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史】一所未曾诞生的“著名”大学—20世纪20年代筹办“杭州大学”始末 马叙伦曾为校董

提起杭州大学，很多杭州人都知道在杭州杭大路北端、天目山路北曾经有一所叫做“杭州大学”的高等学府，其地自1998年四校合并后改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从1958年创校算起，杭州大学总共存在了40年时间。借用佛教轮回的说法，这是杭州大学的今生（其实已是前世）。近些年来，有学校颇有改称杭州大学的冲动和行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未成，所以现在尚不知杭州大学的来世如何。既有今生，当有前世，本文就来说一说90余年前一群学界名流筹建“杭州大学”的尘封往事，那所未曾诞生的“杭州大学”，大概可以算作杭州大学的前世罢。

不过在说到正事之前，还得说说有关杭州大学之名的另一件事。前年，笔者在编《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时，无意中在之江大学学生上课登记单上发现之江大学的英文名是HANGCHOWUNIVERSITY，翻译过来就是“杭州大学”。案之江大学的最前身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创设的崇信义塾。同治六年（1867），义塾迁到杭州，后改名为育英义塾。宣统三年（1911）二月学校迁至六和塔旁秦望山新校区，并改名为之江学堂，之所以取名之江，是因其地位于钱塘江大拐弯处。民国二十年（1931），学校改名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抗战期间外迁，战后回迁。民国三十七年（1948），学校又改名私立之江大学。因为是教会学校，办学资金多系在美国募集而得，募款需要宣传，“之江”之名美国人不易明白，学校名中的“之江”就概用“杭州”的威妥玛拼音写法HANGCHOW代替，所以之江大学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杭州大学。这或许可以说是杭州大学的另一个有点特别的前世。

筹办之缘起

筹办杭州大学的动议最早是在民国九年（1920）提出的。当时有一位省议员在省议会开会时提出了这项建议，但当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并未形成决议。一年多之后，民国十年（1921）11月浙江省议会才向浙江省长公署正式提出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由提出者的身份即可知道提议中的杭州大学并不是一所杭州的大学，而是一所浙江的大学。考察民国浙江教育史可以发现，浙江号称人文渊薮、文物之邦，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并不发达。浙江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由杭州知府在省城蒲场巷创办的求是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旨改名求是大学堂，二十八年（1902）再改名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辛亥（1911）杭州光复后，浙江高等学堂校舍为财政厅借用，图书、仪器之物悉迁至省两级师范学堂内，借其后进之一部分为校舍，勉强维持教学。民国二年（1913），部令废止高等学堂，停止招生。到1915年，原有学生悉数毕业，浙江高等学堂遂告结束。此后一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行大学区制，成立国立浙江大学（由第三中山大学易名）的10余年时间里，除教会学校之江学堂外，浙江省并无一所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浙江乃至一些全国教育界人士（多为浙人）对浙江高等教育的这种现状很不满意，非常希望能够在杭州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是浙江省议会提出筹办杭州大学的背景。

其实，早在民国七年（1918）4月，浙江省教育会就向省议会呈文请求设立浙江大学。会长经亨颐在其起草的《陈请省议会设立浙江大学文》中首先说到浙江高等教育落后之现状：

浙省自光复以来，高等学校业经停办，所可称为高等教育者，仅有法政、医药两专门学校，然且皆别系而非正宗。近来中小学校日见增多，莘莘学子，欲求纯粹高深之学问，靡所适从。际此科学竞争时代，而浙中学务简陋如斯，揆之时势，既嫌未合，按诸地方，尤多缺望。

