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租房记｜深圳打工者：在“亲嘴楼”吃“烛光晚餐”

2007年，我把老家的副食店转手易人，开始了打工生涯。第二年，妻子随我一起南下深圳。在工厂宿舍住了几个月后，我和妻子决定租一套房子。

有阳光的沙井城中村

几经选择，我们在宝安沙井的一个城中村，租下十平米的一个单间。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基本都是空房，不配备任何家具。这个屋里摆下一张床，几乎只余过道。

那时刚租房子，担心工作不稳定，不知明天会去哪里。一切从简，连餐桌也没买。开饭前，就在地上铺张报纸，摆了碗筷，席地而坐。

房子在六楼，采光不错。六七月天气，房门大开，穿堂风吹过，舒爽惬意。房子没有阳台和厨房。要晾衣服，必须从床上跨过去，才能把衣服晾到加固不锈钢框架的窗台上。房间往洗手间的通道，搭了一个架子，摆放锅碗瓢盆。

这间房的租金每月两百元，押一付一。加上置办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租房的首笔支出将近一千块。那时，对普通打工者来说，租房的花销不算太高。妻子的工厂加班多，每月到手大约二千来块。我的收入则不稳定，起伏很大。

我在这间房子住了半年多。一天下班，发现二楼空出一个单间，价钱只比我住的贵几十块，但多了一个阳台。我当即表示想搬到二楼，房东也同意了。隔天，我叫来一位同事帮忙搬家。两个人跑了三两个来回，便搬完了。

深圳的城中村，有老村和新村之别。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属于新村，两栋楼房之间比较开阔。即使二楼，也不必担心采光不佳。我对吃穿用不讲究，唯独要求住房采光好。可以在窗边安置一张桌子，下班时愉悦地读一会儿书。出门在外免不了困顿失意，明亮的房子能给人好的心情。而这栋楼，不管六楼还是二楼，每天都能见阳光。换了房子，我的心更踏实了。不久，添了衣柜，又买了电脑，时不时还带回一两本书。

我打工的公司不包食宿，吃饭要自己解决。租房前，每天吃快餐。租了房子，我置齐一套餐具，虽然简单，但足够生火做饭。周末，偶尔叫上同事，炒几个菜，叫几瓶啤酒，围桌而坐，感觉像回到老家。身边好些人，租了房子也置备了餐具，但很少下厨。而在我心里，房子里有烟火气，才算真正安了一个家。

2009年春天，我从工厂跳槽到一家文化公司。新公司每天要坐车，费心伤神。半个月后，妻子也换了新工作。我开始在公司附近找房子，谋划第二次搬迁。这次租了一房一厅，依然在城中村。相比单间，一房一厅宽裕很多。我的工作似乎也比以前稳定，于是买了沙发和电视，摆在客厅里。这次租房，月租350元，比原来的单间多出100元。我和妻子的薪资没有太大变化，但我开始在报刊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稿费不多，却足以抵扣房租。

在新公司，我负责的项目，原计划一年时间完成，最终只花了八个月。结项后，老板给了我一封介绍信，推荐我到民治履新。沙井地处深圳西部，民治在深圳偏北。两地相距四十公里，坐车往返太折腾。要换工作，必须搬家。和新老板见面谈妥后，当天下午，我在附近的城中村转悠了大半天，寻来找去，没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我的第一感觉，在民治租房，比沙井困难多了。

租房紧俏的民治城中村

民治被称为深圳的后花园，毗邻福田、南山等市中心区，几十万人居住于此，大部分是在福田、罗湖等地上班的白领。深圳市是国家设立的经济特区，但其整体发展有关内关外之别。关内算真正的特区，而关外像城郊地带。2010年7月，深圳正式撤销关卡，特区扩充至全市，不再有关内关外的说法，但几十年下来形成的不均衡，短时间很难改善。

原特区内的房租，普遍比原特区外贵很多，住房饮食消费成本也高不少。即使是今天，原来的关外仍能找到七块钱的快餐，而在市区最低价的快餐也要十块，稍微正式的一点地方，通常要二三十块。若是到餐厅聚会，市外二百块，市内则要三百左右，有时更高。一个月薪五千元的办公室职员，若吃住皆在市区，加上其他开销，基本没有剩余。

