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去逛武康路之前，先读读这本书

为传承近代建筑留下的文化记忆，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牵头，以老马路为线索，对区域内的历史建筑进行了分辑整理，请相关学者、专家和作家撰写相关建筑和人物的历史典故，汇集成《海上遗珍》系列丛书，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今年上海书展，《海上遗珍》系列丛书的第一辑《武康路》首发。该书辑录了李天刚、钱宗灏、宋浩杰、惜珍、薛理勇、张伟、周立民等多位上海文史专家的文章。

1907年，法租界市政当局将原来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开辟的一条土路拓宽，铺上煤渣屑后正式命名为“福开森路”。1914年，法租界向西拓展，重新规划道路系统，将原来的福开森路分为三段：东段改成巨泼来斯路，南段改为姚主教路，中段保留了福开森路的原名。后于1943年，其中一段道路改名为武康路。

曾有大量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实业家等在武康路居住和生活过，例如王元化、颜福庆、巴金、周璇、唐绍仪、黄兴，还有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等等。

同时，武康路还留存下来很多珍贵的历史建筑。用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写在在《海上遗珍：武康路》序言的话来讲：“武康路堪称上海近代建筑博物馆，从最初的1912年到1998年，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法国式、西班牙式、英国式等各式建筑。”

《海上遗珍：武康路》一书的执行主编、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党委副书记欧晓川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关于上海马路的历史，大多数人没有办法掌握很多材料。虽然我们此前设计过画牌，但每幅的文字介绍不超过一二百字。可是这本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上千上万字。现在如果读过这本书后，再漫步于武康路，那就不是‘瞎逛’了，而是真正掌握了其中的历史掌故，所感和所悟也一定有所不同。”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写历史就是要逐级往下沉淀，确确实实写到马路上，这样的历史更具真实感。对于上海来说，弄堂和马路就相当于乡镇一级，我们应该把历史写到门牌号里的人事变迁。”

《海上遗珍：武康路》一书中写到了不少武康路人物和建筑的细节。例如，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发现，根据巴金书桌中的房租收据，巴金是从1955年7月22日开始承租武康路113号的房屋，而此前众所周知巴金一家于1955年9月搬入武康路，但并不清楚此屋具体是何时承租的。

书中还写到一些不为世人所熟知的主人，例如颜福庆。颜福庆于190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是第一个完整接受美国专业医学训练的亚洲医师，后来一手创办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

李天纲在《武康路40弄4号：颜福庆旧居》一文中写道：“颜福庆旧居在武康路上初看不是亮点，但是按照旧主人一生造福于上海人来说，这幢普通民宅的价值和意义，超过了他的邻居黄兴、唐绍仪、陈果夫、陈立夫。”

同时书中还提到一些未解之谜，比如武康路392号甲的主人是谁。李天纲在书中写道：“根据徐汇区文化局文物普查时从老居民处得到的信息，投资武康路392号甲别墅的是一位军阀，但随即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拥有。”李天纲认为，此处房产当年属于袁克定，也是有可能的。“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握有大笔遗产，按他在袁氏家族的地位，以及他乐于操控政治、把握经济的性格，在上海经营一点点地产是可能的。”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选取了该书中同济大学教授钱宗灏所作“武康路395号： 曾经的科学之家”一节内容，以飨读者。

武康路395号是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大型花园住宅，建于1926年。建筑为四层砖木结构，欧陆式的红瓦坡屋顶有明显的折脊，就是那种顶部较平缓，折脊以下遽然陡峭的屋

顶，檐下饰有精细的古典檐齿。沿武康路立面及两侧的屋檐口处设有巴洛克式的屋顶窗，椭圆形的窗洞下托着卷草纹饰，顶部还有石材凿出的弧面形贝壳造型，东西两侧屋面另还设有六个棚式老虎窗。建筑前后立面的各个楼面都有弧形的外阳台，围以宝瓶式栏杆，阳台下的支托亦作曲面造型。外墙以明显的两道腰线分作古典三段式的构图，底层可视为基座，以粗凿石块饰面，面向花园一侧建有巴洛克式的双向室外楼梯；二层以上原来是做的水泥斩假石墙面，经修缮后已被抹平；朝向武康路一侧还有塔司干式的柱廊楼梯通往二层，柱间栏杆作缠绕的绶带式样和椭圆形的透空。总之，在古典的框架上极尽装饰之能事便是巴洛克建筑的最重要特征。

