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尚永琪：历史研究是描画大势，还是努力拼图？

这些年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相当多，这不是坏事，说明我们还需要历史——不论是精英群体的抱怨还是普罗大众的调侃，都应该视之为鼓励。毕竟，大多数人更喜欢完整的细节故事、高大上的历史规律和神秘的“鬼吹灯”——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叙述所需要的细节或者说真实细节并没有全部记录在系统的史学文献中。你知道匈奴人穿着怎样的衣服吗？你知道唐代长安市民如何讲话的吗？不知道。没有照相、没有录音，甚至没有完整系统的文字记载。可是我们就想知道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是完整细致地讲述历史的块块基石。

人类追求知识的好奇心在于，当我们看见一件事物的正面，就想看看它的反面；看到它的外表，就像看看它的内里；看到它的内里，就想看看它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追问永无止境，历史学家们于是跑得气喘吁吁，把那些历史叙述所需要的细节碎片前赴后继地一片片地找出来、绞尽脑汁地一块块摆对位置，莞尔一笑，鸣金收兵。

纸面上的历史从来不是个天生的整体，它只是一代代历史学家从故纸灰烬与残垣断壁中不断丰富细节的一副拼图。历史学家，更重要的角色是“拼图达人”，而不是“预测大师”。

譬如“胡人”，古代的史官没有详细描述这个不同于华夏族的人群的内在动力和求知兴趣，而现代社会的知识追问体系则不同，要了解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影响、了解中西文明交流的几千年历程，我们就不能不详细地勾勒那些在异质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胡人群体”。

幸运的是，我们目前不但有从往昔密闭于各类图书机构中开放整理的海量文献可查询，更有不断发现并迅速公开的图像作参证，“胡人群体”正在立体地浮出历史的水面。

新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就是近年来这方面探索的一本系统性著作，其考察重点聚焦于汉画像石中的胡人图像，由此展开而触及诸多历史与文化现象，如民族迁移、艺术交往、宗教传播等议题，对今人思考东西文化交流仍然有相当启发。

“胡人”作为一个群体，与“华夏”相对，是一个变动的人群。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历史情境中，华夏民族对胡人的身份认定并不相同。春秋战国之际，“胡”作为一个对中国北疆民族的称谓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匈奴、羌、鲜卑等部族先后都被呼为“胡”。而自张骞开通西域之后，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高鼻深目的异域之人开始被固定为“胡”之主体所指。在数百年间，这些胡人以胡僧、胡商、胡使等角色，通过丝绸之路往返华夏与其故土之间，持续为中国人带来了新奇的外来风物与佛教等外来文明，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对胡人作图像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到哥伦比亚大学J.G.马勒所著《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此书已由王欣教授译出，列入余太山先生主持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然此书的整体架构更近于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背景的叙述，为我们认识汉唐之际来华的胡人塑像之族属与塑造风格和工艺特点，提供了粗线条的参照。

与之相比较，朱浒在《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就更为精确、细致和专业。他的考察完全以汉画像为中心而展开，在严格遵循考古学的类型学等方法的基础上，集中讨论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地区分布、外貌族属、图像分类、图像与佛教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全书之研究虽止步于汉，然对于汉唐之际整个胡人群体的研究，却是一块不可或缺的坚实的“拼图”。尤其是他对“尖帽胡人”图像的系统梳理，为认识汉唐时期的大量此类胡俑和分辨粟特胡等商胡提供了坚实的比对基础。此外，关于胡人之容貌、须发、袍服、职业及其想象性母题的探讨，基本上覆盖到了此一领域所必须考察的关键问题。

对历史学而言，图像的解读既不是对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也不是拼接文献记载的“恰好一致”。图像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我们正确解读的史料，正如批评家斯蒂芬·巴恩之言：“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消失在历史灰烬中的事项，如服装——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事项，当我吃力地阅读郑春颖《高句丽服饰研究》一书时，那种“误入藕花深处”的争渡感不时如热浪般涌出，将我淹没在知识的千头万绪中。确实，精细系统的专业研究真的不是“请客吃饭”，地方政权高句丽在历史上有700多年的存在，不仅在东北大地上留下金字塔一样的石墓，而且在墓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壁画，再加上那些发掘出土的生活器物，使得勾勒高句丽人多样特色的服装与打扮成为可能。

当然，图像和器物不是自明的，它们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逻辑，我们面对的只是哲学家所说的“杂多状态”。于是，郑春颖出场，用《高句丽服饰研究》这样一本63万字的著作前来叙述，试图围绕“杂多”的图像资料，在文献记载的帮助下，以历史学的逻辑体系和考古学的归类方式，来恢复当年高句丽人在服饰方面的“生活逻辑”。

