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医学界为何参与731部队人体实验，战后又拒绝反省？

每年临近815，NHK都会给日本国民上一次“战争反省课”。与往年强调日本自身受害不同，今年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实——精英医学家与人体实验》以战争施害方的定位重新审视日本战争犯罪，镜头也由政府、军队转向了作为普通人的医学工作者。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讨论。NHK纪录片从来都是有的放矢，这次亦不例外。战后日本被美国改造，成为民主国家一分子，军事武装力量受和平宪法制约。然而，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外交谎言下，开始推进所谓“军学共同”政策，意图把日本重新打造为“军产学复合体”国家。今年4月举行日本学术会议总会上通过了“军事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声明”，日本大学又有重投“恶魔的怀抱”的危险。安倍的倒行逆施在今夏引起日本学术界强烈抗议，这就是NHK为什么要重新翻开历史的旧页，给日本乃至世界敲响警钟。

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资料陈列馆大厅内，正壁挂有一块匾额，上书“不失其正”四个大字，这是该校第七任校长、日本近代病理学专家荒木寅三郎1899年给当时刚刚创始的医学部的亲笔题词，出自《易经》，诫谕在此读书的莘莘学子要坚持作为医生的品质操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NHK纪录片揭示，日本一众精英学府中参与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时间最早、人数最多、涉入最深的正是京大医学部。而731部队的罪魁石井四郎甚至还是这位荒木校长的乘龙快婿。

医学精英们为何自甘堕落成为军队的爪牙，反人类的魔鬼？这是很多现代日本人无法理解的。《731部队的真实》把主要责任归咎军部与大学机构之间肮脏的媾合，一方面可能多少还是留了些颜面给日本医学界，另外限于篇幅未能更深层次地剖析问题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这和日本从德国引进的医学体系有很大关联。

战争医学犯罪的根源：实验研究的偏执和医学伦理的缺失

众所周知，近代至二战结束，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科学体系，日本都“唯德是瞻”，医学上也不例外。明治维新后，日本官方排斥英、荷模式，树立了以德国为模板的西洋医学体系。近代英系与德系两大医学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英系擅长临床实践，倾向于培养人们一般理解中的医疗工作者，德系则精于理论与实验，更倾向于培养医学科研者。

日本选择德国医学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正确”的缘故。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和疫病防控事业，如何利用科技进步更好服务社会大众是医学发展的大势所在。德国在基础医学领域确实走在了世界前列，就连当时传入日本的“兰学医书”其实也大半是德语转译本。采纳了德国医学的日本仅用20多年就追上世界潮流，涌现出了北里柴三郎、山极胜三郎等名震世界的基础医学家，民族卫生事业呈现一片蓬勃兴旺。

但与此同时，德系医学教育的软肋与缺点也不断暴露出来。相较于学术氛围开放自由的一般大学，德国的医大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课程基本只给学生灌输实用医学知识，医学哲学、医疗伦理、医学史方面讲座基本没有，课堂也不设自由讨论环节，唯讲义和论文至上，医学威权思想严重。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年游历欧洲，就对注重临床、关怀病患的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英系医学推崇备至，而对只顾蒙头钻在实验中、沉醉病理解剖的德国医学非常反感。他在《西洋事情》一书中批评道：“德医只专医学而不敬医事，本末颠倒，吾邦效颦，毫末不札，必荼祸子孙！”。这段谶语在其死后30年不幸成为了现实，只是荼祸却是邻国。

早在1932年4月，在石井四郎牵头下，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就成立了防疫研究室，这是731部队的前身，后来更是成为战时日本统管包括731部队在内遍布整个东亚地区的细菌及生化部队的司令部，同时也是和日本各官立大学医学部之间联络协调的中枢机构。各大学医学部教授替疫研室拟定课题，同时委派自己的学生进入731部队进行具体研究工作，展开人体实验。疫研室则下达课题指令给731部队，协调这些委派入队的年青学者开展专项实验。人体实验获得的数据由731部队汇总给疫研室，疫研室把数据和援助科研资金转交给教授，教授许诺弟子将来以学位和职务作为回报，由此形成一条“黑色利益链”。

但是， 并称“官学双雄”的 东大和京大之所以肯屈就与军部合作，绝不只是石井四郎牵线搭桥之功。时代大背景是，由于经济危机日本大幅削减理工类大学的科研经费，而上世纪30年代世界基础医学发展又遇到瓶颈期。在“功利心与求知欲”双重作用下，这些精英医学家为了获得重大突破，开始越过人类伦理道德的底限以寻找“捷径”。

