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金融开放宜缓不宜急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其中包括“进一步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通知引起了市场的广泛重视和讨论。我们认为，本次文件的重点是要释放继续开放市场的信号，同时通过加大引入外资来对冲资本流出。但是，开放市场的着力点未必要选择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应该优先对国内资本开放，并结合金融部门改革推进。

上一轮金融机构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在2004年前后，主要集中于银行部门。当时的国有四大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曾引入过战略性投资者，其目的是帮助四大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在香港上市。除了引入资本以充实资本金，上一轮引入境外投资者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引进国际化的金融技术、业务模式和管理理念，以提升四大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效率。

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引入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与汇丰银行就信用卡业务合作、技术支持和协助、许可领域签署了相关的战略合作协议。建设银行于2005年与美国银行和富登金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旨在凭借美国银行的优势，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及个人银行、产品专业知识、技术及经验方面的实力，支持和促进建行业务快速发展。

中国银行于2005年与RBS集团、亚洲金融等多家机构签订了多项战略合作安排，旨在改进包括公司治理、信息技术及人力资源培训投资银行等业务的管理。工商银行则于2006年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以及美国运通建立了非排他性的战略合作关系，力图改善工商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银行业务开发等。

除了银行业，2000年-2008年，中国也在持续扩大其他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从银行业来看，中国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使得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拥有法律依据， 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则保证了银行业在对外开放时能够稳定有序推进；从证券业来看，2002年实施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为外资参股中资证券公司打开了大门。而2003年QFII的推出直接加速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2006年《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实施使得继银行业之后，证券业引入一批战略投资者。

从实际效果来看，QFII投资额度由2003年6月初3.5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134.43亿美元；从保险业来看，寿险和非寿险的经营领域范围和业务范围也是逐步放开。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由2003年的20家到2008年48家，外资保险公司资产由2004年的413.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524.9亿元，外资寿险公司收入由2004年底的84.3亿元上涨到2008年的360.9亿元，而外资财险公司收入由2004年底的13.6亿元亿元上涨到2008年的28.9亿元。直接投资方面，2000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金融企业数量仅为74家，对中国金融行业直接投资额仅为0.77亿美元。到了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的金融企业数量增长到了3977家，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5.73亿美元。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中国引入外国资本的同时，更强调对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合作。得益于此，四大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获得了极大改观，机构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国际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引入外资的金融机构。因此，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引入资本以对冲资本外流或者充实资本金，而是要通过资金流动带动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从根本上提升金融机构的效率。

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一度减慢，但国内金融领域开启了一轮全新的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标志，各部门放松监管，金融行业实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繁荣2013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首次超过美国，于2015年超过英国。2015年，中美日英四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4%、7.2%、4.4%、7.2%，中国已超过另外三国。与此同时，中国金融行业也积累了大量问题，集中体现为金融机构杠杆过高以及资本“脱实向虚”。

为了化解金融行业的风险，中国金融部门正在展开一场针对去杠杆的攻坚战。一方面，整个金融部门都要主动或被动去杠杆，由此带来的利润压力非常大。现有金融机构若继续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充实资本金的方法来实现开放，很难想象这些股权能够卖出好价钱。同时，截至2017年7月，中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通过QFII制度引入的外资比例并不高，继续发挥QFII渠道远比另起炉灶要简单。另一方面，国内金融体系“上至监管、下至交易”都正处于重大变革之中，此时直接打开国门让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恐怕这些金融机构也很难适应，免不了叫好不叫座。如果引入的外资并没能形成真正的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其他渠道流入了二级市场参与金融资产（包括）的交易，还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并留下资本外逃的隐患。

从这一点出发，当下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宜缓不宜急。与其在金融行业仓促引入境外投资者，倒不如加快开放国内服务业领域的进程。许多重要服务业里仍存在比较明显的供给不足，如环境、医疗健康、养老等。这些服务业大多与民生直接相关，且多数都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服务业。通过放开对这些服务业的管制，不仅可以有效补充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还能有效释放这些服务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活力。从全局来看，金融开放只是一个环节，不必作为开放的着力点。真正的重点是深化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改革，放松管制，激发民间资本参与服务业，最终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

（作者何帆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朱鹤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陶宏伟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