经氏接着陈述了浙江无大学的四个弊端，也即设立浙江大学的四条理由：一是文化之衰落。“浙江学风，素称精粹。自晚近无大学之设，生生小子，局于浅近，限于小就，不复能极深研几，以求至当，间有询以婺学渊源、姚江学派而不甚明了者。余可概见，非教育之不良，教育程度限之也。长此以往，何堪设想？”二是学生之虚耗。中学毕业生赴外地求学不容易。不少优秀之才“乃因此中止，等于虚耗，戕贼青年，斫丧学子，暗中损失，殆未可以臆计”。三是人才之消散。“浙中高等学校既如此缺乏，于是闳硕之儒、俊彦之师相率他往，不能安于故乡……皆由无大学以容纳之也。夫人才者地方之精华也，人才日渐其消散，地方又安怪退化。”四是教育权之旁落。“吾浙无自办之大学，而外人所设学校，则固有大学在焉，外人尚如是热心，吾侪能无抱愧？教育灌输，无分畛域，而精神上之影响，亦未可忽视，潜移默化，端贵扩张。”这后一条有民族主义的味道。经氏最后提出设立浙江大学的四条办法大纲：

（一）浙江省会地方设立浙江大学一所，其经费由省款支出之。

（二）浙江大学遵照修正大学令先设文理两科，本年度应先办预科。

（三）浙江大学预科学生，遵照部令专收本省中学毕业生，但入学时应先经试验。

（四）此项预科应支教职员薪修及一切费用，以前高等学堂决算为准，俟明年逐渐推广，开办费另定之。

经氏的这四条建议是很粗略的，所以只称“办法大纲”，而按其建议，本年（1918）就要创校招生，却对如何创办一项付诸阙如，可见对事情的艰难程度似估计不足。其实在当时条件下创办一所较大规模的大学谈何容易，更不必说马上就能办成。但经此提议，在省城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遂渐成学界共识。1919年在《教育潮》创刊号上又有人撰文向省议会提出创办浙江大学的建议。这个建议虽得到省议会的重视，但在当年夏天省议会开会讨论有关议案时，多数议员担心办大学会增加大笔财政支出，从而影响自己加薪，竟将此议案给否决了。但省议会对此议案颇为执着，两年多后的1921年11月19日，浙江省议会开会讨论“归并师专各校改设大学案”。当时省城除一师外，还有医药、法政、农业、工业4所专门学校，将此5校合并组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但因此方案牵涉各校利益，一些学生在有人指使下聚集到省议会会议现场闹事，议长逃席而去，此议案遂作罢。而学生的闹事，说明“归并案”行不通。省议会只得另行计议。数日后，省议会通过一项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案，并行文咨请浙江省长公署执行。筹办杭州大学方案自此浮出水面。

为什么将学校之名定为“杭州大学”，而不是经亨颐最早提出的“浙江大学”？其时浙江省并无以省名冠名的大学，新学校取名“浙江大学”是最合适不过的。根据有限的史料，可以大概推测其之所以定名“杭州大学”，乃是省议会另起炉灶、从长计议的结果。因为既名杭州大学，听起来好像是一所杭州的大学，那么省里各专门学校就不会感到有被归并的危险。从下文可见，后来筹办杭州大学的基本思路即是一无依凭，平地起高楼。

筹办之过程

浙江省议会于1 9 2 1年1 1月给省政府的咨文中说到筹办杭州大学的理由是：

浙江夙称文物之邦，计公、私立学校达30余所，已、未毕业学生达万余人，而所恃为升学之地者，惟法、医两校；大学之设置，尚付阙如。本议会审度时势，认为本省有设置大学之必要。

这个理由很简单，可归结为一句话：因为浙江现在还没有大学，所以有必要设置一所大学。好在创设一所大学已成浙江教育界、政界之共识，所以省政府经过研究，于1922年冬决定正式筹划成立浙江第一所大学，校名为杭州大学；同时成立筹备处，由省长张载阳委聘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何炳松、陈大齐等为大学筹备委员，谋划杭州大学筹办事宜。

筹办的第一步是筹备委员们开会讨论筹办事宜。蔡元培、蒋梦麟等委员为此专程到杭会商。但此会后却没了动静，一直到1923年1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由沈定一起草的《筹办杭州大学大纲》，可见筹办工作还在进行着。此大纲共5章22条，对筹办中的大学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大学设在杭州，定名为杭州大学；大学组织机构分为董事会和大学两部分，董事包括常任董事和非常任董事，并对董事人选的资格作了规定；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有筹备开办、募集款项、保管基金和财产、编制预决算、保障经济独立等义务；学校学制以及设科之先后、学系之设置等具体事宜亦由董事会拟具草案，由省政府提交省最高立法机关（省议会）议决后施行；大学完全独立；经费按年从省税中提百分之二拨给，并由省内外人民自愿捐助或由董事会向省内外人民募集捐款。

