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城市｜城市边缘地区红树林生态修复的经验与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上升、海水变暖，风暴潮、海浪、岸线侵蚀、台风等海岸带灾害风险正逐年增加。2010—2019年，中国风暴潮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65.9亿元，约占海洋灾害总直接经济损失的86%；而海浪灾害是发生最频繁的灾害类型，导致的死亡（含失踪）人数最多，占海洋灾害死亡人数的90%以上（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2011-2020）

中国的海岸线全长约18000公里，海洋灾害以风暴潮和海浪（风浪与涌浪）为主。在传统海岸带防护设施中，海堤、海墙、防波堤等“硬质”工程或“灰色”基础设施被广泛应用，但存在着维护成本高和难以更新的问题，更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伤害。

目前，基于自然的防灾减灾方案逐渐受到重视。与传统“硬质”防护工程相比，它成本略低，并且能够随海平面上升而自我修复补充，因此经常与硬质防护设施结合使用，或者做以替换，与海岸线生态化整治策略相结合。

保护和种植红树林成为海岸线生态修复策略之一。广东红树林生态修复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后，技术逐渐成熟。2022年4月，《广东省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指南》作为十余年的海岸生态修复经验的一部分，以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任务落地为目标，并提出了2025年前完成8000公顷红树林生态修复的雄心。

红树林愈发得到重视

红树林在全球的分布中心位于东南亚，中国地处其自然分布区的北缘。其中广东省红树林面积19815.53公顷，占全国红树林总面积（不包括台澎金马地区）的57.30%、受保护面积的74.8%。是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密集，产业发达，也是北回归线以南海洋灾害的重灾区。

红树林的防护效益体现在其消减风浪与涌浪的波高、降低风暴潮高峰水位、减弱海面风速等作用。它的气生根增加了海浪通过的阻挡物，从而起到消减波浪能的作用；提高了下垫面粗糙度，降低水流速度；林冠也通过降低风速，从而减少风浪的形成。红树林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海啸灾害，降低其洪涝深度、流速、增水高度和淹没范围等。从21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红树林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例如2014年“威马逊”台风席卷海口，中心风力达到十七级，便是因为登陆在红树林保护区而被最大程度地化解。

通过严格保护天然红树林和大规模人工种植红树林，中国成功遏制红树林面积急剧下降的势头，并且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红树林的面积由2001年的2.2万公顷增加至2019年的约3万公顷，年均增加1.8%，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2020年，《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专门点名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并且明确要求广东省在“十四五”期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的任务分别为5500公顷和2500公顷，分别占全国总任务的60.8%和25.6%。

2021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也显示了某种形势的变化。其中把“湿地”列为与耕地、林地、水域等并列的一级地类；将“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和“沼泽地”等7个二级地类归入“湿地”一级地类。红树林这种特殊的海岸带湿地形态，开始突破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更大的重视。也是同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红树林保护合作伙伴关系。

退塘还林：缘起于东南亚的增加红树林面积的实践

沿海养殖塘的扩张被认为是全球红树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后期消失的红树林中约29%是由围塘养殖造成的，而现在的遥感监测结果表明，全球50%以上的红树林面积下降是由围塘养殖造成的。一方面通过围垦中高潮间带的红树林建设大量养殖塘，使这些红树林面临被“淹死”的风险；另一方面，养殖业的排污也导致了周围红树林快速退化。

据估计，从1980年以来，东南亚国家有大约120万公顷的红树林转化为养殖塘。1976-2002年间湄公河地区的对虾养殖面积增长35倍，导致越南约2/3红树林消失；泰国64%红树林破坏由围塘养殖造成（主要采用填红树林建虾塘的做法）；1980-2000年间中国新增加的养殖塘也有约12500公顷是由红树林转变的。单就广东省而言，自1980年以来共占用红树林面积7912.2公顷，其中用于挖塘养殖的达7767.5公顷，占全省红树林总占用面积的98.17%。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国家要求沿海养殖减量增效，降低养殖尾水排放对近海生态环境的保护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缺乏宜林滩涂，沿海废弃鱼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红树林恢复的重要空间。

