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历史学人走进田野在今天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尤其明清以降地方社会的研究者，更需要走近历史现场，才能更好地感知过去发生的一切。8月6-20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民地中心）组织学员，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田野调查，深入到浙西南山区遂昌县，开展全方位、普查式的调研，笔者有幸成为调研成员之一。民地中心于今年上半年成立，冯筱才老师担任主任，李世众老师担任副主任，浙南田野调查是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型调研活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围绕着口述史的整理与民间文献的搜集两项工作展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在历史书写中失语的普通民众，也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大潮的波浪之间都曾随之沉浮，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才能理解宏大叙事之外的那些历史细节。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还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历史。但遗憾的是，学界这些主张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乡村的历史大多都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开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地方上保存的大量民间文献也处于消亡状态，许多珍贵的文献缺乏相应的保存条件，而且其重要性大多也没有被保存者所意识到。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抓紧开展口述历史和地方文献的抢救工作。

“信任危机”

老人无疑是口述史的主要访谈对象，老支书、老教师、老会计、老军人、老医生等有过特殊经历的老人更是我们访谈的重中之重。但口述工作的开展远比想象中要困难，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语言交流问题。遂昌地处浙西南，广义上属于吴语区，由于明清以降涌入了大量福建客家移民，方言中又带有一些客家话色彩。面对只会讲方言的老人，我们除了求助带路的村干部以外，只好口手并用，反复确认，努力理解受访者要表达的意思。发动村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做翻译倒也是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很多老人讲的方言，连他们自己的孙子孙女听着也是一头雾水，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外乡人了。

访谈现场

除了语言不通之外，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不愿合作的受访者，面对我们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不记得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问及关键问题更是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防备。挖掘民间文献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困难，听到最多的是“没有留下来”、“‘文革’都毁掉了”、“你们要这些东西要干嘛”。甚至有一次已经和受访老人沟通好，开始抄录家谱内容了，老人的儿子却从外地打来电话，称外人看了家谱会遭灾，我们只好连连道歉，很是尴尬。

如何建立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冯筱才老师一早就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大家。首先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村干部带路的话可以让他帮忙沟通，向村民介绍我们的工作；其次应当激发亲近感，可以聊一聊受访者家族的名人，或是建立可能的生命联系，让受访者能够供应知识，体现出受访者的价值所在；再次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对村庄有所了解之后再进村访谈，否则受访者要一再介绍村庄的共识性知识，难免会有厌烦情绪；声明自己的工作性质也是必要的，向被访者做版权保证，有时可能给一张名片比解释半天更有效果；建立互惠关系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面对一些残破的文献，可以介绍一些保存文献的方法，或者是拍照之后为他们提供电子版本，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总之是要充分尊重受访者，带着诚意去开展调查活动。

生计模式

当然，总体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少数，更多时候感受到的还是当地人民的淳朴和热情。我在大桥村村口廊桥上和当地村民交流时，一位老爷爷主动坐到我身边和我聊起天来，听说我也姓叶的时候，老人家激动得拉着我的手就要带我去他家喝茶，又说起我来自福建、太公也是在乡间行医时，老人家更是大呼有缘，要我在他家吃了饭再走。半个月的调查中，几乎每到一家，主人都会沏上一杯茶，一般说明来意后，受访者也都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

许多村庄都散落在山中

李世众老师一再叮嘱我们，不要有所谓“科学的傲慢”，应当放低姿态，学习当地的知识体系。简单了解受访者的生命史是我们开展访谈、向老人学习的第一步，根据老人在回忆生命史过程中透露的细节，再接着询问经济生活、族群状况、信仰体系等一系列内容。

遂昌县山深林密，尤以种植毛竹、茶叶、水稻等作物为多。我们访问过的老人绝大部分都有务农经历，对于以往的生计模式、农村商业网络他们自然是再熟悉不过。当然访谈时不能劈头盖脸就问：“你们这里的生计模式是怎么样的呀？”冯老师强调的访谈提问时的“三化”原则——细节化、具体化、日常化，就是要我们用最能被村民理解的语言与受访者沟通，挖掘细节。比如询问生计模式，可以问问以前种些什么东西、收成怎么样、一家人有多少田地等等；要了解商业网络，可以讲讲去哪里赶集、日常用品从哪里买、自家种的东西卖到哪里去之类。

在田野第二天访谈的吴老先生，讲到他自己在王村口乘船直达衢州的事情，我们便抓住机会问到了乌溪江的航运问题，顺带牵出了当地“福建移民——木材贸易——天后宫建设”一连串的故事。许多自称为“福建子”的移民后代，在日常的方言交流中还带有浓厚的福建口音，被当地人称为“福建腔”。来自福建的这些移民在王村口镇乌溪江畔建设了天后宫，以祈求木材航运顺利。这种被称作“艄排”的木材运输方式，在南方山区似乎都可以见到，木材商人雇工将木头从山上扛到江边，再将木头数根直放、一根横放钉在一起，运输者自己坐在木排上便可以顺流而下，从王村口镇出发的木排通过钱塘江水系甚至可以一直到达杭州。如今在山林间乱石阻塞的小溪流，在半个世纪之前还保存有数百年来修建的堰坝，每500米左右设置一处，抬高水位，原本无法成为运输渠道的小溪流便成了木材出山的通道。