这份《筹办杭州大学大纲》是一个经省议会议决的正式文件，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当然与两位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有关。这两位一流的教育家都是浙江人，都是杭州大学的筹备委员，大纲虽由另一位教育家沈定一起草，但肯定是综合了包括蔡、蒋在内的多位委员的智慧，由他们安排在北大日刊上发表是合适的。再者北大是当时中国毋庸置疑的最高学府，其《日刊》在当时教育界、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杭州大学的筹办大纲选择在此发表，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对今后办学之实施会有很大帮助。3月26日第1197号《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出《杭州大学章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筹办杭州大学大纲》还宣布了由蔡元培、陈榥、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郑宗海、应时、何炳松、汤兆丰等10人组成的杭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名单，还规定董事会至迟应在1月底前成立。这10人全是知名浙籍人士，绝大部分是教育界中人，所以这份名单应该是很公允的。1月29日下午2时，杭州大学董事会成立会在省长公署如期召开，会议决定启用“杭州大学董事会”之钤记，设办公场所于省长公署内，并公推由蒋梦麟、陈大齐起草杭州大学章程等，由何炳松、应时起草董事会办事细则等，由郑宗海、何炳松、应时三董事负责到杭城江干及万松岭一带选觅大学校址。至此杭州大学的筹办进入实质性步骤。

2月26日下午1时，杭州大学董事会在省长公署内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听取三位董事报告大学校址调查之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凤凰山一带是个理想的办校场所，理由是“该处风景雄壮而优美，四周地势易于扩充，既与城市隔绝，而离城又不远，交通亦便”，所以最后议决以凤凰山北麓万松岭敷文书院原址为新杭州大学校园之基址。3月2日董事会第二次开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杭州大学章程草案等。这次会议审议《杭州大学意旨书》、《杭州大学章程》、《筹办杭州大学计划书草案》等一组文件，所涉内容是大学办学的核心与根本。3月26日，《杭州大学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出，这应该是经董事会讨论修改通过的定稿，只是还需要提交省议会议决。同月，省长张载阳新增汤尔和、汪兆铭、马叙伦、经亨颐、朱希祖、范寿康等人为杭州大学董事会董事，并将名单送交省议会审议，这样连同首批10人，董事总数达到22人。4月，省议会开会。省长张载阳将董事会拟定的《杭州大学章程、学制及计划书》、《杭州大学第一期建设预算书》、《杭州大学民国十二年度常年费预算书》等相关文件提交省议会议决，获得通过。至此有关杭州大学筹办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剩下的只是如何按照办学计划一步步去实 施了。

教育大师们拟制的筹办杭州大学的计划是一份完美的计划。依此计划，杭州大学将分四期筹办，每期二年，从民国十二年（1923）至民国二十年（1931）夏，为期共八年。第一期应办事宜为开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择定校址、编制开校前建设费及常年经费之预算案、建筑校舍、聘定教员、购置图书仪器等；第二期应办事宜为开办自然科学院中数学、物理、化学三系及社会科学院中的哲学系，建筑校舍；第三期主要工作是开办应用科学院中应用化学系，自然科学院中生物学、地质学二系，社会科学中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系，建筑文学院；第四期应办事宜主要有两项：一是开办文学院中国学系及外国文学系中英国文学门，二是开办各院未办之学系。这是一个遵循办学规律、符合浙省实际、适合中国需要的循序渐进的办学计划。八年后的杭州大学将拥有四个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应用科学院以及文学院，院下各设若干系。这种设置既注重高深学术理论之探究，又不偏废社会服务之功能；既注重现代科学技术之研究，又不忘本国国粹之发扬。这真是一个体大思精、脚踏实地、着眼长远的办学规划。

