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 | 可能性、面向与解释：韦伯被忽视的或然论

可能性、面向与解释：韦伯理论中被忽视的或然论与社会理论的未来

摘要：

马克斯·韦伯作为“诠释论”的文化理论家形象，即人们用来应对无意义世界的意义之网，在今天基本没有受到质疑。本文提出了韦伯社会学的一个不同的形象：而是他们在一个本文提出了韦伯社会学的一个不同的形象：意义不会把行动者带离无意义的深渊，而是帮助他们在一个充满可能性（Chance）的世界里航行。通过从韦伯的晚期著作中找回这一概念，我们提出：社会学家所要理解的秩序（order）的基础不是混乱（chaos）。相反，行动是可解释的，因为人们将自己面向于可能性（possibilities）和概率/或然（probabilities）之间，而这些可能性和或然是真实的但不可知的。在这个框架中，解释（interpretation）和或然性（probability）是盟友，而不是对立面。韦伯系统地使用概率/或然作为概念形成和社会学解释的核心资源，严峻挑战了当前将概率理解为纯粹的统计学、非理论性的观点。我们概述了：当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被理解为植根于“可能性”时，会引起的差异，并指出了韦伯的或然论对当代围绕预测、行动和解释问题讨论的更大影响。

关键词：因果性，解释，或然性，社会行动，韦伯

作者简介：

Michael Strand 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

Omar Lizardo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Strand, M., & Lizardo, O. (2022).Chance, Ori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ax Weber’s Neglected Probabilism andthe Future of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本文作者：Michael Strand, Omar Lizardo

本文比较了韦伯的两种形象：一种将其视为或然论者，认为社会行动根植于期望；一直是今天主流的理解，将其认为是诠释论者，认为人们用意义之网应对无意义的混乱世界。这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根植于对韦伯的客观性概念的误解，以及对社会行动和秩序根源的误解。社会学家致力于理解的客观秩序的基础，不是混乱，而是可能性（Chance）。因为人们将自己导向建构起来的或然秩序，所以他们的行动才变得可解释。因此，解释和有意义的行动在韦伯社会学和当代文化社会学里有着非常不同的基础。

认真看待韦伯关于或然性的系统使用，会揭示出当代理论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所在。对韦伯来说，解释和概率是同盟，不是对手。这一点在韦伯《经济的社会》的第一部分得到论证：可能性的观念不是一种预言式的关切；相反，它是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描述一种行动的形式理论、以及建构社会秩序的关键资源。但是，韦伯关于可能性论述的意涵还没有被充分理解，部分因为缺乏思想史中的哲学或然论（probabilism）的考察。韦伯是从19世纪关于或然性/概率的对话中提取出关于可能性的核心观念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以期望（expectation）或判断（judgment）的形式，间接面对真实存在但不可知的可能性和或然。

因为可能性在韦伯概念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如果不理解这一概念，很难把握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的特征。这些特征描述了由“可能性、或然和风险”组成的客观秩序，这是人们将在每个行动时刻面对的客观秩序。这种秩序的客观性不是外生的。相反，客观秩序被预期性的行动所持续建构，而这种行动又被或然性的期待所塑造。对韦伯来说，人们以客观可能性（Objective Possibility）为导向时，（可观察和测量的）实际秩序产生自：可能性（chance）与主观期望之间的互动。人们用秩序的概念、规则、共识和惩罚的循环（looping）来“建构”社会秩序，由组织、行业协会、协议来维持。我们表明：这种连接客观和主观的循环，如何与其他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建构主义观点有着家族相似之处。（“家族相似”概念源自维特根斯坦，意为各种有相似性的东西构成一个家族，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但没有一个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的“本质”）

值得说明的是，韦伯的这一或然版本的建构论与当代——即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的路径不同，差异再次体现在人们选择行动方向时的假定对象上。对韦伯来说，客观的社会秩序由可能性（Chance）的特定形式组成，这些可能性同相应的期望相匹配（“循环”）；对传统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来说，非或然的制度秩序建立在沉淀的类型化（typifications）上。从或然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行动的动态最好通过参考对或然的预期来理解，这种预期保持其不平衡的、流动的和分布式的状态。社会行动的典型性、风险性或不可能性是对可能性和概率的观察（observations），独立于已经被记录的频率（frequencies）；这些观察或多或少成为实现社会生活的“客观”层面的经验性的同义词。

