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民国高等小学的历史课教案

1916年，吕思勉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教育部审定的《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教科书》），专门撰写了《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以下称《教授书》）。《教授书》的合作者庄启传先生，也是《教科书》的作者之一。他们的合作，应是为了使《教授书》的编写，更切合《教科书》的教学要求。至于《教授书》的编撰旨趣与行文风格，则与吕先生后来所著作的各类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复习、参考书颇为合拍。

时至今日，因为课程安排不同，这本民国时期的高小本国史《教授书》，并不适用于今日的小学。但是，对于今日初中本国史教学，它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校难以配备诸多古籍，为便于教师备课，《教授书》除了精选正史材料之外，于诸子百家、儒学经典，以及其他稗官野史、名人笔记、杂录之类亦多所征引，于近代史料更是博考群籍辑而录其可靠者。今日的中学历史教师，如认真读过这本《教授书》，他的本国史教学水平一定会有极大的提高，他的本国史修养也会有一个飞跃。

该《教科书》共分六册。前四册主要是根据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特点和朝代变化，讲重要的历史人物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五、六两册讲解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和文化特点。而相应的六册《教授书》，为教师讲解和辅导学生学习《教科书》，不仅提供了丰富、完整，而来龙去脉清楚的历史知识，也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和概括能力，以及联系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步骤。《教授书》最根本的目标，是指导教师怎样培养学生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故其每一课程，除了录入简短的课文，更多得多的是对该课的讲授要旨、准备、预习、讲课次序、整理知识，作合理的安排，要言不烦地讲解重要的知识点。

如《教授书》讲《唐尧》，首先点出此课之要旨，在于使学生知道“古帝施仁政，及不私有天下之盛治（禅让）”；并指示教师先将黄帝至尧的世系作一整理。接下来，教师安排学生课堂预习：一是根据教师要求，作从黄帝到尧的世系表；二是将尧时历法的出现，与黄帝时算学的产生加以联系。做世系表，显然有助于学生的听课与记忆，使之能将所学内容条理化，并抓得住课文的重点。而让学生联系之前已教过的内容，则有助于培养学生认识历史进程中各种相关性的能力。

至于教师的讲课次序，首先是预备。其步骤，一是检查学生对课文的预习情况，二是将讲课要旨进一步具体化。如在检查学生预习《唐尧》一课的情况后，教师首先板书：“黄帝以来，帝位相承，其不私有天下，而付托于有德之人，自何人始。”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对教师该如何讲解作具体的提示，并以相关事例进行说明。凡此类具体提示，其征引文献和所作解释，均为各课重点，《教授书》无不讲解得允明得当。

每一课讲完，都有课后整理。其步骤是将课堂上所讲解的知识，更加条理化，也更加概括。这种整理，做得非常切实，使学生能够通过预设的种种具体提问，加深对基本史实的记忆；并通过勾连和比较，对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随着教程的不断进展，学生掌握的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教授书》在课程整理时所能提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广泛、深入和有趣。

如《教授书》讲完《于谦》这一课，在整理过程中，就设计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明英宗何以能复辟？一是明英宗能南归，宋之徽、钦二宗终于北狩，其故安在？《教授书》在讲授《岳飞》时，曾讲过岳飞因为坚持恢复故土，反对与金人议和，必然受到主和派的迫害；宋金只有议和成功，金人才不会归还徽、钦二宗，宋高宗的帝位才能够稳固。而于谦坚决抗击蒙古瓦剌，拒绝与之议和，导致瓦剌将英宗送回，造成日后徐有贞、石亨趁景帝病重，发动政变，奉英宗复辟，杀害于谦，此中所埋伏着的因果关系，尤其值得深长思之。岳飞、于谦，皆因反对议和而死。无论他们反对得无效，还是有效，都是一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大问题吗！

吕先生是提问的高手，也是比较的高手。在《教授书》中，各种各样的提问和比较，不仅有助于学生整理、记忆所学的历史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

我国史学，素有摆事实、讲道理的特点。事实和道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史学最重要的特点，首先要摆事实。事实摆不清楚，或摆得不大对，甚至完全摆错了，道理就不好讲，讲不通，以至于没有道理可讲；哪怕表面上能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很玄妙，却经不起摆事实的检验，这样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处呢！而《教授书》在摆事实和讲道理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妥帖、明白，言必有据。如《教授书》讲西汉张骞、苏武和东汉班超的出使，除了讲解相关史实，还突出了当时出使诸人的个性特点。

