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将文学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小说

 “现代”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就已存在；它有助于哲学家和艺术家与以往时代划清界限，从而为新的发展提供历史空间。但是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来说，“现代”这个概念似乎是一个经久不变的广义名称。

现代艺术是如此强盛地从过去时代脱颖而出，以致它强烈地冲击了迄今为止的美学规则。所有艺术种类都在寻找新的建构方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的美学提纲中所写下的，都在现代艺术中得到了证明：“理性只有一个，并在一切中相同：但是如同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自然和他独特的爱那样，他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诗情。这些必须留给他，只有这样，他才确定那个人是他自己，才有某些原本只属于他的在自身之中的。 ”面对来自外界的，诸如技术、技术的可再生产性、消费的需求、电影和电视的生产、艺术和书籍市场的挑战，艺术以一种迄今为止未被认知的不安全感和要求更多自主权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最初反应，因此产生了一些内容和艺术性都有着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趋向和潮流，它们相互接替，也相互排斥，开始了充满矛盾和挑战的伟大进程，正是这个进程孕育了一个划时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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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传统，在现代小说中得以传承。但是为了激起广泛的读者群对心理、文化哲学和社会批判问题的关注，现代小说拓展了语言作为叙述工具的应用。这就使现代小说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直接反射时代问题的镜子，同时也对文化意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德国的现代作家中，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和他的兄弟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获得了国际认可和荣誉。海因里希·曼从一开始就将文学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和《臣民》（Der Untertan）这两部小说，就是对世纪之交威廉社会的一种严厉清算。但他在小说中还是保留了一种象征着未来的信号，由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和戏剧，都刻意表现了这些信号。他与弟弟托马斯不同，他的小说中有一种较为极端的政治思想。

托马斯·曼的作品涉及综合性的内容领域，比如19世纪末期的市民文化，艺术家的自我形象，教育的过程，德国从君主制到民主制、再到专制的历史发展。在流亡中，托马斯·曼指出纳粹的危险性，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他是德国散文领域伟大的魔术师。他创作了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魔山》（Der Zauberberg）、《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以及中篇小说、演说和随笔。

不管是描写人对宗教哲学的着迷，还是疾病和音乐对人的影响，托马斯·曼都运用讽刺性的写作风格，为他极其细腻地描写人的意识流赢得了自由回旋的空间。托马斯·曼认为自己属于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后继者的行列，他从他们中看到了坚守典型德国精神——以及它的优势和危害——的榜样。托马斯·曼是以怎样的方式将那些历史事件引进他的小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描述：

那儿突然轰鸣起来——

但羞愧和胆怯阻止我们，哪怕发出一丁点儿的声音，去叙述那轰鸣的事件。现在只求不张扬和不招摇，没有吹牛和大话！与这气氛相应的是，有人在说，那只是雷鸣；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由病态的冷漠和烦躁不安长期聚集而成的邪恶的爆炸声——一种历史的轰鸣，它以沉闷的声音敬畏地说，那震撼着大地根基的轰鸣，对我们来说，却只是霹雷的轰响，它炸开了魔山，把睡鼠粗暴地赶出门外，睡鼠惊讶地坐在草地上，揉揉眼睛，就像一个尽管得到过许多警告，却忽视了去读报正视这些警告的男人。

                       ——《魔山》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则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立场。他也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却同时明确宣布与心理学脱离关系。三部作为遗作的小说《美国》（Amerika）、《诉讼》（Der Proze）和《城堡》（Das Schlo），以及众多短篇小说、日记、信件和笔记碎片，主要描写了人类生存所遭遇的威胁以及由此造成的绝望。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发现了他，并要求他为自己所用。他的作品往往是多义的，因此也招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等解释。

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是对荒诞的解密、比喻和揭示；但尽管如此，命运却仍然高深莫测。受卡夫卡小说表现视野的影响，现代小说获得了重要的创作源泉和动力。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的作品享有特殊的文学地位。他在分为许多独立章节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分析了欧洲社会的意识，是怎样没有预料地走向灾难的。小说语言精确，经过斟酌，也穿插了沉思。小说的目的是想指出，那个现代的不再有个人特征的人，也就是那个没有本质特征生存着的人。可以这么说，他将接受一切，而不会对这一切做进一步的确认。在社会的现实中保留一个拥有可能性的世界，是这部作品伟大的乌托邦式构思。

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在其内容广博的小说《梦游者》（Der Schlafwandler）中，描述了价值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现象。布洛赫在小说中表现出，丧失良心的人怎样在社会变动中赢得社会优势；并运用心理分析的知识成果，在小说中对迄今为止普遍为人接受的人的形象，提出了质疑。布洛赫的语言，不再是叙述性的，而是一种随笔和观察视野不断交替变化的描述。他的主要著作《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就是用一种有着赞美诗般的韵律的语言写成。这是一个伟大的幻象独白场景，显然是为了展现，人是怎么在死亡的恐惧中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是散文式和格言式文学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劳斯在维也纳创立了一份论战性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通过这份杂志，为运用一种具有可信性的语言和为一个对政治负责的公众领域而斗争。图霍尔斯基在柏林时曾是《舞台观察》（Die Schaubühne）杂志的工作人员，在其中发表了对魏玛共和国有着尖锐批评的讽刺文章。在他数量众多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只能以少数几个关键词来选出他的代表作。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作品经历了接受各种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所反映的人文主义文化社会，曾是战后人们关注的主题，而他的早期著作，则尤其因为在作品中发现了自我而为年轻人所喜爱。

相对于表现退回到乡村惬意生活中去的文学，大城市和大城市生活的画面则向叙事性文学提出了挑战。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 1878—1957）以他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第一次，并且也许是最有效地成功构思了大城市的生活。小说通过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大城市的诱惑、犯罪、失业和个人的爱情悲剧。

安娜·希格斯（Anna Seghers， 1900—1983）的早期小说，描述了在遭受专制统治的社会里人的极端不安全感。她的小说《过境签证》（Transit）表现的是移民逃亡的命运。她的写作风格是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小说《第七个十字架》（Das siebte Kreuz）综合了时代的沮丧和希望。她在小说的结束语中写道：“我们都能感受到，外在的强力能够多么深和多么可怕地侵入人，直到他的最深处；但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在人的最深处仍有一些无懈可击和坚不可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