因此，无数在市区上班的人，选择在市区外租房。不过也有例外。一位朋友十年前随同乡来深圳打工，初来时借住在老乡打工的公司。后来，找到工作，公司没宿舍，他在附近租房住下。除去房租生活等开销，一个月工资便“白领”了。他在市区的家，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没有空间安置桌椅，洗手间和厨房与人共用。即使如此，他仍然喜欢那里。因为出了门，能看到大都市的荣华。

大量白领涌入，抬高了民治的房价。闲置空房不多，租房市场紧俏。隔天，我一大早从沙井赶来，在一栋楼一栋楼之间，拨打招租电话。眼见霓虹之光将再次照亮城市，流落街头的孤寂笼罩了我。我决定不再东挑西选，带着抛硬币的决绝，走进下一栋出租屋。这栋房子刚建成不久，房东打开一个单间，介绍房子的好处。“房子还没人住过，你租了，就是第一任房客。”我在阳台犹豫，这房子实在有点小。但又必须承认，房东的理由很有诱惑力。

打工者居无定所，今天在这里租房，明天或许就到了异地。铁打的房子，流水的租客，但凡不是新房，那么你永远不知租下的房子，此前住过多少人，房间里留下了多少陌生人的气息。最终，我决定做尝鲜者。交了押金和房租，拿到钥匙。再坐一个半小时车回到沙井，推开房门，扫一眼屋子，想着明天要把一房一厅的东西，填进一个单间。趴在床上，我再不想动。

时隔数年，搬家的很多细节，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大清早爬起来，张罗搬家的事，直到深夜十二点，搬进新居的东西，仍然七零八落。次日要去新公司报到，第一天上班不能没精打采，给同事留下坏印象。隔天下班回来，继续想方设法节约空间。一周后，才把全部东西安排妥当。床下塞得满满当当，沙发的一半堆满书，垒得高高的。电视机堆在另一半沙发上。

吃“烛光晚餐”的“亲嘴楼”

我在民治租的第一套房子，是新建成的房子，在11楼，带电梯，单间，租金450元。在这个闭塞的空间，我和妻子住了半年。虽有诸多不便，但站在阳台，还能看见蓝天。下雨了，有雨水敲打阳台的音乐。比起那些终日不见太阳，白天也只能吃“烛光晚餐”的“亲嘴楼”，已经舒服太多。

深圳很多城中村，楼与楼紧密相邻。用“密不透风”形容有点夸张，说它“密不见光”倒是恰如其分。这种楼被称为“亲嘴楼”或“握手楼”，意思是站在这栋楼的阳台，可以和另一栋楼的人亲嘴或握手。这个名字似乎有一种诗意的想象。但只有切身实践，才能体会到住在亲嘴楼的压抑。亲嘴楼阴暗潮湿，楼道永远散发霉味，这里没有白昼，黑夜永无休止。

深圳市中心区的城中村，同样存在亲嘴楼。南山区是目前深圳市房价最高的一个区，那里有深圳最著名的城中村——白石洲。电影《亲爱的》取材于白石洲发生的真实故事，亦在此取景拍摄。白石洲紧邻世界之窗，属深圳市的富贵之地，但这里亲嘴楼并不鲜见。很多在深圳CBD中心区上班的白领，最终要回到亲嘴楼的床上安眠。

在民治住了半年，2010年，我在西乡找到一份新工作。妻子辞了职，陪我一起搬到西乡。西乡紧邻南山区，107国道贯穿其中，工厂多，商圈也多，人流量极大。西乡面积比民治大不少，租房平均单价仍稍低于民治。我租的房子在一个叫凤凰岗的地方，距107国道较远，也不是繁华片区。我租的单房，320元的月租，空间比民治的单房开阔。我在凤凰岗短暂待了一段时间，夫妻两人对新工作都不感冒。碰巧，妻子以前的工厂老板，请她回民治工作。于是，我们又搬回民治居住。从此待在民治，直到今天。

房东和房客：萍水相逢

再次搬到民治后，我很幸运找到一间心水房（注：“心水”是粤语“合心意”的意思）。房子坐北朝南，采光很棒，视野舒服。阳台摆了洗衣机和餐桌，还有大片空阔之地。一房一厅的房子，租金650元。那是2010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首次取消关内与关外的区别，统一调整为1100元/月。妻子在民治一家电子厂上班，是普通车间管理员，拿3800元的固定月薪。我在窗台养了两盆芦荟，时间充裕的周末，搬一条椅子，沉迷书香之间，时光静美如画。