族群与信仰

了解当地的族群情况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遂昌有不少畲族聚居区，但从我们的所见所闻来看，当地的民族界限似乎不如想象中那样分明。除了畲族自己特殊的“始祖盘瓠”传说之外，无论是家谱、契约之类的文书，或是老宅、祠庙之类的建筑，总的来讲与当地其他文书、建筑并无太大差别。畲民从来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世界里，他们自移民之始，便处于与汉族杂居的环境中，说汉语、写汉字，至少在日常交流上与当地汉族居民并无二致。当然，民族与民族间的影响作用也不全是单向的，同样有汉人学说畲语。我们听说有一位汉族师公（当地人对“民间法师”的称呼）便会在给汉族人作法时说汉语方言，而在给畲族人作法时说畲语。

畲民老宅与当地汉族民众的老房子并没有太大区别

另一项在田野中的调查重点是民间信仰问题。当我们看到那一座座散布村头的社殿时，惊讶地发现，明初的“里社体制”可能对乡村生活仍有影响力，但经过六百多年的变迁，原先只供牌位的社殿中，也叠加上了颇为复杂的信仰结构。除了社殿外，体系纷杂的民间信仰也很有意思。我们在路上就听到了苦菜婆作法“开阴刀”帮信徒切去肿瘤的事情，讲述者正是患者的儿子，当他告诉我们苦菜婆不是一个虚幻的神明而是一位实际存在的人时，我们一行在震惊之余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老师后来“批评”我们，听到这些离奇的说法不应该戴着唯物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抛开其中的荒诞成分，我们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更应当关注的是这些故事、信仰产生的背景，应当思考的是这些信仰如何进入乡民的精神世界，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角色？

几乎每个村都有社殿，但其中供奉的神明已经混杂了多种信仰成分

8月13日，田调班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石练七月会，老师放了一天假，让大家都有机会亲身体验一番。据说，石练七月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时，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因每年七月举行，故称七月会，是当地农民庆祝丰收和迎接蔡相大帝出巡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当地人习惯将毗邻的小村称为“坦”，石练周边就有“石练十六坦”之称，整个七月会持续十余天，便是在这十六个“坦”中巡回举行，其中又以石练镇上的巡游最为盛大。

13日当天一早七点多钟便有抬神队伍开始巡街，由四名大叔扛着的神像据说是第十二位蔡相，而全部二十四位蔡相的牌位紧随其后。在整个村子都巡游一遍之后，蔡相被迎到这天的“住处”，而游街队伍仍在继续，彩车队、腰鼓队、旗袍队，当地民众全都亲自上阵，参加到这场“演出”中来。七月会可以说是当地信仰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自2005年重新开办以来，七月会先后被认证为县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新世纪重生的七月会，传统信仰仪式的色彩逐渐隐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方传统文化活动被保存了下来。

七月会上也少不了小朋友的角色

最特别的田野体验

在浙南山区的这半个多月，每到一地基本上都会有村干部带我们进村，虽然大部分村干部都热情相待，帮助我们解决语言沟通、信任问题，但也有一些干部实在太忙，无暇顾及我们，只能帮我们再去联系其他热心村民。在没有村干部帮忙接送的时候，交通问题也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组就曾坐过村民的小卡车，因为车厢只能挤下三个人，我和另一位学员便站到了车斗上，一路听着大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这也算是我最特别的田野体验了。

站在小卡车的车斗上一路飞驰，甚是拉风

我们进入田野的这段时间正是暑气未尽的时候，考虑到气温太高，我一开始只带了短裤，没想到山里的蚊虫狠狠地给了我一个教训，第一天下来，小腿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的小包，苦不堪言，赶紧赶到镇上买了一条长裤，才有所缓解。一些小伙伴因为接触的文献年代太过久远，对纸张过敏，手上长起了疹子。还有好几位因为天气过热而中暑。我们这只是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考察，这样一对比，真是对那些长期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们佩服不已。

总的来说，这次田野调查之于我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冯筱才老师和李世众老师每天轮流带队，亲自示范访谈技巧，带领我们寻找文献。一同吃饭的时候，老师带领大家回顾当天工作的得失，每天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但积累下来也确实增益不少。到了晚上，老师们还会召集大家开会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并交流各自的田野经验。最后几天，例会更是添加了史料实习环节，每个小组把自己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和大家一同研读。在田野里读文献，我还是头一次经历，看到文献中出现的地名正是自己当天去过的地方时，真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更重要的是，这次田野教会了我要打破常识，撕下那些标签化的认识：村口并排乘凉的大爷可能在“文革”时是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两派，最偏远的村子里衣着朴素的农人或许是位千万富翁。要以“旁观者”的姿态进入田野，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地预设下种种条件，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乡村社会。同时，两位老师一直强调“总体史”视角，就像李世众老师说的：“不仅要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我们不止要听故事，更要把故事放在整体的历史中去思考，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去理解村落的生命历程。”

以前听到历史学人高谈“人文关怀”，我总是不太理解，至少没有切身体会。这次一路走来，才真的感受到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的波澜壮阔，一位位伟大的小人物最终构成了我们的“大历史”，或许这才是田野真正教会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