《张骞、苏武》一课，《教授书》以“授张骞、苏武概略，俾知出使外国，贵有冒险之才能与忠义之气节”为要旨。

张骞出使西域，中途被匈奴扣留，十年后借机逃出，仍坚持履行使命，遍历西域诸国，记其道里山川及物产，宣达汉威，前后十三年才回到汉朝。而更了不起的，是他不惧艰险，再次出使西域，终于说服西域诸国与匈奴绝交，内附汉朝，为汉朝立下大功。而苏武受命出使匈奴，却没有建立什么功劳。在匈奴单于那里，苏武的副使与投降匈奴的汉人暗中勾结，要将匈奴单于的母亲挟持到汉朝，苏武却全然不知。及事泄之后，苏武又毫无应对的办法，只是以自杀向皇帝尽忠。而他的可歌可泣和了不起，是在自杀未遂之后，拒绝投降，在匈奴十九年，历尽艰难困苦，始终不失汉节。

而《教授书》讲《班超》，谓鄯善王对班超“敬礼甚备，后忽疏解”，引起班超的怀疑；在侦知鄯善王因匈奴使者到来而另有异图时，班超即对所率三十六吏士讲明势处危险，以饮酒激怒其敢斗之心，趁夜“夹门而伏”匈奴使者，“顺风纵火”，“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皆烧死”，使鄯善王振恐服伏，遂而次第降服西域五十余国。

按照《教授书》的“指示目的”（即完成教学要旨所必须做到者），《班超》这一课要提示学生：“张骞使西域，以才能称。苏武使匈奴，以气节称。然身在虏廷，敌情狡诈，有时才能不足以济变，气节徒足以亡身，则非有勇略不足为功。”以此来分析班超、张骞和苏武各自的不同。以班超所展现出来的机敏警觉，沉稳强劲，足智多谋，以及果敢绝决的品质，的确也只有以“勇略”来形容了！

根据《教授书》对张骞、苏武和班超的具体讲述，学生对才能、气节和勇略这三个词各自的含义，自能有所领会。若只是笼统地讲张骞、苏武、班超是如何忠义、爱国和勇敢，就难以使学生根据有关史实来理解和把握这三个人的个性特点，至多是泛泛而谈他们的共性。而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就能讲出这三个历史人物各自的个性特点，深入而具体地展现从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意义。《教授书》在这方面，做得尤其成功。每讲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视角，都能讲出一番令人心悦诚服的道理来。读者在阅读时，若能对此细加注意，随时都会有令人欣喜的获得。

《教授书》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就是选择和叙述史事非常精粹，因能充分地说明问题。

如关于清代雍正朝的年羹尧案，《教授书》一方面强调世宗猜忌心重，臣下无功者也被猜疑，即闾阎细故亦派人查探，尤以侦察、暴露臣下的阴私为能事，以至大小官吏无不提心吊胆，惟恐灾祸及身；一方面强调青海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天时地利皆不宜于清朝用兵，而反叛的罗布藏丹津兵势又极浩大，年羹尧却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和形势下，十余日即获得大捷，乃自古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这样，既讲清了世宗的猜忌和狭隘，同时也就把年羹尧功劳卓著，手握重兵，而不能为世宗所容的基本性质揭示出来了。

史料上的这种取精用宏，固由于对史料的大量占有，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对于所要讲解的历史问题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这一方面，《教授书》的作者亦极擅长。如在讲清年案的基本性质之后，《教授书》就提出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专制君主对臣民“不以诚意相孚，而挟智数以御其下”的问题。

诚意，是儒学所提倡的基本道德和修为方法。儒学向来认为，凡做一事，而无诚意，没有能做得好的。待人接物，莫非如此。统治者无诚意，则政治上的一切都无能为也。故所谓“诚意”，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义。也正因为如此，《教授书》对“诚意”二字在政治上的作用，尤为看重。其讲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也同样抓住统治者没有诚意的问题。

清末《预备立宪》这一课，教学要旨：“授以清廷预备立宪之事，使知变法而无诚意之害。”《教授书》指出，西太后推翻新政，继而又造成庚子之乱，大失天下人心；惟迫于人民立宪之要求，以及怵于外国势力之逼迫，才不情愿地宣布预备立宪；其预备期长达九年；所谓预备者又多为立宪之后应改良之庶政，并非立宪所必须的准备，足见其不过就是在敷衍人民，因此得出清廷之亡，亡于变法而无诚意（而非亡于变法）的结论。清末预备立宪与清朝倒台的关系，固可有很多问题可以细说。但最根本的问题，确实在于口头上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法，心里想的却是维护一己专制。这又如何能使天下人，在这个政权本已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不失去耐性！这样的政权，谁还会认为它还有机会！这样举重若轻的分析与解释，固基于史料证据的精粹，却也是因为抓住了统治者缺乏诚意这一要害。真好比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

