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电影人：拒绝被疫情浪费的青春

采访并文 | 格温

编辑 | 林子尧

张博凡是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制片项目毕业的硕士生，也是一位工作在中美两国的制片人。赴纽短短三年，她成为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 Newcomers 项目入选制片人，也成为了Katharina Otto-Bernstein电影基金和GiGadgets创意基金获得者。她制片的长纪录片《盲弈》入围美国最大纪录片节DOC NYC国际竞赛单元；长剧情片《破卵》入围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第10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会。现在，她在寻求一种跨越中美的电影事业。

以下是青年电影人张博凡的口述：

疫情之前的纽约

我在2018年夏末，8月份到达纽约。刚来时，从肯尼迪机场打车到哥伦比亚大学，一路上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更加现代版的香港。开始融入本地生活以后，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脏脏的国际都市。

张博凡

我是江西赣州人，有时会说自己是“山里面的孩子”，因为赣州山清水秀，有许多好山好水。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影视制片管理时，我参与了一些学生短片制作项目，发现和电影很合得来，就选择在大三时申请美国的电影制片硕士。纽约其实不是第一选择——我更想去加州，去美国电影学院。但是面试之后“梦校”发了一封拒信，刚好哥大那边发来了offer，我就想：好吧，其实去纽约也不错。

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制片MFA项目的学制一共是三年。第一年的课程设置很紧张，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这三个方向的学生会在一起上课、完成作业，第二年后才会根据专业分开。导演课每两个星期就要拍一部自己的短片，需要自己找组员、租学校的器材、自己剪辑，然后在课堂上展示，还有编剧课和教如何和演员合作的导演演员课，都有着巨大的工作量，每个星期不是在写剧本就是在拍片子，找别人帮自己拍、也帮别人拍，我和同学们可以说是通过拍片子相互认识的。

我的第一部学生作品，是研一第一个学期的期末作业，叫作《回响》（Reverb）。它讲的是一个小钢琴家克服听障，学习用另一种方式聆听这个世界的故事。当时我对制片理解还没有现在那么深刻，学生作业里，制片人是不出钱的，而是导演出钱，也由导演牵头。那时，我把制片人看作一个服务性的工作，为导演的艺术服务，他需要什么样的演员，就给他找什么样的演员；需要什么样的场地，就跟他一起去四处寻找这样的场地。一个制片人要从各方面给项目提供支持，也包括给导演提供情绪价值。

导演姜敏圭和我在选角上面上花了很大的心思，我们找遍了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去寻找一位会弹钢琴的小演奏家，最终有机会和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小演员叫Alexa Swinton一起合作。当时这个项目只拍了两天，一天在布鲁克林租了一个Brownstone公寓，第二天借用了校园学生活动中心大楼里的一间钢琴房，其实是一个非常低预算的剧本。这部片子一开始剪了十分钟，感觉不是特别理想，便先搁置了下来。

在拍摄一部片子时，也会渐渐加深对纽约这座城市的理解。比如说《邮递员》（Postman）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邮递员在派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位濒死的油画家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场地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定要有一个火车紧挨着公寓、然后迅速地从窗子边飞驰擦过的镜头。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找，导演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火车一定要和窗户贴得很紧，能在屋里感受到火车经过时的震动。当时其实也做了二手准备，是一座没有火车经过、但有漂亮大窗户的屋子，但我们都想要找到最好的地方，就去谷歌地图上，一直翻，把地图放大好几倍，看有没有地铁会紧挨着经过住户，最后我们锁定几个地点，定下来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地铁口，但是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公开租赁的电影拍摄场地。

张博凡在《邮递员》堪景的休息时间读剧本

那里有一条整街道的房子都挨着地铁。我们就一户户敲过去，多数都是否定的回答，但是问到一户时，户主居然答应了！因为他楼上刚好就是一个油画工作室，他的妻子就是一位油画艺术家，他也能理解我们的艺术追求。我们马上堪景，把剧本的人物从本来的老人改成了一个油画家，没有改变他们那边太多的布景，拿来作为主人公的家和工作室。