在确立了韦伯的或然建构论相对于当代理论的独特性之后，我们对韦伯的概念建构、社会学解释和行动理论的方法进行了全景式的重建，这些都建立在哲学或然性的概念之上。我们提取了韦伯社会学的基本要素，其中或然性观念是解释和说明的核心。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可能性对韦伯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及这一另类传统是否对今天的理论和研究具有未被发现的启示。我们的结论是，将韦伯的社会学重新解释为或然论，为改变社会学理解概率的方式奠定了基础，使行动具有或然性，并将概率定位在世界中而不仅仅是数据中。

基于或然论的建构主义

诠释主义者看来，韦伯是主观意义的理论家：文化是一个有限的符号碎片，从混沌世界中一直存在的、无限的无意义中勉强划出。帕森斯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失败的一次）思想论述，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文化韦伯”（cultural Weber），没有太多扭曲的同时，将韦伯改造成在他自己的系统化中发挥作用的分析文化概念。这只是众多留下来的社会学韦伯之一，但已经在美国文化社会学中获得了优势地位。

在寻找文化韦伯的基本元素过程中，格尔茨提供了最生动、最后也最有影响的途径。格尔茨式的韦伯是这样的：“所有的经验都是被解释的经验，而它被解释的符号形式因此决定了......它的内在性质”。“意义的问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反事实，我们被要求想象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类动物会是什么样的怪物。格尔茨说，“如果没有文化模式——重要符号的组织系统——的指导，人的行为几乎是无法控制的，仅仅是无意义的行为和爆炸性的情绪的混乱，他的经验几乎是没有形状的。”因此，人们开始寻求意义，对现实做出反应。在这里，韦伯是一个“理解式的悲剧理论家，演员是...面向宇宙意义的问题”。格尔茨将此作为韦伯的基本观点，直接转向意义问题，作为解释社会学的基本条件（参见Peacock 1981）。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文化韦伯来说，由于其强烈的格尔茨色彩，文化模式的先定存在既是解释行为的基础，也是解释行为的理由，其有效性和存在性由此被确立。

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形而上学预设：人们面对的客观现实是不透明的、无意义的，需要解释。但韦伯社会学中的可能性（chance）并不同于不确定、随机性。在这个世界上，从主观角度看，结束混乱的可能性与其说是“无名之物”的普遍存在，不如说是意外事件的存在。秩序来自于对典型行动路线的面对和它们的预测属性——这样，韦伯将一种非常规的或然方法纳入了社会学，绕过了人们普遍认为将概率用于分析目的所必需的东西。

在常规的说法中，概率需要对发生的频率进行数字记录和计算，以便能够作出一种熟悉的知识陈述（例如，X将以p的可能性发生；Z更有可能发生在Y身上而不是X身上；鉴于事件B发生，A发生的条件概率为q）。相比来说，韦伯认为：可能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尽管当涉及到“自然事件”时，我们的期望是不重要的，但对于我们“可以从他人那里期待有主观意义的行为......[我们]因此可以以不同程度的准确性，预测由某些意义关系产生的概率”的情况，期望并不是不重要。在这里，韦伯对概率论语言（预测、概率、准确度）进行了相当非正统的使用。社会世界，正如人们所经历的那样，是内在地或然的，而不是作为科学家计算的副产品的概率理论。此外，社会经验的或然维度与解释维度是完整地联系在一起的；或然性，实际上可以成为通往解释的有效道路（而不是对立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客观性”（objectivity）并不像频率计数那样进入分析，也不像外在的理性标准或存在的形而上学那样。客观性是指从“可能性”（Chance）中构建或然的秩序（ordersof probability），并对社会行动的解释产生影响。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性指的是世界上单一的、不相关的事件，它们只是“发生”，但没有我们可以知道或预测的顺序。

首先，可能性不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性的”）东西“本身”，而是我们的预期或预测模式识别所抓住的或循环的东西，其形式与准确的猜测并无不同，尽管我们猜测的东西最终总是在其可知性上无法得到。第二，这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主张，或者是关于知识性质的陈述。或然论适用于通过新的循环效应来构建社会世界，对韦伯来说，对这种效应的研究使社会学在行动科学中与众不同。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社会学的特别关注点是社会行动。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定义性或陈旧的类型学主张；相反，它附着于韦伯认为社会学必须作为公理的那种建构主义的或然性观点。行动可以根据对“自然事件”的预测而形成模式，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如何“预测”他人的期望，与我们的行动相协调。相反，社会行动由“通过预期的面向”（orientation by expectation）组成，作为对“一个（可特指的）可能性的存在”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s）。

