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之兴——江西的，也是长江的“通衢之地”

九江“襟江带湖”的特殊位势，使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在行政辖属上属于江西，是江西的地方行政中心之一，发挥着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素有“江西门户”之称；在经济上，其功能则往往超越江西，而具有全国意义，属中国的九江，抑或是长江流域的九江，发挥着全国货物的转输和调剂功能，而有“七省通衢”之谓。这种角色，使得九江与鄱阳湖流域以及九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带有特殊性。

一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它上通鄂、湘、川，下达皖、苏、沪；又是赣江-鄱阳湖水系与长江交汇点。这种特殊的位势，使九江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先后将寻阳郡治、寻阳县治（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从江北徙入江南柴桑县（九江）鹤问寨（其城址在今南浔铁路赛湖桥附近）；咸康六年（340），又将江州州治由豫章(南昌)移驻寻阳（九江），九江就成为州、郡、县三级政权同治之地。义熙八年（412），寻阳郡改名为江州郡，九江开始成为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之一。以后政区虽有更迭，九江作为郡（府、州）级治所，一直循而未改。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在明清两代，九江不仅一直是府治之地，而且地位明显比一般府治重要得多。明代洪武九年（1376），全省十三府划分为九江、南瑞、湖东、湖西、岭北等五道。“九江道”辖饶州、南康、九江三府，道治在德化县（九江）。清代广饶南九道（即广信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之治所亦驻在德化县。这不仅使九江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也使九江行政中心的调控功能扩展到了几乎整个赣北地区。

九江在相当长时期是作为全国意义的重镇存在。早在西晋元康元年（291），晋惠帝司马衷从扬州分出7郡、从荆州分出3郡，设置“江州”。西晋时期的“州”属于一级政区。在公元304年，西晋王朝分别从武昌郡、庐江郡析出三县设立了寻阳郡，江州辖郡达11个，且江州州治即在寻阳郡的柴桑县。此时的江州所辖的地域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江西省全部、福建省大部、湖北省东南角、湖南省东南角，是西晋朝廷为了削弱荆州、扬州实力而设置的。从东晋开始，江州辖境开始不断缩小，南朝陈时期光大二年（568）以今日的江西省全部为“江州”。唐王朝时期，江州政区也就缩减到现在江西的北部区域（相当今九江市），因此九江作为江州的主要治所也就成为九江市的曾用名延续至今。虽然九江的建置地位逐渐下降，但其在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并未因此而完全丧失。晚清蒋湘南在其《江西水道考》中谈及九江与长江的关系：“古称盆口重镇，中流襟带，盖府城当吴楚要会，不特江右安危视九江之缓急，而上游之势淮南江左与共，所谓地有常险者非欤？”

由于九江在全国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地区行政区划上重要地位，历史上在九江先后设置过的各级各类机构亦特别繁复。据乾隆《德化县志》卷4，《公署》记载有：布政司、巡按署、检校厅、察院都府、指挥署、兵备按察司、直隶九江卫署、九卫南署司、道标中军厅、九卫北司、千户署、卫经历、卫知事、卫镇署、九江道、推官署、通判署、操江厅、九江递运所、司狱司、所署、百户署、总旗署、仓大使、批验茶引所、税课司、芦课司、鱼苖厂等等一系列行政、军事、民事、税务机构。