关于这幢房子的人文历史，有文章说这幢房子最初的主人是谁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了，只知道曾经是叶恭绰的府邸。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广东番禺人，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是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和政治活动家。

那么，后来这座大宅子又怎么会成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所址了呢？

先是在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筹备委员李石曾提议同时设立一个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同年8月6日，行政院做出决定，先以北平大学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9月9日宣告成立，李石曾出任院长。该院隶属教育部，下设总办事处和研究学部。学部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下置物理、化学、镭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研究所及测绘事务所。各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专任研究员兼任，另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助理员、练习生各若干名，并聘请社会上的专家为名誉研究员、通讯研究员及特约研究员。

1932年1月，国立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成立，所址在东皇城根42号北平研究院理化楼内，严济慈出任所长。镭学研究所是国内首个放射学研究机构。药物研究所成立于1932年9月，所址亦设在东皇城根理化楼内，所长为赵承嘏。

1933年，严济慈为镭学研究所搬迁的事来到上海考察。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院长李石曾感到时局不稳，开始考虑将北平研究院南迁。他的助手、北大教授顾孟余已先到了上海与世界社接洽，在法租界办起中医医院，准备把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迁到上海，放在世界社里。李石曾当时估计，日本人只能占领华北，上海的法租界可以保存中国的科学力量。这一年，药物研究所率先迁沪，暂寄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410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内。

当时福开森路395号为叶恭绰所有，叶与李石曾素有交情，闻此消息，慨然以屋赠与，作为药物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的新家。药物所于是在1936年春迁入福开森路395号。同年，镭学所也决定南迁，更名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杨承宗受严济慈之托到沪建立实验室。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回忆： 药物所使用这幢楼的一至三层，镭学所在四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华北，国立北平研究院内迁昆明；8月，淞沪抗战爆发，因镭学、药物研究所栖身租界，暂时无虞，故未西撤。

1938—1941年，镭学研究所因得到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赞助的4000美元、45500法郎、国币56000元，得以继续开展科学研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一天，忽有大批日军至药物研究所，将设备仪器强行装车后扬长而去。所长赵承嘏急忙赶往法国领事馆，提出药物所的经费是法国退还的庚款，日本人无权这么做。法领事随即通知码头暂缓日船启航，并请法公董局教育处长亲自去码头交涉，仪器设备才得以从船上搬回。事后日本人还不死心，宪兵队几次传讯所长，赵承嘏并不回避，始终冷静应付，保全了药物所。

到了1944年7月，汪伪政府也来抢夺镭学研究所。一天，突然有三五个人闯入武康路395号大喊大叫，为首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原系北平某医院小儿科医生，他厉声说道：“今奉褚（民谊）部长之命，来接收镭学研究所！”负责人陆学善上前一步问道：“我们这个研究所是李（石曾）先生所立，褚部长怎么忘了呢？”对方强词夺理地说：“今维新政府已经成立，官员都要依法办事，各遵其职，褚部长怎能徇私枉法呢？”陆学善愤而言道：“以前李先生与你们褚部长休戚与共，倘若李先生知道今天的事情，怎不寒心呢？还是请你们收回成命，不要生此恶念，恐怕以后追悔莫及！”对方闻言大怒，开口训斥道：“若不是褚部长有言在先，立马就可以把你抓了进去！今有命令在，谁敢违抗？”陆还想再言，被其他人使眼色阻止，只好不吭声了。对方于是换了副面孔，说你们仍可照常工作等，表示挽留之意。然而陆学善等人十分厌恶，终于辞职而去。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举世震惊。国立北平研究院虽然栖身昆明，仍请国民政府改镭学研究所为原子学研究所，期望日后将之作为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专门机构。1946年，国民政府文官处草就《研究铀元素与原子弹之报告》，详述铀元素与原子弹的历史、中国铀矿分布情况、中国原子科学研究状况及奖励、资助研究的办法，请求成立国家级的“原子学专门委员会”。同年夏，钱三强、何泽慧归国，镭学研究所新购仪器设备亦陆续运抵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乃于9月正式成立原子学研究所，聘钱为所长，所址设北平；镭学研究所的结晶学和X光学两个科室仍设在武康路395号，陆学善为室主任。但随后内战全面爆发，京沪两地皆难以为继。