然而，计划虽然完美，思虑多么周密，决心尽管很大，杭州大学的筹办，真正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虽然《杭州大学意旨书》规定，按年从省税中提百分之二为学校基金，且在1923年4月，省长批准在教育经费中列支杭州大学开办费100万元，但实际上董事会能够处置的经费却不多，即使开办费也常被挪用，至于所谓的常年经费更无着落。按照蒋梦麟在《杭州大学意旨书》中所测算，议决按年从省税（总额约300元）中提取的2%的办学基金，不过6万元，实在是少得可怜，且以此提取额加上6厘的年息，要到100年后才能产生36万元的固定常年经费，实在是远不济近。杭州大学办学经费之短绌于此可见一斑。1924年9月江浙之间爆发齐卢战争，军政各费激增，以至现有学校场馆的经费也大多无着，更甭提杭州大学的筹办经费了。再由于政局的动荡、省教育界内部的派系矛盾，致使筹办事宜无形中陷于停顿。1926年7月，省教育厅请省长召集杭州大学董事会开会，以便继续着手筹办杭州大学事宜，但省长公署以大多数董事任期已满而拒绝召集开会。这说明此事已不在省行政长官的议事日程之上，一时颇引人注意的筹办杭州大学之事已告终结。

董事会成员蒋梦麟在其拟定的《杭州大学意旨书》说到筹办大学有“三难”，第一“难”即是“政局未定，库藏空虚，筹费不易”，可谓不幸而 言中。

办学之理念

杭州大学虽然最终没有办成，但由国内最杰出的教育学家所拟制的《杭州大学意旨书》、《杭州大学章程》、《筹办杭州大学计划书草案》等文件，由于其中所秉承和揭橥的现代国际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成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宗旨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纠结于国人心中的问题。且看杭州大学的设计师们是怎么回答的。共十七章九十二条的《杭州大学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即申明杭州大学之宗旨：一是发展高深学术；二是养成对于国家及本省服务之人才；三是整理及研究本国固有之文化及自然界事物；四是利用本省自然之事物发展本省之利源。这是一个非常平实的办学宗旨，没有任何能够让今人激动的语言，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拔高，更没有如今争创什么一流之类的口号式表达，有的只是一种低下头去默默耕耘而不问收获的踏实。

只有18个字的第三章“权利”的表述更是体现了民国学界的做派。文如下：“本大学完全独立。（1）学术自由；（2）经济独立；（3）学校行政独立。”这或许是大学章程中最简短的权利表达，但肯定也是最有力的权利诉求。区区18个字，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词：“独立”与“自由”，而“独立”一词竟出现了3次，占用了全部表述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第一个“独立”之前还有“完全”二字。

大学教育之独立最关键的是行政独立，只有行政独立了，才能保证经济独立（经费管理之独立）和学术自由。杭州大学的筹办董事们主张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经费由其直接负责管理，会计长由董事会选派，掌管一切收支事务，对董事会负责；学校具体行政事务由校政会议全权负责；大学校长须由教授互选产生，任期一年，全权负责教务，对学校收支有监督之权。依此建立的是一个“划分职权，各司所事，殊途同归，共谋大学之发展”的良性的学校管理体系，这样学校之“学术自由，经济公开两者，各得其道矣”。

董事蒋梦麟认为办大学有“三要”：

仪器不完，不可以言发明新理；图书不备，不可以言深求知识，故图书仪器之设备，须求丰富，一要也。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一心志，故崇视教授之地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此“三要”是蒋梦麟等筹办杭州大学的指导思想。本此思想，他们提出了许多先进的办学理念。如在未来杭州大学学校经费的分配上，他们主张“图书仪器之设备费，至少须占全校经费之百分之四十，薪水及行政费，不得超越百分之六十”。这里须有个比较，当时我国专门以上学校，薪水及行政费二项，以一般而论，大概占全校经费90%以上，甚至有高至97%以上的，浙江省的中等学校竟占99%，这势必造成学校“设备枯窳，教员既无增进学业之机会，而学生求学，又限于口耳授受”之局面，那么“中国学术衰落之理由，不言而喻矣”。由此可见，杭州大学的这个经费分配比例是很具前瞻性的。

