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能否用暴力打击种族主义；智能手机毁了一代人

应该用暴力打击种族主义吗？

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后，是否应该以暴力回应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的问题被摆上了台面。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8月12日，白人至上主义者为了抗议该市移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像而进行集会，与抗议人群发生暴力冲突。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开车撞向人群，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事后，特朗普一度表示“双方”都有责任，这种将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的反对者同等看待的做法招致激烈批评。

但辛格认为，特朗普的评论可以有一种更为善意的解读，与其说他是把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反对者同等视之，他的意思可能是双方都应该为暴力的发生而受到谴责，因为他提到，一些左翼人士“手中握着棍棒，挥舞着棍棒”，“他们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辛格指出，尽管特朗普的发言无视了双方行为严重性上的不同（抗议者并没有开车撞向人群造成死伤），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些左翼人士确实用棍棒袭击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其中有一人离开公园时头上在流血。尽管这则报道指出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非暴力的，但在一篇相关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介绍了一个自称为“antifa”（出自短语“反法西斯anti-fascist”）的松散左翼组织的发展，这一组织已经做好准备用棍子和拳头打击新纳粹。

该组织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需要用暴力来保护非暴力”，“现在显然已经到了有必要（使用暴力）的时候了”，一些成员认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激起了对少数群体的仇恨，导致少数群体的成员遭遇暴力，在这种情况下，用暴力来阻止白人主义者就不是不道德的。《纽约时报》也采访了反对暴力、严格遵循民权运动中非暴力形式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先例的反种族主义行动者，但antifa的支持者认为，种族主义者是非理性的、无法说服的，因此暴力才是唯一能够阻止他们的方式。

辛格指出，即使种族主义者中的狂热分子确实是非理性的，但在美国这样只有赢得选举才能获得权力的国家，极右分子只有赢得中间道路的选民才能达成目的。相比起种族主义反对者像街头恶棍一般的形象，有尊仰的非暴力抵抗和有纪律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更有益于向选民们展现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更好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由于大部分州都不禁止携带枪械，在夏洛茨维尔游行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很多身穿迷彩服并携带半自动步枪，如果antifa成员简直以暴易暴，难保棍棒不会升级为枪械。

辛格还提到，一些antifa成员将运动的起源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抗击纳粹的组织。在德国，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纳粹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turmabteilung）”就开始殴打犹太人和政敌，有时甚至致死。为了自卫，左翼也以民兵组织作为回应：美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阵线”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钢铁阵线”。结果就是街头暴力的升级，公众感到法律和秩序趋于奔溃，很多人由此认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重建秩序和稳定，而这正是希特勒希望展示的形象。随着暴力加剧，纳粹的选票上升，最终酿成大祸。如果历史有可能重演，那么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策略来应对，暴力已经被证明是无法奏效的。

智能手机毁掉了一代人？

智能手机对人们生活的改变有目共睹，在青少年中尤其如此。近日，《大西洋月刊》刊载了一篇题为“智能手机毁掉了一代人”的文章，改写自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珍·温格（Jean M. Twenge）“i世代”研究的新书。这本书的超长的副标题详尽地概括了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什么离了网络就不行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少叛逆、更宽容、更不快乐——而且完全没有为成年做好准备，以及这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

温格研究不同世代的人群之间的不同已经有25年之久，通常情况下定义一个世代的特征是逐渐出现并连续下去的。然而在2012年，她突然注意到青少年行为和情绪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千禧一代（略等于80后、90后）的特征开始消失，恰恰是在这一年美国拥有智能手机的人超过了50%。温格把1995年到2012年之间出生的人群定义为“i世代”，他们是用着智能手机长大的一代人，对互联网产生之前的生活没有记忆。2017年的一项针对5000名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他们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拥有一台iPhone。

温格指出，智能手机的到来急剧改变了青少年生活中从社会交往到心理健康的方方面面，无论贫富、种族、城乡，这种潮流席卷了所有家庭。这种变化有好有坏，现在的青少年比起飙车、开派对更喜欢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在身体上变得更安全了。但在心理上，他们比千禧一代更脆弱，自2011年以来，青少年中抑郁、自杀的比例急剧上升。尽管无法用一个单一的因素来定义一代人，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一对双生子引发了多年未见的大地震。有力的证据证明，智能手机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让他们更不快乐了。

