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的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

为了了解现今全球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到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进行考察，通过对采访材料、历史事件、目击经历和尖锐观点的呈现，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股可建构、可焊接的力量，但从现今它的极端和权威的形式来看，它沦为了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其著作《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8月由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导论《最后的避难所》。

军阀

这个联合国检查站是一座堆着沙袋的活动房屋，有两个加拿大士兵守卫着克罗地亚中部帕克拉茨（Pakrac）的克族人控制区和塞族人控制区之间的路障。通往检查站的道路蜿蜒曲折，两边的小平房已被夷为平地，车辆翻倒在壕沟里，废弃的花园中杂草齐腰。当我们接近检查站的时候，透过杂草可以看到两个十几岁的克罗地亚人，用望远镜警惕地注视着塞尔维亚人一方。

离开联合国检查站，刚进入塞族人控制区，十五个武装的塞族准军事人员马上围住我们的面包车。他们刚刚在村里的婚礼上喝过酒。醉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双眼呆滞、满脸汗珠，强迫我们打开车门，爬上了车。“我们看着你们，”他用双手做出望远镜的样子，“你们告诉那些乌斯塔沙（Ustashe），”他指着来路上藏在草丛中的克罗地亚人，然后从腰带间掏出手枪，“你们这些该死的间谍。”他用枪口逼迫司机下车，接过方向盘，开始重新发动引擎。他后面座位上的摄影师抱怨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拍下来？”面包车后部一个声音幽幽传来：“因为他会开枪打死你。”

那个塞族人将面包车挂上挡，车子慢慢启动，这时一个联合国士兵猛地拉开车门，抓住钥匙，熄了火。“我们会自己开的。”联合国士兵喘着粗气说，半拉半哄地把塞族人从司机座位上拖下来。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塞族年轻人挤进面包车里，摇了摇头：“我是警察，你们被捕了，跟我走。”

在我追寻新民族主义的旅途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理解新世界秩序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喝多了梅子白兰地的武装分子，种族狂热，隔着废弃土地互相射击；一个设在他们中间的检查站，高傲地摆在那儿，被称为“国际社会”，但实际上只不过配备了两个焦躁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时不时地担心他们能否活着离开的摄影团队。

“国际社会”的法令只限于联合国检查站两侧150米以内。超出此范围，枪炮就是法律。武装人员把我们带到村里的警察局，局长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翻译的祖父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克尔克岛（Krk），所以他一定是个克罗地亚间谍。但随后来了个电话，指示局长释放我们。没有人会说是谁下的命令。看上去，应该是当地的塞族军阀。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军阀的权势，但不是最后一次。

我是“冷战”时代的孩子。我出生于1947年，柏林空运的那一年。关于不顾一切后果的政治，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天所感受到的极度恐怖。现在回头来看，我发现自己经历了最后一个帝国时代，最后一个世界上各民族国家被划入两大截然对立势力范围的时代，最后一个恐怖制造和平的时代。现在，恐怖似乎只能制造更多的恐怖。

如果21世纪已经开始——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那么它开始于1989年。当柏林墙轰然倒下，当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站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的阳台上，和人群一同欢呼，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几乎顺从地觉得自己将在“冷战”的恐惧麻痹中终老。突然，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到黑海，从塔林（Tallinn）到柏林，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一个自由民族的新秩序开始成形。1991年8月，当莫斯科人民捍卫俄罗斯议会、对抗坦克时，我们相信，那拖垮了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的公民的勇气可能强大到足以支持俄罗斯向民主转型。甚至，我们一度相信，东方的民主洪流可能横扫我们西方自身已经疲惫不堪的寡头政治。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错得有多厉害。因为承继最后一个帝国时代的，是一个暴力的新时代。新世界秩序的关键叙事是民族国家瓦解、陷入种族内战，这个新秩序最重要的建筑师是军阀；我们时代的关键语言是种族民族主义。

伴随无忧无虑的乐观思想，我们认定世界无可避免地前进，超越民族主义，超越部族制，超越我们护照上限定的狭隘的身份，走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文化，那将是我们新的家园。但回溯过去，我们不过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为自己壮胆。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作为政治信条，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世上之人区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决权，或者以已有民族国家中的自治单位而存在，或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 家。

作为文化理念，民族主义是一个主张：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拥有许多身份，但为人们提供最重要的归属形式的，是民族。

作为道德理念，民族主义是一种伦理：英勇牺牲，为在保卫自己民族、对抗内外敌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当性。

这些主张——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为奥援，认为民族有权以武力或暴力捍卫自身的道德主张，依赖于文化上的主张，即满足安全和归属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认为所有民族都应当为国家地位而奋斗的政治理念，取决于认为只有民族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主张。文化理念反之也为那种如果没有自决这些需要就不可能满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证。