一战后，在德国医学界兴起的“优生运动”也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1930年，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归国的东京帝大教授永井潜效仿德国，成立“日本民族卫生学会”，公然宣扬“人种优生论”、“劣等民族及残疾人应当被净化”等极右翼思想。这种“优生思想”与“强制断种法” 恰好符合当时日本“健民健兵”与“富国强兵”国策，1934年永井被当局擢升为东大医学部长。永井虽未直接参与731部队人体实验，1937年他前往台北帝大担当医部长，在他默允下，同为东大出身的细菌学教授细田省吾就利用台湾6名精神病患者进行立克次氏体伤寒感染的人体实验。1940年，刊载在《民族卫生》杂志北海道大学免疫学教授山崎春雄的演讲文稿公然写道：“直接处死满州的匪贼毫无意义可言，还不如利用作为医学研究的好材料。”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陷入两线作战的日本陆军军医缺口多达1万，不得已开始了疯狂般扩招速成，为了让这些初出茅庐新手迅速上岗，大同、潞安、张家口华北等地日本陆军医院索性光明正大拿活人做起了“手术演习”。

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大同陆军医学院谷村一治军医少佐组织“冬季卫生研究班”，远赴内蒙古零下15度的冰原之上进行所谓野外手术演习。演习对象是被蔑称为“生体”的8名中国“政治犯”，研究班在对8名俘虏做完冻伤、弹伤手术、动物输血、止血手术等惨无人道的实验后，将其全部枪杀掩埋，毁尸灭迹，事后还荒诞无耻地在现场举行吊慰仪式。吊辞污蔑称，这些中国“政治犯”因为不幸误入歧途，做了重庆蒋介石政府的走狗，本该立即处决，但因有幸参加这次研究实验，以死造福了内蒙等地百万皇军，也给日本、全人类做出贡献，所以特设坛告慰云云。

集体的沉默: 日本医界为何拒绝反省战时罪行

二战结束后，1947年8月20日，德国纽伦堡战犯法庭对在战争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23名纳粹医生进行终审判决，7人判处绞刑，4人终身监禁，4人被判监禁10年到20年不等。可是，同样犯下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原731部队核心成员却没有一人因此站到东京法庭之上。除了1949年苏联政府在伯利法庭单独审判的13名与731部队相关的日军俘虏，主犯石井四郎因为和美军有过秘密协议，以细菌战研究资料作为交易，免于被起诉，过起低调隐居生活，其余大部分731部队骨干战后依旧春风得意，在日本大学、医院、学术机构、大型药企甚至政府内担当要职。为什么这些战争刽子手不仅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不用受到道义的谴责？

以1947年纽伦堡“纳粹医生大审判”宣判为契机，同年9月18日， 世界医师学会（WMA）在巴黎成立。翌年，第二届WMA总会通过了《日内瓦宣言》，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后世界医学史上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后，人类终于意识到了医学研究的发展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开始填补这方面的空白。1964年，又在日内瓦宣言基础上延伸出确立了医学伦理学六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

德国在1948年加入了WMA，虽然纽伦堡审判结束，但对医学犯罪者的惩戒并没有点到为止，200余名涉案医生被格除公职、撤销论文、剥夺学位，90余人被终身禁止行医。时至今日，德国对于迫害人类的纳粹医生的追捕仍未停止。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731部队原成员金子顺一、吉村寿人等在战后竟可以利用沾满鲜血的人体实验数据成果编写论文，畅通无阻地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进而摇身一变成为道貌岸然的学界权威。

1952年，原731部队冻伤研究班班长吉村寿人在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人类冻指研究相关英语论文，文中甚至使用了出生3天的婴儿的实验数据，被指在战时用出生3天的中国婴儿做人体实验。1978年，吉村寿人因为在“环境适应学”方面的贡献，获得日本政府勳三等旭日章，1990年病故。1981-1983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日共《赤旗》杂志上发表731部队医学犯罪三部曲《恶魔的饱食》，使得吉村寿人声名狼藉，还在1984年撰写回忆录《喜寿回顾》出版为自己“鸣冤”。吉村是战后731部队将校技师中唯一出来跟媒体论争的，尽管终其一生他都否认自己参与过人体试验，他的书仍然让后世的研究者从侧面窥见731部队与大学间勾结的内幕。

