡克教的神秘主义传统

若要探讨“真业之家”的根基，有必要先了解一些锡克教的发展历程。锡克教本身就是印度中世纪帕克蒂运动中由宗教导师纳那克的门徒团体发展而来。“锡克”便是“弟子”，“古鲁”便是“上师”，如果字面直译，锡克教就是“门徒会”。早年锡克教还有另一个名字，“纳那克道团”，即遵循祖师纳那克道路的人。第十任祖师过世之后，祖师们的诗集被确立为上师，是为《古鲁·格兰特·萨哈卜》。早年锡克教祖师的具体宗教身份存在一定模糊性。纳那克出身卡特利种姓。卡特利种姓虽然自称是古代“刹帝利”种姓的后代，但从有相关记录以来，卡特利种姓多以经商或充任文书税吏维生。世界各地锡克教移民善于经商的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卡特利种姓的这一特色。随着锡克教不断拓展，从第五任祖师开始，越来越多的贾特人开始加入锡克教。贾特人历史上是迁入次大陆的游牧民族，中世纪开始逐步农耕化。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贾特人的宗教生活也开始分化。次大陆最西部的贾特人逐渐伊斯兰化，旁遮普一带的贾特人多追随锡克教（当然在当时锡克教和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边界也并不那么清晰），更东面的贾特人则被“印度教化”，尤其是成为黑天派信徒。锡克教与莫卧儿中央的矛盾激化后，锡克教开始有意识地吸纳贾特人入教，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此后的的历次作战中，以贾特人为主的祖师卫队逐渐成为锡克教武装，并为日后的锡克王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后来的锡克教卡尔萨实际上是以贾特锡克教徒为主，锡克教尚武的一面多体现在贾特锡克战士身上，而非卡特利锡克商人。

然而，锡克教内部一直存在有别于卡尔萨的神秘主义传统。比如最重要的一支就是被称作“乌达斯”（Udasi）的一派修行人，他们将师承谱系追溯到纳那克的长子室利·昌德，推崇修行，甚至是苦行。实际上，两支传承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尔萨锡克教徒才乌达斯修行人手中夺回了对包括阿姆利则金庙在内的许多圣地的控制权。20世纪初，锡克教阿卡利运动倾向于强化锡克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差别，甚至据说正统派曾不惜重金四处搜罗、销毁《古鲁·格兰特·萨哈卜》之外的古代写本，以免挑战现有圣典的权威性。乌达斯和许多其他神秘主义派别则倾向于模糊印度教和锡克教两教的差别。

从思想来看，“真业之家”与锡克教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与神秘主义传统的传承关系。这种思想传统倾向于消除各建制宗教之间的教派隔阂，例如锡克教祖师纳那克的一句名言“并无穆斯林，也无印度教徒”便可以被作这种理解。当年锡克教触怒莫卧儿皇帝的原因之一便是在皇帝看来锡克教祖师已经将自己的权威置于《古兰经》之上。上文已经讲了“真业之家”与“罗陀之主贤聚会”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其实，从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的名字也可以看出“真业之家”这样一个神秘主义膜拜团体融合各建制宗教的倾向。“古尔米特”字面义为“上师之友”，“拉姆”即印度教大神罗摩，“拉希姆”则是安拉尊名之一。“真业之家”的标志中也兼有锡克教/印度教（Aum）和伊斯兰教的符号（星月）。“真业之家”的口号也带有鲜明的上师崇拜色彩：Dhan Dhan Satguru Tera Hi Aasra “真师无处不在，惟有依靠你”。

与此同时，“真业之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卡尔萨锡克教徒和神秘主义之间已有的矛盾。2007年，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在一则广告中模仿锡克教第十祖师戈宾德·辛格（Gobind Singh），这引发了锡克教卡尔萨的不满，进而引发两派信徒的流血冲突，最终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在巨大压力下选择道歉。