房东是江西人，80后，身材微胖，为人蛮好，每天见面笑意盈盈。和我此前接触的房东一样，她也是二手房东。

租了这么多次房，我从未和真正的房主接触过。深圳城中村招租信息上的电话号码，绝大多数是二房东，有时甚至是三四手。深圳本地房客，不会住在城中村收租看房。二房东从本地房主手中，租下整栋房子，再以更高的价格，租给深漂的异乡人。根据深圳市出租屋管理所的规定，租房前，房东要和住户签订租房合约。这个合同没有固定版本，一般由房东拟定，合同期限往往是半年，若事先谈好，也可签一年。合同对房东的保护倾向极明显。条款中通常这样规定，若住户未能住满三个月或半年，则不退押金。对租客来说，合同最大的意义是，保证在合同期限内，房租不会涨价。

只有在租房前以及租房后最初那段时间，租客才会感觉房东的笑脸美好。交了两三次房租后，租客就会嘀咕水电费怎么这么多，怀疑房东做了手脚。我刚搬到民治时，对面邻居敲我的门，是一个白净的东北女人，她问我是否核实过电表。我答没有。她便好心劝我，一定要看。隔天她又来了，问我今天跑了多少度电？我说不清楚，没看表。她说，电表有问题，你一定要看。怕我不信，还举例说，她把开关全关了，电表仍然转。房客对房东心存疑虑，房东对房客也不满意，总抱怨租客不讲卫生，胡乱在墙上钻孔。

房客搬家退房时，房东总会找理由，从押金里扣除一些费用。其中一项是清洁费，即便房客退房时打扫干净，仍会被扣。租房时笑脸相迎，到了退租，变成冷眼对峙。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开始都是美好的，而结局都是悲伤的。

二房东

80后的江西女房东人情味很浓。有回月底，我去交租，碰巧另一位房客也在，正是落魄时，请求房东宽限一些时间交租。她没为难他，答应了。一个月后，他还没交租，房东去敲他的门，屋里已人去楼空。在租房前，房客已交了一个月的押金，因此没什么太大损失。不过，宽限一个月交租这种事，在别的房东那，绝对行不通。

我向来是“模范房客”，准时交租，讲文明爱卫生，不惹事不喧闹。这样的租客让房东安心。但月底一天，房东突然敲开我的门，告诉我下个月开始，要涨房租。不久前，有消息传出，深圳将再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租房者而言，上调最低工资并非是好事。然而，最低工资标准是房东涨租的参照，每上调一次，房租必然跟着涨一次。

江西房东说出“涨租”，我并不意外，平静问她涨多少。心中猜想，一百是少不了的。她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告诉我这次要涨二百。她朋友帮她拉了一个大客户，一家即将开业的餐饮企业，要租30套房，用作员工宿舍。价格比现在租给我们贵二百，因此，她要腾出30套房子。明摆着的事实，涨租是为了让租客们主动离开。

很少有二手房东，只看守一栋房子。我来沙井租的第一套房子，二房东是一对湖南夫妇，他们手里握有三栋房子。房子在同一片城中村，相距不远，方便管理。来到沙井后，情况大同小异。两栋房子大概是标配。江西女房东则例外。她老公和朋友合伙经营一门小生意，两人共同承租了一栋楼，江西女房东负责看房收租，她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

和湖南夫妇一样，江西房东也租住在单房里。事实上，不仅是他们，在十年的租房经历中，我所遇到的房东，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十之八九都住在单房。

江西女房东不止一次对妻子说，挣不到多少钱，一个月就五六千块。房东对房客说的话未必可信，但有一定参考性。深圳租房市场刚兴盛时，是二房东赚钱的黄金时期。随着市场不断透明，房东转租给二房东的价格，很难让二房东“狂赚一笔”。这一点，从二房东住单间，以及为几十块清洁费而撕破脸皮等事上，就可瞧出端倪。

江西房东承租的那栋楼，有70多套房子，包括水电费在外，每套房每月她提取200块（包括租金和水电费的灰色收入），应是比较平均的收益。那么，一月收入在15000元左右。考虑到江西房东还有个合伙人，平均月收入大约8000元左右。当然，有两三栋房子的二房东，收入就更高了。