1951年3月日本医师会为加入WMA提出书面申请，面对当时已被媒体曝光、为国际共知的犯罪事实，只是以“本会谨代表日本医师全体对战时敌对国家人们施加的众所周知的残虐行为强烈谴责与声讨”一语带过，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医师会针对战争医学犯罪的唯一官方声明。即便如此，依旧仍顽固分子认为这是国际社会给日本医学界强加的莫须有罪名。同年10月被批准加入WMA后不久，一本日本厚生省背景的医学杂志上便出现了“日本医学界只是被迫屈服于军部权力而非在做战争的帮凶”为731部队医学者公然翻案的论调文章。1952年，日本学术会议提请政府加入禁止非人道生化武器制造与使用的《日内瓦公约》，被日本医师会否决，推动否决的大多是731关系网内的学者。1955年，时任日本医师会副会长的木村廉在熊本大学做演讲，台下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石井四郎与内藤良一在731部队所作所为，木村廉脸色铁青，把这名记者轰了出去。因为木村廉正是石井四郎与内藤良一的授业恩师，战时从军部获得的好处并不比京大医学部长户田正三少。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民间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加速，731部队医学犯罪成为横垣在两国学术界之间的最大阻碍。10月25日第62回日本学术会议总会上，40余名物理学者、历史学者、精神卫生学者联名上书，要求革去吉村寿人与北野政次两人在日本学术会议担任的南极特别委员会医学部职务，作为对中国学术界的回应。由于吉村与北野两人在被媒体曝光后早已名声狼藉，日本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只能“弃卒保会”。1989年，东京新宿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发现人骨，媒体质疑是731部队实验用人体标本残骸，但日本医师会拒绝派出专门小组进行人骨鉴定，东京新宿区只得委托札幌学院大学人类学教授佐仓朔进行鉴定，确认人骨为60-100年前东北亚蒙古系人种。

1989年起，“医疗伦理”成为德国医科生必修科目，而在日本至今只有大阪医大强制必修。尽管1990年代以后日本医学界也开始普及医疗伦理教育，但日本医学界仍然没有对731部队进行反省，只有地方性的日本保险医协会发表了谢罪声明。2007年在大阪举行的27届日本医师会总会一度被看作清算这段历史的最好机会，当时的讨论主题是 “战争、医者与伦理”，还邀请了当时中国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王鹏与会参加讨论。会议达成了促请日本医师会对731部队在内日本医学战争犯罪进行谢罪的决议，然而10年过去了，依旧石沉大海。

2010年，日本与德国医学界联合对各自医学教育机构的学生进行“医疗伦理教育调查统计”。双方对医疗伦理的认知比例差不多，但关于赫尔辛基宣言与医师战争犯罪两项，日本远低于德国，连30%都达不到。

如果说过去日本医学界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是受到731部队关系网中的医学权威掣肘，那么战争已经过去72年了，当初那些权尊势重的当事者都已亡故，在战后民主社会成长起来的日本医学人士为何仍然推动不了反省？这和贯穿战前战后的日本医局制度有关。

医局制度是1893年东大率先从德国引入的“公立医院管理体系”的核心机制，德国1960年将其废除，日本却沿用至今。这一制度决定了日本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大权不在院方手上，而在各国立大学医学部和医大的教授手中。医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日本医疗供给体系始终围绕学院权威运转。由于医学生专业特殊，培养周期长，几乎半生都不会脱离医局，这就造成了医学部教授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大权。而日本医界权力的金字塔顶尖又是以东大与京大为首的六所国立大学医学部组成，加上私立的庆应大学，以医局为辐射构成了日本七大医阀，由上至下把持了日本主要医学机构和大型医院的人事网。这些名门学府70余年前都曾卷入那场“疯狂的医学盛宴”，一阀之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裙带利害关系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欺师灭祖”呢?

2014年2月11日，京都大学医学部资料馆落成展上特意陈列了两张关于石井四郎与731部队的写真板画，但仅仅过了一周，校方又偷偷把这两幅板画撤下。对于京大医学部来说, 与731部队医学犯罪的交集似乎是永远无法承受的黑历史，但德国已经用深刻反省的姿态和行动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无法背负的历史，只有不想背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