除了思想传承，“真业之家”发展最重要的土壤是被社会所忽视的边缘群体。锡克人中不乏成功的学者、商人、军人、大农场主。但学者、商人多出自卡特利锡克人，军人、农场主多为贾特锡克人。低种姓，尤其是原贱民种姓改信的锡克教徒的境遇并不理想。甚至在一些地区，尽管同属一个宗教，高种姓锡克教徒并不和低种姓锡克教徒各有各的金庙。相反，低种姓锡克教徒依然和低种姓印度教徒保持了密切的社会往来。正是这些被建制宗教生活排除在外的人群构成了“真业之家”的信众基础。“真业之家”的原名Dera Sacha Sauda的字面义就是“做真正事情的帐篷”，这么接地气的名字或许更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它的草根色彩。在哈里亚纳等地，“真业之家”为信徒提供了廉洁、高效的免费食物和医疗服务，并在教内消除种姓差别。一个标志就是“真业之家”的信徒都将原本带有种姓色彩的姓氏改为“因桑”，也就是“人”，包括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本人也采用了“因桑”作为姓氏。

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何部分“真业之家”信徒对此次审判的激烈反应。或许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真业之家”如何“控制”了这些信徒，而在于这些信徒为何“选择”了“真业之家”。

印度当代政教关系：“世俗主义的黄昏”？

“真业之家”事件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点在于它暴露出了印度当代政教关系的一角。“真业之家”是少数公开参与政治的低种姓教派之一。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曾经是国大党的支持者，然而在2014年和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它又逐渐转向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这背后究竟有多少政治博弈，恐怕是不容易为外人所知了。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拥有一大群忠实拥趸的膜拜团体比较容易成为政党争相拉拢的力量。从膜拜团体自身的发展需求来看，如何获得更多政治、经济、政策支持也是宗教领袖们经营教团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其实这种微妙的政教关系在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上印度君王向不同教派、寺庙、宗教学者布施并非全部基于个人信仰，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稳定政局。笈多王朝供养佛教，莫卧儿王朝曾资助锡克教都有类似考量。同理，一些被后世解读为宗教迫害的历史事件在一开始也有中央政权打压地方政教割据力量有关。

印巴分治之后，由于深受教派主义政治之害——国家分裂、国父遇刺、教派冲突、血流成河，印度共和国确立了一种世俗主义的政治正确。但在今天，放眼望去，尼赫鲁时代给印度共和国留下的“世俗主义”政治正确正摇摇欲坠，许多印度民众已经厌倦了近乎条件反射一般的排斥宗教参与政治的“世俗主义”政治正确。Secular也被调侃为sickular，或者说“病态世俗主义”。这种调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建制派精英的调侃，不同的是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影响力远大于印度中左翼。

如果认为推崇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这一代印人党人终将因为制度制约而回归“世俗主义”，那就可能低估了核心意识形态对一个政党的意义，也认为割裂了印度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更重要的是，如果印人党可以在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得执政地位，甚至是一党独大的地位，又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呢？在刚过去不久的北方邦选举之后，印度教纳特瑜伽派戈勒克普尔神庙住持瑜伽士阿迪提亚纳特出任首席部长，而在此前，戈勒克普尔神庙住持已经三代从政。在政党组织之外，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世界印度教理事会（VHP）依然在推行其宗教、文化路线，反皈依运动依然时不时刺激着印度国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宗教界的神经。巴巴·兰德福（Baba Ramdev）等宗教人士也热衷于一方面为执政党摇旗呐喊，另一方面用民族主义为自己的宗教事业凝聚人气。

相比执政党，反对党缺乏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民主”？印度人民党经过几十年的历练，早已对参与议会制选举熟门熟路，其基层组织的完备程度、社会动员能力、选战策略已经远超其他政党。“包容”？发展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两者的结合，加上莫迪这样的政治明星效应已经足够为印人党拿下足够多的选票。在西孟加拉邦、北方邦等地区，“反对社群主义”旗帜下的穆斯林和低种姓票仓几乎是反对党用来抵挡印度人民党旋风的最后防线。但这道防线或许也只是二战中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反对党的腐败已经让许多选民失去信心，国民志愿服务团现在也在建设自己的穆斯林群团组织，形成自己的穆斯林工作方式，印人党对穆斯林和低种姓的动员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印人党无意，也没有必要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走上国大党的老路，反而正在尝试进入一个以宗教吸纳世俗，以世俗充实宗教的新循环。印度是否会由此走出一条富有印度教色彩的印度民族发展之路，还是会如反对者认为的将堕入教派主义的深渊，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