《教授书》第五、六册，根据《教科书》揭示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和文化特点的要求，“重在联络贯穿，知史事因果关系，以明社会进化之顺序及国势变迁之大要。”如讲明朝之灭亡，谓：“明之亡，可谓直接亡于流寇，而间接亡于满州”。讲明朝对满洲“兵威之不振”，谓：种种失误皆由于党争，“意气之争太甚，必致为小人所乘。”讲明朝的流寇，谓：“中叶以后朝政浊乱。居州郡者，皆贪黩之臣，争剥民以行贿。可知政治之不善，实酿成内乱之大原因。凡流寇必不能以兵平之。盖因民穷财尽，思乱者众。剿不胜剿，抚无可抚也。”讲南明之败，谓：“明末握兵之臣非叛逆，即骄蹇，公忠体国者绝少。其忠义自矢者，则皆本无兵柄，仓促起义之人也，故卒无救于亡。凡异族入主中国，必非徒恃其本族兵力，而必藉汉人为之驱除。辽、金、元三朝皆如此，而清之于三藩为尤著。”并举以具体的史实：后晋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契丹灭后晋，赵延寿为先驱；金人攻陷汴京后，所用多河北人，兼收用北方群盗；蒙古攻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投降，并为之出谋画策，以说明清朝之有三藩，亦非古来稀有之事。像这样取材既精，而能阐发宏旨的讲解，对于学过前四册，于相关史事既已熟悉的学生来说，只须老师略为提点，自能联系前后，使所学有所贯通，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高的程度上，理解和把握所学到的本国史知识。

《教科书》的编撰，难免有不足。而《教授书》对此，亦每每加以弥补。如课文《中国历史结论》，对于“中国之历史，至有荣誉之历史”这一中心内容，《教授书》一方面以具体的史实予以充分说明。另一方面，对于《教科书》所谓“近数十年间，外侮荐至，稽诸纪载，国耻较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轻描淡写，亦予以有力纠正：“近世所遇外敌，与前古异。前此所遇，非小国，即游牧部落，兵力虽强，文化固远逊于我。现今所遇，则皆组织完美，文化发达之国家。故近数十年，外侮荐至，亦为前所未有。惟多难兴邦，古有明训。我国家在历史上，根柢至为深厚。苟能人人宝爱其历史，以发扬其爱国之心，而又能臧往知来，以增益其智慧。则今后历史之荣誉，又将开前古未有之局。”短短数语，即将不同时代的“先进就要挨打”或“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所在，讲得清清楚楚。

而这一课所设之提问：“使中国文化不能随世运进步，能至今否？”“爱敬固有之历史，力求不坠荣誉，其道当如何？”皆非一时一事之问。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又何尝不因这样的问题而忧思、而发愤！陈寅恪先生“吸收外来之文化，坚持本民族之地位”的论断，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卓有见识者的普遍见解。《教授书》对于中国近代“外侮”皆来自于“组织完美，文化发达之国家”的讲论，其中也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在讲《三国至隋唐之政教学术下》一课时，《教授书》就指出：“唐时国威远播，东西之交通极盛。故火教、景教、回教等皆乘机流入中国。当时于各种宗教，均许宣传。颇有合于近世信教自由之义。”此亦提示：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当国家强盛之时，对外来文化也采取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本国文化亦随之演进，乃成为一“至有荣誉之历史”。所以，“爱敬固有之历史，力求不坠荣誉”，则必须吸收外来之文化，而“随世运之进步”。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定的年龄段上，并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时，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是需要有一个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将这样一本《教授书》重新出版，不仅适合今日初中本国史教学参考的需要，即今日的高中生，以及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要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以此《教授书》为读本，亦不失为极好的途径。《教授书》在其“编辑大意”中指出：此书“务养成儿童自力研究之习惯”，“力求简明精要，一洗空泛无谓之弊”。在这两个方面，《教授书》都是做得极好的。惟时过境迁，当日所谓“儿童”，在传统的中国文史方面所受的教育，较今日的青少年恐怕要高出大大的一截。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本《教授书》，仍能活跃今日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学习本国史的魅力。

此《教授书》在出版之后，短短数年间，再版十数次。《教授书》共128课，读者若能耐下心来，按书上所要求的去读。平均每天用45至60分钟的时间，每三天修完一课。则一年零一个月不到，即能具备在今日看来已相当完备而贯通的中国历史知识，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