2015年，房价疯狂上涨前，江西女房东在深圳龙华买了一套军产房（她曾对妻子说，买房时公婆支持了15万）。那时，我已搬到现在的住处。但紧邻女房东承租的楼房，经常在楼下或超市遇到她。见了面，会点头微笑。妻子有她的微信，两人常在网上聊天。她总担心房子买贵了，会下跌，又担心是小产权，若政府整治，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一段时间，她想怂恿丈夫，把房子转手易人。

又过了半年，房价蹭蹭上涨，她终于不再提心吊胆，搬进了新装修的居室。原来的房子，交给了合伙人打理。后来，我再没见过她。

被房东拒绝的“模范房客”

自2010年再次搬回民治后，到2012年底，我一直住在江西女房东承租的楼房里。也许因为是老住户，又或许妻子和女房东熟悉，房租每年都涨，但涨的幅度相比别的出租屋低。2010年一房一厅650元，2012年变成750元。相比较而言，每年50的涨幅并不算高。

来深圳十年，大多数时间住在民治。我几乎目睹了民治的每个巨大变化，布龙路、民治大道改扩建，深圳北站、民治地铁站开通，高楼和楼盘不断拔地而起，各种商圈争相进驻。民治由深圳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区，变成新的交通枢纽，和深圳竞争力排行榜上的新势力。与此对应，民治租房市场持续繁荣，房租一路坚挺。我刚到民治，租住在带电梯的单房，450元月租。现在同样的房子，单价逼近一千。从2009年到2017年，八年间涨了一倍不止。

2012年初，我把孩子接来深圳，一家三口住在一房一厅。没有多余的房间，孩子只能住客厅。在深圳，客厅兼具会客、餐厅、卧室等多种功用的比比皆是。2014年，在我的“密谋”下，爸妈终于答应来深圳。我住的这栋楼，只有一房一厅和单房两种户型，父母来深之前，我提前租到隔壁的单间，给他们居住。半年后，单房租期到了，我不想再续约，找到一套两房一厅。一家人终于可以在异地他乡住在一起。

这套房子虽然年代有点久，但面积很大，尤其是客厅，小孩甚至可以厅堂奔跑。租金1250元每月，五口之家，人均房租250元每月。这是我在深圳住过的空间最开阔的房子，但我只在这里住了一年半。

因为，父亲每天都思念家乡，习惯不了深圳的生活。终于，他们要回老家了。与此同时，我开始准备给孩子办“两免”手续（免除中小学生书本费和杂费），其他几个条件皆具备，但办理住房租赁合同时，房东不愿配合，尽管我答应房屋税金由我承担，而且愿意额外支付一笔“劳务费”，房东仍坚决不从。没有办法，只好思谋另觅他处。

在十年的租房生涯中，我搬过七八次家。搬家很累人，但找房子同样不轻松，甚至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想租到满意的房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完美配合。每次搬家，我都要提前半个月看房子，反复比较。我并不认为我过于挑剔，而是房主在建筑房屋时，更注重租金利益，而轻视住房体验。

我否定了看过的大部分房间。但有一次，我却被房东否定了。我第一眼看到那套房子，便感觉舒服，各方面均是理想住房。房东不急于收我的订金，只问我哪里人。我说了家乡，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理由是，我们家乡的人，他一概不租。

从两房一厅搬出来时，正好到了年底，打工者开始返乡，很多人退了房子。这是租房的最佳时机，不但选择多，而且价钱不贵。只用了小半天时间，我选中了现在的住处。非电梯房，在六楼。一房一厅750元，比较实惠。一如往常，新房东认可了我的“模范房客”的身份。她帮我办理了租赁合同，收取了1500元酬劳。房租以每年100元的涨幅上升，如今涨到了1050元。就民治整体房租来说，这个数字在平均价格之下。有时，我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房东对“模范房客”的褒奖。

生活在不停轮回。今年三月，我又回到沙井工作。每天转乘两趟地铁，再骑共享单车到公司，在路上往返达三个半小时。深圳11号线已开通运营，沙井设有好几个站台，但沙井房租比民治仍便宜得多。民治的单房价格，在沙井可以租一房一厅。换作以前，我立马就搬家了。现在却不一样，我的孩子在民治上学，转学太复杂。加之，生活圈里的朋友多在民治附近。对我有过授道之谊的兄长，担心我太过奔波，表示愿意帮我协调转学事宜，我深知这一过程繁琐而复杂，至今还没有决定，是否再搬回沙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