再如在学科发展上，他们主张：

以专精为主，故但求从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从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若精专一科；不设科则已，苟设一科，必求达最高之标准。如此，方足以发展高深之学术……既主张从纵的发展，故于设科，不得不有先后之序。择其最要者先设之。自然科学为我国所最缺乏，亦所最需要者，故先设自然科学。然自然科学范围亦甚大，设备费较巨，故不得不先酌设自然科学院之若干系，旁及人生所必需之他项课程若干门。

又如他们主张“教授治校”：

吾国办学，向来重视校长，而不重视教员。但一校之学术，出自教员而不出自校长。故同人主张以学校行政与学术之权畀诸全体教授。校长由教授互选，所以选教授治校之目的也。设讲座制，所以厚待遇而崇学术也。畀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之阻挠也。本大学既以发展学术之全权付诸全体教授，则教授之责任重矣。

在教员培养及教学方式上，他们主张：

讲座教员及讲师继续任职满五年以上者得请假半年支全薪，全年支半薪；讲座教员继续任职满五年以上者得由本校或请本省派送留学，作专门之研究，期限至多两年，在留学期内得支全薪。

授课与研究之时间，须有相当之分量。又一般课程与专门研究，亦须有相当之分配。同人等主张大学四年之中，以前二年为一般课程，授予人生所必需之知识及情感的陶冶，与夫预备专门研究之基本知识，智育与美育并行。后二年为专门研究，以求专精一艺，备丰富之图书与仪器，为研究之工具，教员以平生所得之经验，躬自指导。

还有对凤凰山麓校址的选择，也体现了教育家的匠心独运：

西湖秀美，之江雄伟，固闻名于国内外者也。故本校选择校址，第一必兼有两者之胜。第二必历数十年或数百年而有扩充余地。第三须与城市隔离。第四须有一大部分为公地。同人等以此为标准，择定凤凰山为校址……本校校址，以凤凰山为主体，旁及附近各山。面积可数千亩，且官地甚多，足资推广。其地带江襟湖，登山四望，鸟瞰四境，一日之间，旭日初升，夕阳西沉，均无障目之物；钱江怒潮，西湖游艇，万家烟火，附岸云树，均历历在目。诚天然胜境，修养身心，研究学问之佳地也。

不必再引述他们所提出的其他主张，仅就以上种种而言，其办学理念之先进已足令今人惊叹的了。一言以概之，他们所提出的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浙江省情的办学思路，是最符合大学教育规律、最适于大学学术发展的，也是今天为国际学界所公认和实行的办学理念。

社会之反响

杭州大学是当时中国的省议会决议筹办的第一所大学，所以甫一提出，就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1920年浙江省议会有议员提出建立杭州大学的动议后，一个署名燕生的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撰文提出对于杭州大学的希望：

浙江省议会里有人提出建立杭州大学的动议，我们听了颇为欢喜。因为目前的教一项，实在万万不可再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了。高等教育尤其是应当养成一种发挥学术的学府的形式，所以更不应当限制设立的数目和条件……浙江的省分，以人才说，以经济说，都应当有自办大学的必要，不知为什么缘故，以前一般学者都跑到省外去，不肯回头看看自己省内的事情。现在中央集权教育制度的迷梦总算打破了，大家晓得教育是地方自治的事业，因此才有了创办大学的提议，这是浙江人的一种觉悟，我们应当替他鼓掌……我们虽然说恶教育总胜于无教育，但我们终久希望杭州大学的前途要朝着新的方面、理想的方面走，不要弄到末了，变成一个藏垢纳污的养老院。