《邮递员》这个电影的场地几乎都是我们亲自上门协商拿到的，包括邮递员经过的玲琅满屋的古董店、门口养着鹦鹉小鸟的杂货店、有火车在空中穿过的街道书店等等。当时我们在纽约敲了许多扇不同的门，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对我们和拍摄请求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比如有一位老人觉得我们的行为很鲁莽，认为打扰到了日常生活，一句话都不想跟我们讲；有些人会答应，还邀请你去进屋喝茶。打开房门，你可能会看到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可能是一个略显凌乱的油画工作室，你能看到不同纽约人的生活状态，都是大异其趣的。

随着我经手的项目越来越多，我发现最大的难题其实是突发状况。每一个项目的突发状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好的演员在要开拍的前一天放鸽子，突然接到电话要租新的大道具、需要重新定交通计划等，考验临场应急能力。第一节专业制片课，老师就交代做制片人预算表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东西——应急预算，它可能占你项目的6-10%，甚至更多，是永远都不能省略的。

这也变成了我的一个生活技巧，一定要做二手准备，因为事情永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顺利，一定会有意想之外的突发状况发生。

突发状况

我是一个容易感受到焦虑的急性子，对自己大大小小的规划——有细节上规划，有大方向的规划，需要整理得非常有条理，一旦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点偏差，焦虑就会赶上我。

谁都没有料到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这可以说是在读书期间遇到的最大的突发状况。2020年的3月份，疫情在美国开始爆发。我和一位美国导演合作的一个项目，第二天马上就要开拍，然而一夜之间，疫情的消息就开始在整个美国、纽约城里蔓延开来，城市里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有一种声音说，纽约市马上要封城，出去就进不来了。我们的拍摄场地和纽约市有一段距离，并不在市内，于是很多组员开始恐慌，说我们不去拍了。那个时候，项目的钱都已经预付了出去了一半还多，包括餐食、交通、器材、场地等等，但是还是不得不终止了项目，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冠病毒的真实情况，美国和学校也没有明确的拍摄安全指导规则和意见，医疗保险也是不明确的：比如说染上了新冠，应该怎么赔付？如果没有明确医保，我们剧组不可能负担得起高额的治疗费。

张博凡生活照

我的其他项目因为疫情，也就直接没有拍。那半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一些老片子的后期，还有一个独立长纪录片的后期工作，甚至包括第一部学生作品《回响》，也在疫情期间重新拿起来剪辑。因为疫情很多项目都被截断了，我就和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剪一剪，把后期混响做更精致，然后再投一些电影节试试看，没想到后来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2020年初，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纪录片专业的浦韫鸿导演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做她第一部长纪录片《盲弈》的副制片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想要去做更多的项目、不想停下来，同时我也很喜欢浦导，所以当时就决定一起合作。疫情期间的主要压力还是在她身上，因为那时主要是后期工作，不仅我和她见不了面，她和我们的剪辑指导，一位艾美奖提名的剪辑指导老师，也因为疫情没法见面，所以一直在远程和各方面的人沟通。我则负责找一些创投会、入围，制作宣传文本和物料，然后寻找资金机会，然后有机会拿到资金，制作电影节的策略，考虑在哪里首映，找一些次级代理，如何把我们的片子卖出去。

最忙的是研二到研三的这段时间，我手上不仅有国内的一个长片项目、纽约的一个长纪录片项目，还要准备两个毕设的奖金申请和实习。最忙时是纽约时间和北京时间一起过，因为要跟国内的资方接触、沟通，他们那边安排的是北京时间的下午，我经常要凌晨三四点爬起来打一两个小时电话，然后睡两个小时，过后做纽约这边的项目，就必须马上就换一个时差模式，这样循环往复大半年。因为疫情，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家里面，物理奔跑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身体还算缓得过来。最困难的或许是研二的夏天，因为我性子急，害怕研三来不及找实习，所以很早就开始联系各种不同的人，但是那段时间的反馈也不太好，整个人就开始焦虑，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经济和工作上也不是特别理想，这一切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因为这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出门走一走是缓解焦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纽约是个有趣、值得一走的地方。有时会叫上朋友一起，在哈德逊河一带逛一逛，那里的风景非常漂亮。