同样，鄱阳湖流域不仅是长江的重要补水地域，同时也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腹地的重要屏障与枢纽。 晚清蒋湘南《江西水道考》在讲述江湖之关系时云：“大江虽在九江一府之境而为彭蠡湖水所归；湖水又为赣水所会，赣水又为众水所注，自宜以江水为经，湖水为纬，湖水又以赣江为经，众水为纬；巨细无遗，脉络庶几分明。”也就是说，长江是鄱阳湖众水所归，在水运时代，应该是民船航行的动脉；鄱阳湖是以赣江为主体的五大河所注，同时也是整个流域水运的经络，而九江控其下游的湖口、彭泽，也就襟带了长江与鄱阳湖之利，由此可见，九江长期以来是长江流域水水联运的重要换装港。且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商业贸易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上，九江作为全国商品融通枢纽由来已久。王隐《晋书·地道记》称：“浔阳南开六道，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来商纳贾，亦一都会也”。隋唐时代，京杭大运河开通，成为南粮北运商旅往来的重要水运通道，与赣江、大庾岭运道相沟通，形成了纵贯中国南北的水陆运输线，联系京城长安，南方通向广州。它使全国交通形成以水运为主的大网络。南北物资，官邮、商旅多通过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运输往来。而江州（九江）港在这个交通大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港、枢纽港作用，突破了原来地区性港口的局限，向全国性港口转化，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的重要一环，南北水上通道的重要港埠。

由于九江的重要地位，宋元两朝在九江设置了转搬(运)仓、茶运司等转输、征榷机构，承担了漕粮的储存转运、茶叶、食盐的征税任务。尤其是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设置的“榷茶转运司”，其管辖范围包括了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七省产茶区城的征税、专卖和转运，因而享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谓。

至明代，隨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南北货物的频繁交流，长江、运河上水运商业由此繁荣起来。九江因扼长江黄金水道中下游之交和南北物流之中，其地位日渐突出，从景泰元年（1450）始，明政府在九江设钞关，由户部委官监收。清代沿袭，且地位不断上升，并在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乾隆时期经过九江的长江航船每年约有4—6万艘，平均每天多达百艘至百数十艘。乾隆末年“每年征税银约六十余万两”，最多达70余万两。九江关不仅是清代长江流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就全国而言，九江关亦仅位次粤海关而居第二位。九江实际成为全国粮食、竹木、食盐、茶叶以及京广杂货调剂中心。光绪《江西通志》云：“吴、楚、巴、蜀、滇、黔、百粤之货毕集”。由此可见，九江由于其特殊的位势，在传统社会长期处于重要地位，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重要的货物调剂中心之一。

九江繁忙的龙开河码头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九江依据1858年《天津条约》开埠通商，1861年设立海关，1862年12月正式开关征税。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近代航运业在九江兴起，古老的九江港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停靠、装卸相适应的近代化码头开始出现，九江港也开始由木帆船装卸作业转型为以轮船装卸作业的近代港口，成为鄱阳湖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和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1861年九江龙开河的英国租界实景照片

率先在九江港设立近代化码头的轮船公司是美国的旗昌公司。旗昌公司是1862年开始通航上海至汉口线，在九江港口建有一个现代化的客货码头。随后几十年间，怡和、太古、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以及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三北、鸿安、大达、宁绍等民营航运企业和江西省小轮航运企业亦先后来九江港设立机构、建设码头、停靠轮船、上下客货，港口得到迅速发展。1915年2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增加了九江港进出集散的货物量。九江进出口贸易最高达7000余万海关两，居全国各通商口岸的第9位，在长江各港口中占居第3位。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73万吨，进出口轮船年约五六千艘，木帆船年约25000艘，轮船码头增至14座，港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腹地范围也相当广泛。

在长江流域，由于九江海关的设立，1864年划定九江海关的征税范围：上至湖北武穴，下至江苏江宁的水面；置江西全境和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为其腹地。因此，九江海关成立初期，在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按1876年《烟台条约》规定：“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办理。”该条约规定实际上是置安徽的安庆和大通、湖北的武穴、江西的湖口为九江的寄航港，其进出口贸易均需通过九江港来完成；九江海关十年报告称：九江的进出口贸易行情在很大的程度决定武穴、大通和安庆等地的市场状况。由此可以推断，九江辐射范围不仅包括江西，也包括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光绪年间的《政治官报》记载：“九江商埠，当扬子江之中枢，为上下游之枢纽，商舶营运，舳舻相接，与湖北之汉口、山东之烟台情事相同，允宜设立商务总会。”