相较于之前的世代，独立的诱惑力在i世代的青少年中下降了，2015年的12年级生比2009年的8年级生外出更少。青少年约会、性行为、开车的比例也都下降了。独立不是免费的，过去的青少年会为了获得自由或在父母促使下大量打工，但i世代的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喝酒、约会、在无监督情况下使用时间等方面，现在的青少年18岁像过去的15岁，15岁像过去的13岁，童年一直延伸到了高中。

青少年之所以延迟承担成年的责任和享受成年的快乐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经济形式的变化、家庭教育都与之相关。由于今天的青少年的社交生活是在手机上展开的，他们也更愿意呆在家里。尽管他们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多了，但跟父母的关系却没有更亲近，而是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上无视家人的存在。

同时，i世代的青少年和朋友见面的次数也变少了。然而，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资助展开的全国性调查《监测未来》显示，进行屏幕活动的平均时间更长的青少年更可能不快乐，在非屏幕活动上花时间更长的青少年更容易快乐。尽管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许诺把我们和朋友们联系在一起，但数据显示，i世代是孤独无着的一代人。并且，在屏幕活动上花时间更多的青少年更可能报告抑郁症状。8年级生中，社交网络的重度使用者抑郁的风险高出27%，而参加体育运动、宗教活动甚至花更多时间写作业的青少年抑郁的风险都有显著降低。

对于使用智能手机和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温格认为，由于社交网络能够时时刻刻将青少年们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他们被对于被排斥的担忧。尽管青少年和朋友当面聚会、开派对的次数变少了，但一旦聚在一起，就会在各种社交网站上持续纪录聚会活动，那些没有被邀请的青少年会清楚地知道。因此，觉得自己被排斥的青少年的比例急剧上升。这种情况在女孩中更严重，2015年，觉得自己被排斥的女孩增加了48%，男孩则是27%。社交媒体还会在青少年发布状态后焦急等待评论和点赞的过程中征收“心理税”。女孩遭受网络霸凌的可能性也更高。

另外，智能手机也在严重剥夺青少年的睡眠。2015年，睡眠不足的青少年与1991年相比增加了57%。仅仅是从2012年到2015年的四年级，每日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青少年就增加了22%。睡眠剥夺和很多问题都有联系，包括思维和推理能力下降、更易患病、体重增加和高血压，同时也会影响情绪。

温格还指出，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青少年如何经历青春期，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带来的影响会延续到他们成年之后。曾患抑郁症的人中一半以上会复发。青春期是发展社交技能的关键时期，由于现在的青少年和朋友见面的时间变少了，他们练习社交技能的机会也变少了。在下一个十年，或许很多人在特定情形下只知道什么是合适的表情符号，却不知道相应的面部表情。

要在这些无比习惯了时刻上网的青少年身上限制科技的使用是不现实的，不过，温格看到了一些有希望的迹象，一些青少年开始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智能手机联系起来了。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在和朋友见面聊天时，朋友一直盯着手机而不看自己而感到受伤。

应该让Facebook提供全民基本收入？

8月初，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称，社交网站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希拉·陈聘用了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一位原高级顾问、希拉里·克林顿的首席策略师乔尔·博纳森作为两人公益机构的顾问，关于扎克伯格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传闻再次甚嚣尘上。上周，《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专栏作家约翰·桑希尔的“为什么应该让Facebook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一文，恰好可与扎克伯格竞选传闻相互参照。

桑希尔指出，为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的想法确立了一个原则：每一位公民都是受到重视的社会成员，有权分享社会的集体财富。而自自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首次阐述这一主张至今500年来，这一直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反对意见可以概括为两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钱？我们怎么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制度？

但桑希尔以阿拉斯加为例，说明设计一套可行的基本收入机制并非不可能。1976年，阿拉斯加的选民投票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用该州石油热潮带来的财政收入为资金来源设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几年后开始向每个居民发放分红。过去十年前，根据基金业绩，每年向居民发放了878到2072美元的分红，不仅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懈怠，而且日益受到居民的欢迎。

桑希尔在文中说，扎克伯格上月访问了阿拉斯加，赞扬了该州的社会项目，表示在大量岗位将被新技术取代的时代需要新的社会契约，基本收入可能是答案的一部分。桑希尔指出，扎克伯格应该将自己的言论化为实际行动，建立一只Facebook永久基金，为一个更加广泛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提供资金。因为Facebook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数据，而这些数据是用户在不知不觉之中免费提供给Facebook的，Facebook把数据卖给广告商并从中获利，因此用这些收益来为社会作出贡献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