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一个性别比失衡的著名例子

上篇文章里，我们说了，性别失衡并不是个别现象，其成因是技术性的、社会性的，也有历史、文化、战争等各种因素。有些国家如美国和俄罗斯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女性多于男性的模式，和其历史背景、经济环境等都密切相关。

那有没有性别比失衡颇为严重，又被“纠偏”了的呢？

有的。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性别比开始攀升。与此同时，韩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1985年以后，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攀升，1986至2000年间处于较高水平，除1987年为108.8、1999年为109.6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110，1990年则达到峰值116.5。2000年以后，逐步下降到110以下。2007年，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经历了一度攀高之后降到了正常值范围。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研究指出，韩国是亚洲地区几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国家中，第一个出现逆转态势的国家。

韩国兼具中国和美国的特点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起，中韩两国的性别比都攀升，那么中国此前的性别比一直也不算低，韩国的性别比是不是像中国一样，一直都偏高呢？

还不完全是。

看起来，韩国兼具了中国和美国的特点。

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性别比并不偏高，甚至有些时候是偏低的。

从韩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来看，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婚龄女性比婚龄男性多，特别是60年代，30至3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87.68，也就是说，女性多得多。70年代，35至39岁、40至44岁、45至49岁年龄组女性也普遍多于男性。

与美国等类似，这大概也是一种“战后现象”。

1953年，朝韩签署停战协定后，虽然韩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但出现了“婴儿潮”，是战后补偿性生育的结果，人口迅猛增长，数量由1949年的2000万，猛增到1960年的2500万。这段时间，韩国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生育管理，性别比总体处于较为均衡状态。

1960年，韩国人口总和生育率(TFR)达到5．9，韩国进入了近代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并行发展的阶段，其认为高速的人口增长已经严重阻碍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年，韩国政府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同年制定了第一个家庭生育计划方案 “小规模家庭政策”。1966年，韩国政府提出“让我们有3个孩子，每个孩子间隔3年，35岁终止生育的3．3．35”口号。到上世纪80年代，又进一步倡导一孩化政策。

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韩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8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类型完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但人口出生性别比发生失衡。

偏好男孩的文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文化原因首当其冲。

韩国社会重男轻女，也不是什么秘密。多年来，相当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仍然在韩国占据着重要地位，更不要说在上世纪。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父权制度使整个社会有着强烈的男性偏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保持在107左右。1986-2000年间，基本都超过110。而1990年之所以成为最高，也有非常“特殊”的原因。1990年为马年，在韩国，人们认为马年出生的女孩性格暴躁，因此，人民会避免在这一年生女孩，或者将这一年出生的女婴在进行出生登记时谎报为1989年或1991年。

与中国类似，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孩次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当时，在韩国，即使在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6.5的情况下，第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一般在104-107范围内；第二孩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86-1995年间都超过了110，最高也达117.0；第三孩、第四孩的出生性别比则大大高于正常值。1992-1995年，第三孩、第四孩出生人口性别比曾高达200以上。显现出“想要男孩”的迫切感和决心随着“没有要到”而愈加剧烈。

同样类似的是，韩国的城乡性别比情况。对韩国1980、1985和1990年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研究表明，农村出生性别比高于城市，城镇出生性别比低于前两者。1990年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在城镇和农村已经全面偏高。表明韩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较城镇更强烈一些。

技术加持的失衡

技术则在其中起了关键的辅助性作用。尽管社会存在着普遍而明确的性别偏好，但偏好本身不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直接影响。此时，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起了重要作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有超声检查(B超)、染色体分析(羊水、妊娠尿分析)、阴道细胞学技术等。一些研究发现，B超机自80年代中期在韩国的普及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有直接关系。

接下来，就是人工流产技术。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997年的调查，做人工流产的妇女中，有2.6%是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比1994年的1.7%高出0.9个百分点。没有男孩的妇女，进行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比率最高。相反，有1个男孩的妇女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比率较低。有1个女孩时，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比率很低；有2个女孩时，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人工流产时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比率分别为9.1%、10.7%；而有3个女孩时，胎儿性别鉴定的比率很高，即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人工流产时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比率分别为11.1%、7.7%。可见，有2个以上女孩时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比率明显上升。根据1998年9月韩国保健福祉部对全国 22个医院的接生员及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96-1998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以上的医院为数不少。尤其，1998年为虎年，人们认为虎年出生的女孩命硬，所以在有些医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孕妇超过30%，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200。

取消计划、尊重女性，才是正途

在此形势下，韩国也意识到自身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做出了积极应对。

最为直接的，韩国修改“医疗法”， 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违反者取消其医师资格。尽管只有约30名医生为此被吊销了执照，但是已经起到了威慑作用。

但这远远不够。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环境才是根本。

韩国于1995年制定《妇女发展法案》，用于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实现法律面前性别平等的原则方面的基本责任，以此来推动性别的平等以及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发展。2002年韩国对《妇女发展法案》框架进行修改，将社会性别视角的政策评估纳入法律基础，进而使政策和预算有了社会性别视角。韩国为反对性别歧视、提高女童和女性地位还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83年，韩国成立妇女发展机构，负责研究妇女问题并对妇女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享有社会福利。韩国于2001年成立性别平等部，2003年成立直属于总理的妇女政策协调委员会，同时建立了妇女政策官员制度，此外还有性别平等促进委员会。2005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民法》修正案，从2008年1月起废除“户主制”。

此外，1994 年韩国取消了以所得税控制生育的政策，1996年正式取消了人口控制政策，转为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福利的人口政策。

1996年以后，分孩次性别比有所下降，其中，第二孩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属于正常范围。2008年，第三孩、第四孩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降至 115.8 和 123.9。

而社会观念也而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对已婚妇女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已婚妇女中认为“必须有男孩”的人，1991年为40.5%，1994年为26.3%，1997年为24.8%，2000年为16.2%，2003年为14.1%，呈下降趋势。认为“无所谓”的已婚妇女，这从1991年的28.0%上升到2003年的43.3%。

人们对男孩必要性的看法在逐渐发生变化。没有了计划政策的约束，人们的人工干预必要也随之下降。在多措并举下，韩国的性别比经过了一段“弯路”，终于走回了“正轨”。

后记

韩国是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可以用来诠释历史、社会、文化、政策因素在性别比影响上的作用。

当然，尽管政府颁布了各种法律以提高女性地位，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仍根深蒂固，韩国女性在家庭及社会还是没有实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或者又使韩国陷入了另外一个困扰当中，即低出生率。

不过，通过韩国，可以看到，经过了战争、经济腾飞、计划生育、父权文化等的洗礼，性别比的改变，反映出社会前进的一些变化。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