毫无疑问，本书的整个构架遵循了古代文献对于服装记载的逻辑体系，以妆饰、首服、身衣、足衣、其他出土饰物这样五部分来梳理和排比图像资料，所使用的各类服装的名称，遵循的也正是史书中的名称系统。但是，对于同类服装图像的考察，则严格遵循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使得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墓葬，看起来杂多无序的发式、冠帽、袍服、裙裤、鞋履等图像，得到严谨细致的比对和分析，一一归类，建立起一套关于分析高句丽服饰的时代性、地域性、等级性、礼仪性的基础性要素体系。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了高句丽服饰的时空变迁，并对高句丽服饰与汉、鲜卑、百济、新罗等族服饰做了全方位对比。尤为重要的是，书后的61个附表和书中的106幅插图，为理解正文提供了坚实的资料辅助。

正如郑春颖的另一本同主题著作以《幽冥里的华丽》为名，这种主要通过墓葬壁画等图像资料探索1000多年前的高句丽各色人等之服饰打扮，确实在我们往昔只注重于文献描述的背景下，又增添了对高句丽人古代生活的“可视化理解”，使得那种曾经存在的华丽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其穿越千年的色彩。

当然，“穿越”仅仅是一种说法，古今之间的差异不单是个时空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的完全不同。当姜守诚先生以“方术与道术”和“葬俗与信仰”这样两个大的专题来构建《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这本专著时，他所注重的“非文字资料”，恰恰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秦汉六朝时期那些仪式化极强的古代生活场景。

随着前近代社会的逐渐远去和现代化的来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道教看作一种远离世俗生活的神秘宗教体系。殊不知，在古代社会中，方术与道术乃是伴随生活的日常技术，是古人探索想象性世界和安排生老病死的技术体系，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自汉代以来就不断张大的道教，其知识体系和经典文献以滚雪球般的速度积累，不同来源、不同体系的杂多知识以晦涩神秘的文字表述而令人顿生畏惧之心。以近代学科体系视角而进入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在文献方面所做的研究，因为其与生俱来的宗教知识壁垒的坚硬，很难让一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者有味其甘露的勇气。

姜守诚先生之《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则有其不同之处，正如他所言，是书其实是以出土的随葬品、镇墓物、壁画与砖石画像等“非文字资料”为研究切入点，使用了图像学、民俗学等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更接近一种对宗教文物的认知解读。他对汉晋时期的入山求仙方术、道教四纵五横观念等问题的探讨，无不建基于考古出土的宗教性文物与图像，目的在于尽可能还原早期道教在民间社会的活动状况与影响力。他用八个专题性研究构建了一个阐释体系，使得我们对秦汉至六朝时期中国道教的酝酿创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民间影响有了具体生动的认识，展现了方术与民俗的渗透道教，而道教随之将其理论化和体系化的过程。慢下脚步来静心徜徉于其文字之间，醇厚的早期道教知识才会慢慢融化，使得我们得其真谛。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需要如此谨慎艰苦的阅读，如叶康宁先生的《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则是读来如沐春风的赏心悦目的作品。全书以嘉靖年间发生的《清明上河图》风波为引子，详细探究追述王抒求画、黄彪作伪、汤臣索贿、严氏杀人的风波细节，并对此事件背后的明代书画消费环境及赝品等问题做了初步概述。由此而始，分章进入明代嘉万之际书画消费市场的隐幽深处，从世风、需求、阅市、骨董商、居间人、价格、赝品七方面一一剖分缕析，将彼时书画市场之种种面相描摹得纤毫毕现，有穿越进入古肆庙市的现场感。

初读康宁先生此书，未及读完，就强烈体会到作者文献搜集之辛勤，故叹曰：“在以王权为中心话题形成的古文献基础上，作这个选题的艰难，唯作者深知。有时一个简短的段落或论句，都不知爬梳比对了多少零碎的文献方可得出。该著文后附表翔实，可迹作者辛勤。”此外，书中38幅插图均是相关的古书画、手迹文献、古籍图谱，对于理解正文均具极好的辅助作用。

正如作者所言：“传统史学强调鉴往知来与温故知新，现代史学倡导古今一体与问题意识，都主张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因为对过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将来的选择。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通俗读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注重通过历史来反观现实，解说当下。我们没有必要重复过去，但我们一定要利用过去。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想过在深入历史的同时，为现在的艺术市场提供一面镜子，或者说从历史里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作者的镜鉴意识显然来自传统史学训练的自觉，这是历史学诠释其学科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学以致用”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功利层面的必然要求。然随着民族国家与现代社会架构的建立，古代史研究“资治通鉴”的政治借鉴价值已然弱化，其作为今日世界了解人类往昔生活的知识探究体系的性质日益增强。由此，用勾画大线条的方式去“通古今之变”的所谓规律性探索就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是空疏无物、百无一用。而通过使用过往历史学研究所忽视的材料，如图像、出土文物、非主流文献等，将我们想知道但历史文献未曾完整系统描画的缺失部分描述出来，补上历史拼图中的空白点，则成为现时代的一个主流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