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追忆黄蜀芹导演：《围城》首映在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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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截屏

黄蜀芹导演走了，走得很平静。

一如她的作品，数量不多却余音绕梁；也似她的为人，话语虽少却寄情至深。黄蜀芹是戏剧名家之后，又当过谢晋导演的助手，她深受戏剧和电影两种艺术的滋养，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凭借一部《人·鬼·情》开创女性导演创作之先河。

而我还是偏爱她早期的那部《青春万岁》，虽然主题有点意识形态至上，有着不谙世事的明丽。

这部改编自王蒙小说的同名电影，涌动着五十年代的革命诗情，“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人到中年，回望彼此，那个时代的劲头，早已丢盔卸甲，荡然无存。

《青春万岁》海报

大部分上海人对黄蜀芹导演的熟悉，还是从荧屏开始，当年，电视剧《围城》和《孽债》掀起的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至今还是老上海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很少有人知道，电视剧《围城》的首映式是在复旦大学，那是1991年的深秋，黄蜀芹导演坐在轮椅上，走进了燕园。

《围城》海报

说是首映，其实是试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影视界有个好传统，导演们拍完新片，往往会把作品拿到大学校园试映并座谈，听取大学生们的意见。张艺谋的《红高粱》、白沉的《落山风》、滕文骥的《黄河谣》出国参赛前，都在复旦试过水。

复旦校报资料图

1991年10月底，我当时正在主持复旦影评协会，在上影厂的支持下，便和黄蜀芹导演有了初次交集。记得那是在江湾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干休所，第一次见到黄蜀芹导演，她刚拍完《围城》十分疲惫，因右小腿粉碎性骨折坐在轮椅上接受治疗。

当时，《围城》未映先热，已经在圈内有了好评，黄蜀芹导演却十分低调，再三叮嘱：请大家不要期待过高，要同学多提意见少表扬。她给我写了一张路条，到上影厂影视部去借调电视剧的样片。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光盘的时代，影视作品的传播介质是录像带。在上影厂，我看到了《围城》的黑盒子，那是整整十盘录像带，沉甸甸的一包，我脱下外套，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穿越大半个上海，从漕溪北路一口气骑到邯郸路。

《围城》在复旦引起的轰动，不亚于那时的亚洲大专辩论赛。11月5日开始，《围城》的放映持续了三天，10集的剧集以每晚4集的节奏免费向同学们播放，点燃着学子的热情。

复旦校园对面文科大楼仅有的5102和5104两个电化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放映开始前的一小时，教室外，台阶上甚至窗台边都挤满了学生。

《围城》在复旦大学放映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最后一天，电教中心不得不提前1小时开门。放映中的气氛更是火爆，同学们被《围城》的剧本和表演深深吸引，三小时的放映过程中，全场超过一分钟的笑声和欢呼达33次，今天看来，那种场景不像是观看电视，那气氛更像是演唱会。

每晚映毕，学子们余兴未减，啸聚东门，围炉夜话，更使国定路的小吃摊主们也跟着兴奋了数日。当我把首映的盛况告诉黄导时，并邀请她来复旦现场时，她也很高兴，不顾医生阻挠，她坐着轮椅来复旦和同学们座谈。

11月7日晚，在复旦著名的3108教室讲台上，黄蜀芹导演非常坦率，和同学们交流了将近2个半小时。

1991年11月7日，复旦3108教室，《围城》首映式

黄蜀芹导演诉说了幕后的不易，即便是有《围城》作者钱钟书的背书，全剧的拍摄依然受到经费和演员等的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要聚合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这批演员，“要找到七十多个都具有书卷气和喜剧特质的演员是很困难的，但难能可贵的是，所有演员都表现了高度的职业精神，自始至终，没有人提过什么特殊的要求。”在那个年代，都是演员，没有明星。

黄蜀芹在复旦大学

在谈及同学们很关注的对原著的改编时，黄蜀芹强调: “我们基本没有对小说作什么改动，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照着小说拍摄，唯一做出改动的就是使小说情节化。”

此外，对于执导电影和电视剧区别，黄蜀芹阐述了她的观点。“电视最大的魅力是通俗，即我们要让各个层次的观众都看得懂，因为电视剧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我们要顾及最大面的观众的情绪。”

黄蜀芹导演与复旦学子交流

有位复旦的同学请黄导对《围城》作自我评价时，她平静地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围城》是我所能理解和表达的，我很幸运，但它绝对不是高峰，相信今后也许有人会比我改编的更好，这些人也许就在你们当中。”说罢，她自己都笑了，挥着手指向讲台前的同学们。那一幕，时隔近30年，总也忘不了。

黄蜀芹导演在复旦校园受到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