这样一个框架构成了对当前客观性和概率的传统含义的彻底反叛。韦伯的这种观点不能用简单的“主观vs客观”来区分，而是如前所述，用“循环”连接起主客观。不管一个面向具体是什么，它在社会行动中的存在，将通过反复和重复作为持久的循环效应来构建秩序和制度。在这方面，韦伯的或然论方法与当代一些假设行动和客观秩序之间存在类似循环关系的论点，如结构化或场域理论，有一种家族相似的关系。然而，我们认为韦伯的方法与当今最有影响力和最成熟的建构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行动如何获得社会建构能力（how action acquires asocially constructive capability）的不同的理解。

传统的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人们面向类型化来产生有意义、可解释的行动，类型化变成了日常知识，社会结构则是类型化的总和。类似的概念还有图式（schema）。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从一个缺乏明显意义的世界中构建出什么，这样才能连接起认知（cognition）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例如，规则或法律的存在意味着人们的概率性预期得到了保障，因为它们受到持久的循环效应的影响，确保（尽可能地）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对韦伯来说，像市场这样“理性的”和像语言这样的习惯的或传统的自发秩序是建立在对可能性的共同面向（common orientation）上的——个人拥有特定的期待，因为他们能面向反复出现的可能性。

在韦伯的或然社会学中，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中的主要突发事件是认知上的，但不是作为知识或模式。相反，社会秩序的“认知基础”指的是：或然性期望在循环中的接口（interplay）。韦伯的或然论将类型化换成了“客观上正确的”行动模式，根植于（并强化了）对可能性的“有效”判断。这里，类型性（typicality）指的是长期存在于社会行动中的预期。因此，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将社会秩序的构建描述为通过或然性预期来维持和塑造循环。社会行动是可解释的，因为它面向的是一个构建为可预测、可预期的可能性世界。

面向（orientation）、可能性（chance）与解释（interpretation）

韦伯解释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面向（orientation）。它不是文本解释，也不是概念表征，而是根植于时空位置。面向与模仿的不同在于：面向既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因果关系的，是“对可能性的面向”，而模仿只是有因果关系的，是对其他人的具体行为的面向。行动是“有意义的”，具有“预期的意义”，并作为“社会行动”出现，因为它面向其他人，也面向其行动的同一意义“来源”（source）。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主观的面向（subjective orientation）之上；与主观面向对应的，是可被特定化的可能性（specifiable chance）。

要将意义与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就需要仔细看带韦伯构建社会行动的或然性解释：在循环效应影响的背景下，有意义的行动作为一种客观上可验证的主观面向，可以被观察者观察到。典型行动在经验上可观察到的存在标志着一个可能性空间的构建，在这个空间中，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期望（expectation）循环成可能性（chance），社会行动被采取。使用这种方法，社会学家可以解释：“充分的原因（Adequate Cause）”（而不必诉诸还原论的个人主义）；可以解释对集体的“人格化”——具有自我作用的属性，如国家、公司、慈善基金会等；或米尔斯关于必要和充分条件的隐含决定论。解释社会学家通过关注“主观上持有的期望......在有效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期望”进行推论。行动越是具有这种“面向”，就越是不能通过借由任何替代性的非社会影响（如心理学、生物学和法律），来提高其过程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

因此，当可能性的建构以行动的社会和非社会因素的混合为特征时，韦伯对这种类型之间的明确划分持怀疑态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推断“充分的原因”依赖于：具有或然预期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与不具有概率性预期的“行动”（action）之间的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原因的“充分性”指的是一种成功捕捉到循环效应的解释。韦伯指出，在不需要明确的概率知识的情况下，人们会进行或然性比较。社会行动者将会以其他行动者的期待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而这种行动面向的是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着行动者对社会秩序的期望；借此过程，行动被循环过程所捕获，成为社会行动。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与法律、心理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共同将“行动”作为焦点。然而，社会学的独特优势在于：找到作为可观察行动的充分原因的可能性构造。当社会行动更接近于被建构为客观可能的东西时，它就是“充分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人们不再以可能性的特定化为面向，或者某些期望完全消失，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一个建构的秩序消失了。循环可以打破，从而使社会行动被孤立，并使其更难解释，因为它仅仅作为行动，并承担了更多的主观性。

或然论社会学的基本形式

或然和解释是互为前提的，如果不考虑或然性的期望，就不可能有解释。只有当“客观概率”无法找到相应的主观取向时，我们才应该倾向于参考统计频率表而不是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它不依靠我们的预期发生。韦伯关于“在同一行动中，个人自然可以参与多种社会行动”的讨论中，面向、期望和可特定化的可能性范围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