这种技术不止广东，在广西和海南沿海也被采用。

城市边的红树林修复需注意污染积聚

广东省是全球红树林分布集中地的北缘，因此退塘还林的经验具备某种普适性，但它的主要对象并不是中国的广大地区，而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十年后的新冠疫情打击下，很多虾塘遭到废弃，而传统的生态修复只会选择普通土地植树造林，造成了土地的浪费。但退塘还林只是红树林生态修复的一种地域性特色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主动栽种和衰退的林地修复补偿，同样需要得到重视。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广州市南沙区很多地名都是“XX围”，便是当年围垦或者鱼塘的结果。有些地块如同绿色的浮岛，还残存着类似于旁边鱼塘的肌理。这便是退塘还林的初步成果。二十多年来的修复，尤其1998年以来在湿地公园人工选种的红树和半红树物种较多（以木榄为代表），让南沙各块红树林湿地的生态多样性较为丰富，甚至可以与海南东寨港自然湿地相当。

但与城市化程度相对更低的海南、广西北部湾红树林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除了追求技术之外，更要注重城市污染对红树林的影响。与深圳福田、珠海淇澳、香港米铺三块重要的大湾区更偏自然生长的红树林相比，南沙的红树林以修复为主，面积总计仅有 83 公顷，斑驳地夹杂在工业区和鱼塘中间，能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非常有限，而且零散分布，缺乏统一化管理。

《广州市生态环境统计公报（2019 年）》显示，广州市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高达 14.9 亿吨，顺流而下对珠江口水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富营养化的表现为含磷量过高。同时，广州北部的清远市（县级市）是大湾区著名的电子垃圾回收基地，因此南沙红树林沉积物有机污染风险对比深圳的福田、香港的米铺和珠海的淇澳岛而言，是最高的（见论文《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市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管理对策》）。

红树林所在的沉积滩涂富含有机碳，且多为黏土质地，非常容易成为多种外源污染物的优先汇聚地；而受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和电子产业影响，城市边缘地区的红树林可能因为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排放富集，甚至放大“三致”效应（致突变、致癌和致畸），从“汇”转变为“源”。红树林湿地确实是城市的肾，但也不能在保护城市免受自然灾害之余，变成城市的“垃圾堆”甚至污染源。

这很难通过栽种和城市地景改造的手段解决，这需要整个城市的生态与建设、城市群布局、环境治理等多学科统筹。无论是2015年的“城市双修”理念，还是现在国土空间规划之前的“双评价”，都是在试图促进各学科的综合决策和执行层面的贯彻。

生态修复不能一蹴而就

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虽然红树林生长速度较快，但广东省整体而言走到现在也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从滩涂自然演化到红树林也只是演替中的一个环节，更长时间的演替还会向着季雨林、热带雨林等方向发展；中间也可能因为额外因素的加入而导致“偏途演替”（如木麻黄、松、桉等）；或者停滞在某一阶段，与人类的活动达到动态平衡。为了保持红树林的“碳汇优势”而阻止其自然演替，追求维持单一的生态系统，并非生态修复的本质。

而更不可取的，是将对碳排放的需求，和对“红树林面积净增”的自豪，变成一场东部沿海的“造林”运动。2021年全国“两会”提出，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到达峰值，并争取在2060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红树林的建设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但不能因此忘记了其地域性和帮助城市缓冲风暴潮和海浪的“初心”。红树林根据物种的不同，最北的分布可达浙江，但这并不等于两广和海南的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在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也不等于为了“碳中和”所以闽浙要在河口滩涂“见缝插红”，而不顾及原生植被的分布和演替规律（尤其台风登陆频率较高、海洋灾害更多的宁德-台州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