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欧洲的左与右

“左”和“右”本用来表述空间方位，现在却广泛地用于描述政治立场，且不但西方如此，全球皆然。只是在不同地区，左右的内涵不尽相同。

近年欧洲政治剧烈动荡，一年之变顶过去十年，“极左”“极右”冒起之余，不少政治家打着“超越左与右”的口号求新求变。如仅拿国内的左右划分标准、或大家熟悉的美国的左右划分标准去套欧洲，那么对欧洲巨变时代的政治就会越看越糊涂。

左右这种用法不是一直就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首次出现。1789年8月29日，法国的制宪议会为了点票，大会主席叫支持国王拥有否决权的人（即保皇派）站到右边，反对国王拥有否决权的人（即改革派）站到左边。在此之后，左和右就开始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

通常，右代表保守，支持现体制；左代表进步，反对现体制。随着时间发展，以左右划分政治立场的说法传播到了欧洲和全世界，极左、中左、中间、中右、极右等衍生说法层出不穷。

现在距离法国大革命已两百多年，欧洲的各种“现体制”不知改变了多少回，何为保守何为进步已经纠缠不清，故左与右的实际所指就非常复杂了。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支持皇权的算是右，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算是左；但到了工人革命的年代，工人阶级成为时代弄潮儿，支持工人的才算是左，支持资本家的反而算是右了。再比如，自由主义刚兴起之时，是个新鲜的进步事物，因此算是左的，但到它后来成为主流价值观，便成为右的了。民族主义在用在反剥削、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时候，是非常进步的立场，因此算是左的；但如果用来排外、殖民、侵略，就是右的了。

那么应该如何区分欧洲政治的左右呢？

首先必须先了解欧洲的“政治分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研究政党“社会分野”的经典理论，认为西方政党受到四大社会分野的影响：经济上，有城市/乡村、劳工/有产者这两对关系；文化上，则有中央/地方、宗教/世俗化的分野。换句话说，有的政党是代表城市利益的，有的是代表农村利益的，这是由于城乡二分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以此类推。

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分野，在今天欧洲的政治生活中仍有非常鲜明的烙印。众所周知，劳工/有产者这对关系，仍然是我们判断一个政党到底是左还是右的首要标准。如果一个政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民众也确实这么认为，那么这个党就是个左派的党。它通常主张管控市场、增加福利。而相应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就是右派的党，它通常主张自由市场、削减福利。

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左派大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也都有一个与上述左派党相抗衡的右派党，如法国共和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保守党。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很多国家都是由这样的左右两个大党轮流执政，甚至联合执政。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等成为欧洲精英的空前共识，左派党和右派党之间的政策区别越来越小，导致一些人感叹“左右趋同”、“左右之分已过时”。

城乡分野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相较而言已不那么明显。但实际上欧洲不少国家都有代表农村、农民、农场主利益的政治力量，只是这些政治力量很少单独组党，而是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欧洲不少右派党（如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基督教民主党、瑞典的温和党、芬兰的芬兰人党等等）都有“农民党”的成分。

至于央地冲突，则仍是欧洲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反对中央政府、追求地方自治的政党比比皆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苏格兰、弗拉芒等独立意识较盛的地区，多有这样的政党。只是有意思的是，这些政党在欧洲政治光谱中的定位差别很大。比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党被主流媒体定位为“中左”政党，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则被定位为“极右”政党。这或许是因为苏格兰民族党除了追求独立外，还钟情于社会民主；而北方联盟的政纲则像个“大杂烩”。此外，苏格兰在英国有“被压迫”的历史，而意大利北部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苏格兰的独立事业更显“进步”。

宗教和世俗化的斗争在欧洲早已尘埃落定，但余音缭绕。不少欧洲政党带有“基督”的前缀，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些“基督”党通常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中右的位置，在文化上比较保守，重视家庭。相较而言，左派党通常支持世俗化，在妇女平权问题上非常积极。

上面分别从劳工/有产者、城市/乡村、中央/地方、宗教/世俗化这四对关系讲了欧洲的政治划分。这仍是我们理解欧洲左与右的主要出发点。但仅仅如此，仍看不懂欧洲。

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欧洲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欧洲内部的发展所带来的，而第二个变化则是欧洲与外部世界互动所带来的。这两大变化导致欧洲的左与右更加复杂。

第一，先说内部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特制生产模式式微，知识经济、服务经济兴起，欧洲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人运动逐渐走向低潮，“知识工人”、“中产精英”大量出现。这导致阶级分野重要性不断下降。民众不再像过去那样“死忠”于某个党，不少民众甚至连票都懒得去投了。所谓“民主空心化”，形容的正是这种现象。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民众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物质上的成功，而是开始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比如说“个人认同”、“人生意义”。这导致一些新的认同议题政治化。同性恋、气候变化、动物福利、对外人道主义干涉等问题，过去不是民众关心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为政治博弈的焦点。支持环境保护的各种“绿党”在欧洲遍地开花，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人们把这种新的政治现象称为“认同政治”。这样一来，欧洲的文化分野更为丰富，不再局限于央地关系和宗教了。

认同问题上的立场如何判断左右呢？比如，支持同性恋，算左还是右？欧洲通行的标准是，如果在认同问题上的态度是开放、包容、多元的，那么就被视为进步，归为左派。因此支持同性恋、支持环境保护、支持盗版，属于左的立场。相反，如果在认同问题上的态度是封闭、等级、排他的，那么就被视为保守，归为右派。所以反移民的政党通常被称为极右党。用学术语言就是，自由意志论论者，是左派；威权主义者，是右派。

欧洲的左右之分于是更加复杂了。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想成气候，都要在经济和认同问题上拿出自己的立场。但在经济问题上偏右的党，在认同问题上不一定偏右——欧洲大部分中右大党都支持环境保护就是个例子，反之亦然。此外，认同问题的立场往往是“因地制宜”、“一事一议”的，这导致很多党在认同问题上的立场难以定义。比如，大部分反移民政党是支持妇女权益的，也不敌视同性恋。

第二，再说欧洲与外部世界互动所导致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大踏步前进。激烈的全球经济、文化、政治竞争造就了新的赢家和输家。跨国大资本家、职业经理人、高级知识分子是赢家，而被全球化不断拉低工资的蓝领工人、产品在本地销售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农场主则是输家。这还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也有赢家和输家。那些享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全球主义”乐趣的人，是赢家，反之是输家。这些新的赢家和输家必然会成为政治势力。这等于在欧洲政治中制造了新的分野。

但问题是，经济上的赢家未必是文化上的赢家。当前欧洲极右党的领导人、战略家、支持者中，不乏“有钱有文化”的人。在经济上支持融合、在文化上支持隔离的极右党比比皆是，比如“英国独立党”、“奥地利自由党”。相反，经济上的输家未必不是文化上的赢家。比如说，一些流浪艺人、自由作家、移民、甚至女权主义者，希望在经济上加大福利，但是不希望在文化上限制全球化。如果我们把是否支持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分野，也就是说把主张“隔离”的人视为保守的“右”的力量，而把主张“融合”的人视为进步的“左”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左”和“右”几乎无从准确表述，而只能把旧的“左”“右”弄得更加面目模糊。

欧洲“左”与“右”的层层含义，就有如欧洲多年来斗争和成长所留下的一圈又一圈的“年轮”。这些年轮提醒着我们，欧洲，作为一片已经带领人类在现代世界中闯荡了几百年的大陆，其政治所能达到的精微深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