这位作者肯定是浙人，他对杭州大学的希望却不仅仅局限于浙江的利益。在当时北洋政府实行教育集权的情况下，他把浙江动议自办杭州大学之举视作浙江人对教育地方自治的一种觉悟和对中央教育集权的一个突破。这个赞许与期望不可谓不高。不过其时创办杭州大学之事还只是嘴上说说，要是这位作者后来读到蔡元培、蒋梦麟他们拟定的筹办文件，还真不知欢喜和赞叹到何等程度呢。

浙江作为一个文物之邦，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创办一所地方性的大学，既是当时全省知识界的共同期盼，也是沉闷已久的全国教育界的一个兴奋点，何况浙江省官方聘请蔡元培、蒋梦麟、何炳松诸位当时国内一流的教育家来筹办杭州大学，其本身就是一件颇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1923年1月30日《申报》即对前一日的杭州大学董事会成立会作了报道。董事会拟定的有关筹办文件在蒋梦麟的安排下先后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是对筹办杭州大学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时任北大教授的吴虞在1923年3月27日（阴历二月十一日）给吴玉章寄了一封信，特地附上昨日《北大日刊》一张，为的是上面登载了《杭州大学章程》。此可见筹办杭州大学之事在知识界影响之一斑。

还有一些学界名流对杭州大学的筹办表达了鼓励与赞扬。陶行知（时名陶知行）就是其中之一。时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的陶行知在1923年春为杭州大学的筹办写了一封公开信。此信不能确知写于什么时间，但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在董事会发表《杭州大学意旨书》等文件之后。陶氏此信的主题是赞美未来杭州大学校址的天然环境之优美。陶氏很关心杭州大学的筹办，当听到杭州大学校址已经选定时，就想亲自前来看看。不久，趁到杭参观学校之机，在杭州大学董事何炳松的陪同下，花了半天时间对选定的校址周围考察了一番。这一看不得了，竟让他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他在信中说：

我一面看一面问，中国还能找出第二个像这样好的大学校址吗？不独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像这样的校址，能有几处呢？我方到敷文书院前面的时候，还不觉得十分奇特，但越走上去，越觉得它的妙处。选择这个校址的人，能从敷文书院大胆地将它一直伸到凤凰山顶，包到凤凰山后，这是何等的魅力，何等的眼光！

陶氏之所以如此赞叹，与他的教育思想有关。“生活即教育”是其教育思想之核心，此思想延伸之一点是强调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大学校址的选择，他最看重校址环境，因为他相信环境和人格熏陶有着密切关系。由此，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校址应该满足五个标准：

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阔，度量宽宏；四要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要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陶氏将此五个标准去衡量他所参观过的国内20余所大学，比较满意的只有之江大学、东南大学和香港大学三所，其中就天然环境而言，要推之江大学为第一。而当他参观了筹办中的杭州大学的选址，感觉像圆了一个梦：“不料数年来梦寐中之理想大学校址，居然有亲见之机会，可谓有眼福了。”这个校址是如此之尽善尽美，以至于他建议将来各省省立大学的筹办者在选校址的时候，最好先去看看杭州大学的校址。

因为有了一个如此完美的校址，陶氏不禁对杭州大学的前景寄予厚望。他说：“杭州既有这样近于理想的一个校址，又有沪杭铁路为它与外界沟通，应该能够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杭州大学的前途岂可限量？岂可限量？”这个期许应该说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也相信这是能够实现的。陶行知还说：“校址已经选定了，如同做母亲的怀了孕，已经把未出世的小孩子所要坐的摇篮都预备好了。我们来做客人的，指望它早日添丁，使得我们也可以得几个红鸡蛋吃。”但他同时隐隐有点担忧：“若只为省钱的缘故，就不惜将已成之胎打将下来，这就要叫我们大失所望了。”

事情的结局果真被陶行知不幸而言中。这个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杭州大学终究没有办起来，依陶氏的说法是这个杭州大学的胎儿被人工流产了。自然，陶氏眼中那个尽善尽美的校址也就成不了大学校园。90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杭州人，对此是否会感到有那么一点可惜或遗憾呢？

原标题：《【杭州文史】一所未曾诞生的“著名”大学—20世纪20年代筹办“杭州大学”始末 马叙伦曾为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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