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难民的家国痛：归期难料，更颓丧了重建家园的志气和信心

8月28日，欧洲和非洲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巴黎进行了会晤。参加此次会议的欧洲各国领导人释放出开始寻找难民危机根源的信号，以求通过各国的协作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

随着欧洲难民潮的影响日益广泛，西方媒体对于难民这一群体也愈加关注。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却往往坚守本位主义，对难民群体进行人为切割，或同化、或抨击、或遣返。但若从中东难民的视角对欧洲难民潮进行分析，则会发现中东地区的这条难民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无奈。

难民有政治难民、战争难民之分，但相比起零星数量的政治难民，战争难民往往伴随着短时间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自二战后，中东地区陷入到了几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五次中东战争、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两次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等，不仅在中东地区产生了迅速增长的战争难民，更让“难民”成为了伊斯兰文明和中东地区的标签。

而关于战争中大量“难民”的见证与记忆，也让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国民性产生了重大变化，消极的生活态度取代了原本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在工作与生活的挑战面前，他们往往选择以“难民”身份避难谋生，甚至将难民贩卖作为营生渠道——将难民群体作为极端主义传播的重点人群。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在战争硝烟中不断显现并已被人为运作的难民之路已成为中东之“祸”。

单向之路与阿拉伯国家的“空心化”

战争造就了难民之路，难民之路恐已成为阿拉伯人走向世界的单向之路。而伴随着这条单向的难民之路，是阿拉伯国家逐渐的“空心化”。

整体而言，受战争影响而出国避难的阿拉伯难民大多都受过良好教育，在旅居国外的时间里，由于长时期不能归国，其国家认同也逐渐发生变化，难民群体对于母国的忠诚感逐渐减弱，即便最终其母国的战争得以结束，但此时却难以激发其对祖国的向往。

以黎巴嫩为例，该国从1975年至1990年间经历了15年的内战，期间大量黎巴嫩人前往国外避难，由于战争迟迟无法告终，海外的黎巴嫩人也随之在国外生根，并最终丧失了回国定居的动力。作为难民流失的直接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黎巴嫩结束了内战，但是该国政府却很难重塑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海外的黎巴嫩精英不愿回国，国内的黎巴嫩人也囿于教派、家族、族群等的制约，国家发展举步维艰。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邻国，西方的观察家们当时预测其周边邻国黎巴嫩等不久便会成为下一个“叙利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些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自身看来，其对于叙利亚的认同感已不再如战前那般强烈，在他们心中，叙利亚变为“第二个黎巴嫩”似乎已成为注定的宿命。可以说，叙利亚内战不仅仅改变了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很可能使叙利亚在战后面临着“空心化”的困局。

除了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也均面临着这一严峻挑战。

问何日是归年？

在中东地区，难民之路起于战争，并因战争的持续不断而成为了难民的不断逃亡之路，究其根本，则在于不成功的战后重建。二战期间，德国、日本等国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和大范围的破坏，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德、日等国迅速完成了战后的重建，并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比较，阿拉伯国家的战后重建往往难以推进，甚至倒退。如伊拉克战争自2003年即已结束，战后重建已历10余年，但重建却难言走上正轨，与此相伴的则是库尔德区独立呼声日益高涨、境内暴恐袭击此起彼伏。阿富汗、利比亚等国重建的状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央政府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均缺乏控制力，更不要奢谈进行有效的国家重建了。尽管如此，中东国家仍需务实推进国家重建，并需在政治重建、经济重建外格外重视民众的心理重建。

战争，特别是长期的战争，不仅为战争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冲击，更是为受战争直接影响的社会与民众带来极为消极的心理影响。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的埃及，从1948年到1973年，其民众心理产生了重大变化，对死亡的畏惧、对外援的依赖，让埃及人在中东战争后对于国家建设不再抱有20世纪50年代时的热情。

历经了15年内战折磨的黎巴嫩，虽然战争结束已近30年，但其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依然极为强烈。在黎巴嫩访学期间，不少黎巴嫩人告诉笔者，“在黎巴嫩，每一个黎巴嫩人都有一段关于内战的故事”。由此可见，黎巴嫩民众的心理重建并未有明显成效，国家重建仍然任重道远。

难民之路，未有归期。当前，中东穆斯林难民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但要予以解决，仍必须建立在不损害中东国家发展、不损伤中东民族感情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大国，需要在帮助中东地区难民输出国重建家园的基础上，对在世界各地的中东难民进行疏导与安置，从而为难民建立信心、重回祖国做好准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