某人与X执行的商业交易，他拥有Y的授权书，而Y又可能是一个自愿协会的"代理人"，包括（1）一个口头和（2）一个书面协会，（3）与X个人的交流协议，（4）与Y个人的另一个协议，（5）与参与该自愿协议的人的行动；（6）而该商业交易在其条件中，共同面向对其他交流伙伴（双方的竞争对手）的潜在行动的期望，并面向关于合法性的相应共识，等等。（韦伯，1913/1981：171-72）

有意识选择的“目的和手段”包括商业交易本身，这突出了行为展开的预测环境，特别是社会行动者必须如何面向以进行交易。随着我们的深入，我们最终达到了“关于合法性的共识”，这表明如果个人和书面的关联是期望的来源，在这些背后有一个规则的框架。然而，这些规则并不直接支配“客观上正确”的行动。相反，韦伯认为，参与交换的各方所隐含的共识是以这些规则为面向的，即使知道这些规则本身对解释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行动没有什么帮助。

这里是一个社会行动展开的预测环境的基本成分：其中一些以人际（interpersonal）面向为特征，其他方面以对（永远不会见面的）他人的面向为特征，但由于规则等事物的存在（以及更具体地说，人们所了解的“共识概率”），人们可以对这些事物有所期待。在所有这些关头，某些可能性是客观的，或被赋予“客观有效性”。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发生，也不是在任何人身上都能发生。期望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例如本语境中，商业交易借此可以发生。

总之，到1913年，韦伯已经将非传统的或然论提炼成一个关于行动和集体秩序构建的雏形理论。后来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概念和主题框架，显示了或然论社会学的分析潜力。我们现在将通过强调或然概念使用的可能性/期望循环这一重点来说明。

作为一种或然论的方法，解释社会学的特点是持续关注“一个（可特定化的）可能性（chance）的存在”，作为社会行动的一个面向。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面向是如何促成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的。

图源原文。

图描述了韦伯的可能性/期望的循环。可能性的特定化配置能够捕捉主观的面向，从而创造出一个回到客观可能性的循环，作为期望。韦伯明确地把这描述为一个相互的因果循环，这样，客观可能性是主观期望的充分原因，反之亦然：

客观上“有效的”共识——在可计算的概率意义上——不能与个体行动者的依赖（即其他人会把他的期望视为有效）相混淆。同样地，协商得到的秩序有效性也不能与遵守其主观意图的主观期望相混淆。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概率的平均客观有效性和当前的平均主观期望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理解的充分因果关系。（韦伯，1913/1981：168）

在社会行动中，期望不是一个人单独拥有的。相反，它们产生于减少纯粹主观动机和意义的学习。对韦伯来说，关于或然的期望是主观的建构，通过一个因果过程对应于可能性的客观建构。

对于韦伯来说，社会学家对一般概念的构建意味着人们拥有“评估[概率]所需能力的平均尺度，从而帮助构建概念所描述的集体秩序。”核心的假设是：“客观存在的平均概率被......行动者主观地考虑到了”。客观可能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统一的；并不意味着社会行动将以同样的方式面向它们。

可能性/期望的循环表明在这方面有许多变化的可能。例如，如果一个集体秩序意味着循环中的主观和客观的重合，那么对这个秩序的一个可能的面向就是违法者的面向，他“将他的行为面向他主观上有意识地违反的规则”。行为者是否以某种特定的可能性为面向，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如何被面向的，就会导致特定的社会行动模式。然而，这里变化的一个关键来源是，“期望的范围有多广，一个行动者认为他可以理性地面向他的行动”的范围，就有多大。

韦伯式的或然论与社会理论的未来

本文认为韦伯倡导一种解释社会学，向社会学家提出了解释社会行动者投射到世界上的意义的分析任务，从而将世界从内在的无意义的混沌状态中去除，使行动、主体性和社会建构成为可能。韦伯的世界是一个可能性世界，其中，人们基于面向，在客观可能性和期望的循环中反复确证。社会学家不必把概率/或然作为一个纯粹的方法论问题，或者把以数据为中心的频率知识放在中心位置。相反，概率/或然可以直接从社会行动中被找到，作为理解和理论化社会行动的一种特殊方式。统计学可以（有时）将数字指数附加到这一环境的各个方面，但它们不能说明社会行动的充分原因，这些原因本身仍然是概率性的。因此，对韦伯来说，将充分原因作为循环效应的结果和可特定化的可能性的构建，是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识活动的理由。

编译 | 范屹槟

原标题：《顶刊编译 | 可能性、面向与解释：韦伯被忽视的或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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