同时，作为鄱阳湖流域唯一的进出口贸易的通商口岸，其辐射了整个鄱阳湖流域。通过内河航运和南浔铁路等水陆交通，把把修水、信江、饶河、抚河、赣江与鄱阳湖区整个至于其腹地范围。“本省一切输出物产，莫不以此为为转运枢纽”。江西的瓷器、大米、靛青、苎麻、茶叶、纸张、夏布、竹木、油料等农副产品无不是通过九江向外输出；鸦片、棉布、煤油、食糖、火柴、肥皂等货物从此地输入。江西的一切近代事物的产生如近代工业、近代交通、近代邮电通讯等无不是以九江首先发轫。在这个意义上说，九江成为江西近代转型的中心。九江经济得开埠之先机，一度雄居江西领先地位，据《申报》（1934年12月27日）记载：“九江各大码头及货栈，悉皆堆货垒垒，转运栈、报关行、押款钱庄、以及各种行栈庄客，林立栉比，较之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有“江西商务虽省城不及九江”之说。

20世纪初的九江姑塘海关

就全国而言，九江是中国第二批，长江流域首批开放的三个口岸之一，其地位亦极为重要。就其进出口贸易额而论，开埠后数十年，虽历经战争破坏、政治动乱、经济变迁的影响，直至抗战前，九江港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1929年进出口货值达到7014万关平两，为九江开埠以来的最高峰，居长江各港第3位。即使1937年浙赣铁路修竣,一部分货物转由浙赣铁路运输，九江港贸易总额仍在6000万元以上，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胶州、广州、汕头、重庆、九龙等埠，居全国第九位。在长江流域，九江也一直占有比较重的份额，排在上海、汉口、重庆之后而位居第四。享有“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美誉。

同时也应该看到，和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九江在全国的地位已明显下降，即使在长江流域亦无优势可言，呈边缘化之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方面：

其一、九江城市经济结构不完整。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商品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枢纽，其走的路线也是以商兴市，导致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致使九江工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定位，是充当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而不是商品生产基地，这就使九江经济繁荣完全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过渡的商业投机，又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使九江城市工业化受到严重的削弱。城市经济的不稳定，制约了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其二、缺乏对外发展的战备意识。传统时期，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商品流通的重要征榷机关，而不是作为长江流域一个重要集散中心加以开拓；江西地方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中心来发挥作用。九江开埠通商，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契入，使传统城市功能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一些与近代化相联系的新因素逐渐出现。而当时江西的统治者，多以九江开埠通商契机，苛剥抄括，仅厘卡“就江西而论，多至七十余处，商货往来，各卡分成扣收，已不无借端抑勒之弊，而一局即多一处之销，多一差即多一人克削”。苛杂繁重的捐税使九江商业深受影响，其通商口岸的影响力逐渐缩小，失去在长江经济链拓展的机会。

其三，经济腹地压缩市场空间受限。城市的聚合力是与其腹地范围的大小及富庶程度成正比的。九江因为开埠较早，又交通便利，曾一度占有较大的腹地，城市经济辐射江西全省及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九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东受上海制挈，西临汉口挤压，南遭南昌的扼制，再加上随后开埠的芜湖、宜昌、沙市、长沙等口岸对其腹地的分割，使九江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另外，在1930年鄂、皖、赣三省重新划界，九江江北部分属地划归湖北黄梅县和安徽的宿松县管辖，从此九江失去跨江而治的机会，这不仅使九江本身人口、面积减少，城市经济功能大为减弱，城市发展空间受到扼制，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张力明显受到限制，不利于九江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而从今天的状况来看，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是以京九线为依托，以南昌为中心，北接九江，南联赣州，形成一个南北相联的中轴城市带。赣州作为南联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窗口，九江作为北接长江经济带的桥梁。以这批城市为中心，并在其周围一定的距离内发展建设一批城市，组成城市网络带，扩大和带动辐射范围，以利于地区的均衡发展。从目前的全国经济发展趋势而言，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最为看好；就江西经济基础而论，则以赣中、赣北为最强。江西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九江的位势尤其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