1949年临近解放，国民党上下皆人心惶惶，药物研究所的赵承嘏犹自一心钻研业务，不问世事。曾受邀迁台，坚辞不受。

陆学善亦接到命令要将所里物资全部迁台，但陆不想那么办，于是跟所里同仁商讨对策，千方百计拖延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当时，吴有训也携全家居住在武康路395号。吴有训之女吴希如回忆说：“解放前不久，为了拒绝去台湾，爸爸带着全家‘隐居’上海福开森路‘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楼上，和陆学善先生家住在一起。当时妈妈正因胆石症所致严重黄疸住在医院里，家里十分困难。上海解放的当夜，我们曾听到一阵枪声，次日清晨出门看到许多解放军就睡在大街的人行道上，爸爸当时真是无比感叹，对我们说：‘这就是子弟兵啊！’”（吴希如： 《往事的回忆——怀念亲爱的爸爸吴有训》，《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5月25日，上海解放前两天，吴有训不经意间听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放的寻人启事，云：“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蔡恒胜：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2）——吴有训先生》，《中关村回忆》，第392页）连播数遍，语气恳切。嗣后日日播报，共146天，直到10月17日厦门解放才止。

1950年3月21日，中国科学院在沪成立办事处，以管理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在沪机构。同日接收药物研究所。当时竺可桢已经预先获得通知，他在（1949年11月13日）日记中记录了此事：“晨七点半起。上午樊翰章来，知渠在储蓄银行电台为电讯局所接收，现入训练班受训练，将来是否得派一事未可知，故求谋事。余以气象总局将成立，嘱径函长望，余亦可为一言。但渠以年事长不愿服务于听筒工作为言。九点廿分至福开森（路）即武康路北平研究院结晶研究所与药物研究所，遇朱洗（专研Embryology胚胎学）、陆学善及赵石民三君。石民系东大旧同事，十五六年不相见，虽身体愈衰弱，但头上不见白发。渠只有一助理，而全院在沪只有十六人，连工友在内。陆学善研究结晶，以X光设备颇不恶。朱洗在研究蚕身之细粒子（微粒子）病，系一种virus。余告彼等，科学院接收人员旬日可到，但接收后未必即将各所归并，必须详加考虑，方始着手。渠等始稍安心。石民提及庄长恭，谓其有机化学之成就为国人第一，希望其能回药物所主持。”（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

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于北京成立，吴有训兼所长（12月任中科院副院长）。同年8月，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及结晶学研究室合并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严济慈任所长，陆学善任副所长、研究员。同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药物研究所因为科研人员少，改为研究室，赵承嘏仍担任主任，暂时附属在有机所下面，室址则分别有武康路395号、393号及岳阳路320号三处。1953年1月23日，中科院任命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所长。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自上海岳阳路319号迁往北京，药物研究所于是全部迁入其址（另一说是太原路294号）。2003年5月再次迁址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该所至今仍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也是中国科学院唯一的综合性药物研究机构。

据赵承嘏儿子赵体平回忆：“解放以后，也有几次谈到药物所要搬出武康路，但是，我父亲始终不搬。因为，这个实验室，这个所，是他决心终身工作的场所……我记不起他身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事情。就像一个苦行僧，在晨钟暮鼓的伴随下度过其一生……他考虑一切事情，都从一点出发，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坚持他的研究……他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他将一生在实验室里、在药物所度过了。”（赵体平： 《怀念先父赵承嘏》，《江阴文史资料》第11辑，1990年，第108页）

1953年，武康路395号被华东文教委员会接管，“文革”期间的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拨分配给燎原服装厂作生产用房。1977年归属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使用，至2003年迁出。2008年及2013年，武康路395号先后经历过两次修缮。目前为上海文广集团旗下的精文投资公司办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