所有这些主张都颇具争议性，没有哪一个是直观明白的。世界上有许多部族居民和少数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并不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为什么民族身份应当是比其他任何个人身份都更为重要的因素，并非显而易见；为什么捍卫民族让使用暴力成为正当的，也非一望可知。

但现在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界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当人们的自决权受到威胁或者被拒绝承认时，他们起而自卫，武力或暴力能从中获得正当性。在这里，自决可能意味着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权，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民族团体是相信自己能在一个已有的国家框架中达成目标，还是寻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 家。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将政治主权赋予“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常被看作“人民”的同义词——但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创立民主政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在界定其民族构成时都将全体人民纳入进来。

一种“公民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应当包括所有认同民族之政治信条的人，不管其人种、肤色、信念、性别、语言或种族如何划分。这种民族主义被冠以公民之名，因为它将民族视作一个平等的、权利共享的公民共同体，通过依附于一套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之上的爱国主义而实现统一。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它将主权赋予全体人民。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是一个由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英吉利人，维系这个国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种族”——所界定的归属，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国会和法治。但直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直到法兰西和美利坚创建共和国，公民民族主义才开始征服世界。

这样一种理念更容易付诸实践，因为启蒙时代的诸社会在种族上是同质的，或至少在表现上它们像是同质的。那些不属于有政治选举权阶层——有产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劳工、妇女、黑人奴隶、土著居民，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进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这些群体曾为获得公民身份而战。抗争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西方民族国家现在都根据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种族来界定其国家地位。德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拿破仑1806年对德意志诸公国的入侵和占领，激发了一波德意志的爱国怒潮以及反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理念的浪漫主义论战。德国浪漫派认为，不是如启蒙运动所相信的，国家创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创造了国家。赋予民族统一性、使其成为家园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权利分享这一冷冰冰的构想物，而是人们早已存在的种族特性：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人民”（Volk）意义上的民族早已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开始了其漫长多难的征途。19世纪所有在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压迫下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人、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在设想他们的自决权时，都关注着德国的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当德意志在1871年达成统一并崛起为世界强国之时，其成就向帝国主义欧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成功。

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更符合社会学现实论。绝大多数社会不是单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种族也无法自我消除分歧，因为种族只是要求个体忠诚的众多因素之一。根据公民民族主义的信念，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过认同一套民主程序和价值观，个体可以调和他们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与他们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需要。反过来，这也表明民族归属可以成为一种理性依附的形式。

与此相反，种族民族主义宣称，个体最深层的依附是遗传的，不是选择的。民族共同体界定了个体，而非个体界定民族共同体。这种归属的心理学可能比公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深刻得多，但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学则离现实甚远。例如，两个塞族人都具有塞尔维亚族身份，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克罗地亚人，但要阻止他们为工作、配偶、稀缺资源等而互相争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种族自身并不创造社会凝聚力或共同体，当它在这方面失败时——失败是必然的——民族主义政权必然被迫转向以武力而非共识来维系统一。这是民族主义政权更多是威权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它们是一种以多数派种族的利益为主导的民主形式，这也可以证明其威权性。绝大多数“后冷战”时代的新民族国家都在口头上奉行公民平等社会的理念，并为少数种族的权利提供保护。在现实中，新的民族国家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罗的海诸国、亚洲各新兴共和国，都实行制度化的多数派种族统治。对于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国支持的少数族群俄罗斯族统治的多数民族，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和乌克兰人，种族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诱惑。

有人认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义从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权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才能扎根。 按照这种观点，种族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盛，是因为40年的一党统治有效地摧毁了曾经在这个地区存在过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况应当是，在有广泛民主传统的社会中，种族民族主义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并非如此。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白人种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是一种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种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丰富的也许程度不同的民主经验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种反叛正在不断发展。

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认公民民主的国家内部，种族民族主义日益盛行，如北爱尔兰、印度和加拿大这三个地方。在北爱尔兰，1920—1972年间，新教忠诚派的多数族群利用英国的议会制度，保持一种对天主教少数族群广泛的多数派暴政。尽管深受英国民主和法律传统浸润，但北爱尔兰完全无法阻止忠诚派将民主扭曲为民族主义。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难以遏制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它们正将这个国家的联邦体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乐观一些，但分析要点是一样的：在联邦民主的框架内实行的完全包容没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力量。