之前，我还喜欢自己一个人去逛艺术馆和博物馆。在哥大的北边一点，有一座修道院博物馆（The Met Cloisters）。那里展出了一个系列的16世纪围捕独角兽系列的挂毯，表现了捕杀的残忍画面，生命和自然的搏斗展示着原始的力量，这和纽约这个大都市本身是截然不同的，让观者从中获得一刻喘息。

作为一个特别着急的人，平时我不管是坐地铁、还是走路，都走得特别快。前两天我和往常一样在纽约地铁站里行走，就发现时代广场转站的一个地下连接口里面，一个戴着大的假发头套、穿着粉色宫廷服的女演奏者，正用大提琴演奏着巴赫。我站在那里，顿时感受到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地铁的转站口匆匆的旅客中间，一个极其悠闲的表演艺术家，一响起琴声，很多人就停下了脚步。艺术存在于这个空间本身就会给人慰藉，让人又发现了自己立足的地方。

纽约地铁里的女演奏者

在研一时拍摄的片子，很多刚好都是疫情时入围了电影节。其实疫情中的线上电影节，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主办方会设计各种小程序，有的比较大的平台可以让你进入他们的程序里走一圈，就像一个小游戏：这边是展映厅，那边是咖啡区，然后还有休息室，虽然是虚拟的，却五脏俱全。

2020年FIRST电影节时，我也没能到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影节，有创投展示单元，结束后还有酒会，有机会去和志同道合电影人进行交流，也可以看到对方的项目，对青年电影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我也参与了所有前期的准备，包括宣传物料的设计，参与感是很强的，而且导演高书和编剧吕默很照顾我的感受，经常更新情况，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整个是线上参与，但是也有很强的参与感。

疫情的那一年一瞬间就过去了，除了和那位美国导演的项目因为资金方面支撑不了重启，是我唯一一个放弃的项目，其他的在疫情之后都已经陆续开拍，很多现在已经拍完了，有的马上要拍。

重启

疫情趋于平稳后，我回到了国内。那时手头上还在进行两个偏项目开发类的加州的实习，每个星期至少要读两个剧本，大部分是英文的，每个剧本读完以后要给几页文字版的总结和评估（美国行业里叫coverage），上交给上级。我和另一个团队也卖出了吕默编剧执笔的长片剧本的版权，开始前期筹备、开剧本会和堪景。同一时间，还开始给哥伦比亚大学两个毕设短片项目整理融资材料、进行前期筹备和远程制片。

现在，我对自己制片的项目有了一些“主权和主导意识”，也就是主观的规划，比如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下一步应该计划什么，预算规模如何、怎样组建主创团队，在选角、选场地的细节问题上，也都给出自己的意见。但我心中有一个想法没有改变，就是作为一个制片人，选择了一个合作者、尤其是合作导演，能给到的最大的、对他和对自己的保障，就是那份信任。选择信任，相信导演的能力、相信自己选择的剧本，也相信做出的和他要一起完成这部电影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疫情，其实最早的计划是毕业以后把纽约和北京都作为我的基地，两边同时做好不同的项目。经过了本科四年，北京就像第二个家，有许多好友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感情上更亲近。纽约，更像一个奋斗的地方。它具有丰富的多面性，第五大道高级时装店的橱窗，曼哈顿随处可见的街头嘻哈艺术家，永远在排着长队的中国城的点心，中国城隔壁就是小意大利，苏豪区华丽的街角咖啡店，各种文化杂然共存，就像一个缩小版的世界。

现在看来，穿梭在两国之间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景，但是现实的状况似乎不太可能，不是选择中国，就是选择美国，因为现阶段隔离就需要一个月，而且来回机票也特别贵。也许需要等三到五年才能知道答案……做电影本来也是看运气和缘分的一件事。

如果足够幸运能在电影业立足，我希望成为一个专业的制片人，有能力同时操盘多个项目，融入中国和美国两边的本土文化和行业，开发出能够被市场都接受的电影类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