在所有这些地方，种族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吸引力在于，作为多数派种族统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它让敌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颠覆某种文化附庸的传统。在东欧各民族中，种族民族主义可以提供更多东西。当苏维埃帝国及其卫星国政权崩溃之时，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结构也随之瓦解，留下数以百计的族群彼此掣肘。因为这些群体都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通过民主讨论来协调争端的经验，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们的裁决者。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像野火一样在这个地区蔓延，因为它能够给军阀和武装分子提供一套机会主义的、自证合法性的词汇。在席卷共产主义国家废墟的担忧和惊恐中，人们开始发问：现在，谁能够保护我？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人们想知道谁可以信赖，谁是自己人。种族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直观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与你血缘相同的人。

归属

但如果民族主义要将其对血缘忠诚以及血缘牺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诉诸人们更美好的天性而不仅仅是最坏的本能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杀戮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行为，必须有某种原因，行凶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须以人们心中至善的名义，有什么比他们对家园的热爱更美好呢？

民族主义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个种族“屠杀者”的自然美学。检查站两边的杀手，刚刚还在瞄准敌人射击，转眼间可以没有丝毫转折地哼唱思乡曲，甚或是背诵几行民族史诗。这种感性的潜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种爱的控制，它的伟大超过理性、强大胜过意志，是一种与命运和定数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一种爱使人们相信，是命运而不是悲剧迫使你杀戮。

剥离掉诸如此类的感性，这种归属以及对归属的需求——民族主义似乎颇为成功地迎合了这种需求——还剩下什么？当民族主义宣称民族归属是所有归属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保护你，其他任何归属形式——你的家庭、职业或者友人——都不会给你安全。这就是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正当理由之所在。没有民族的保护，个体所看重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是首要的防范暴力的手段。你属于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给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归属的地方。如果民族主义的说服力是因为它为暴力授权，也可以说它的说服力来自为人们提供对暴力的防护。军阀是其民族的保护人，如果他杀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捍卫最高贵的事业：保护无辜的人。

但归属也意味着被认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写的，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归属就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说着你的语言”。附带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捍卫民族语言是如此饱含深情的民族主义事业，因为是语言而不是土地和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归属形式，即得到理解。当然，一个人可以从不同于其自身的语言和国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够在流亡中找到归属。但民族主义宣称，那种完全的归属，那种温暖的感觉——人们不只是理解你说出来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当你身处祖国、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才有可能得到。

世界主义与特权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说更多种类的语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

多年来，我相信潮流的涌动会有利于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首先，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种族的熔炉——为各种各样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暂停留者提供家园。对这些大城市里的都市职业人群来说，一种后民族的国家意识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义者为文化借鉴打造了一个正面的伦理结论：在文化上，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

这种世界主义的伦理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自从1700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几百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市场一直限制着民族国家运用其主权和自由，至少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现象建立理论之后一直如此，那时民族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至少从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以来，全球市场就存在于各种理念和文化形式中。无根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在帝国时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几百年。

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义与过往已经消逝的那种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在社会和种族方面的扩展。20世纪的民主体制和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将世界主义的特权从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扩展到发达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大量少数群体。突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出现，而我们想分享后民族主义意识的意愿，因廉价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极大地得到了增强。

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市场不再受一个稳定的帝国体系支配。有两百年的时间，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相继而起的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警察权威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1989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不存在帝国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时代。

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变化：1918年在凡尔赛，东欧的新国家诞生于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之上；1945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西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国家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1989年到1991年，苏东剧变。第三次变化的不同在于，其发生不是经由任何帝国的安排。没有现存条约规定东欧各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与其境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许多武装冲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国警察没有了。

美国可能是唯一还存在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人拥有的不是一种帝国权力：他们的威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专属国家利益，而不是维持一个全球秩序的帝国体制。因此，非洲、东欧、原苏联的亚洲诸国、拉美和近东的大片区域不再处于明确界定的帝国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这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赢得了“自决权”：他们仅仅是被扔在那里，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毫不惊讶，他们的民族国家像索马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正在崩溃。在世界上从前受到帝国高压统治的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各国——人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帝国式裁决者。那么毫不奇怪，脱离了强有力的控制之后，他们为了最终的解决——这曾被帝国的存在而长期抑制——而互相攻伐。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主义只让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众多小民族太过弱小，无法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全球主义带来的是混乱和暴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这个族群徒劳地求助于更强大的邻居来保护他们。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但身处竞争性的各种族之间，他们缺乏可以依赖的帝国保护者或一个自己的国家来确保和平。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让任何相信世界主义之美德的人们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非常明显地，世界主义是那些将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特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时代，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这一步。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规则执行能力。当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就像1992年在洛杉矶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公民的、世界主义的多种族城市显然跟任何东欧国家一样，极有可能爆发种族战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单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为了过世界主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对于人们为赢得民族国家而战斗所体现的残忍，世界主义的蔑视和惊诧是一种错位。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拥有特权的世界主义者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