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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柏小姐》:为了“抗倭”,韩国政府禁了这首歌曲
韩国电视剧《秘密森林》的最后一集,因反腐而被贬谪到南海的检察官黄始木,被一首名叫《冬柏小姐》(동백 아가씨)的老歌勾起了过往的回忆。
1964年,韩国电影《冬柏小姐》上映。电影的男主角是一名来自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的大学生,下乡之后结识了女主角“冬柏小姐”,二人相恋,却又不得不分离,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电视剧《秘密森林》中出现的这首《冬柏小姐》系电影同名主题曲,白映湖作曲,韩山岛填词,由当时有“狐步舞曲女王”之称的歌手李美子演唱。随着电影大获成功,这首歌席卷韩国。
韩国歌手李美子(左)与《冬柏小姐》单曲封面(右)
然而仅仅过了四年,这首红极一时的情歌便因其“倭色”,成为当时韩国禁止播放、表演的禁曲典型,它的曲调是错,歌词也是错,是加了精神鸦片的“丧曲”。《冬柏小姐》这首韩国流行歌曲是如何突然染上“倭色”的,又为何被当时的韩国政府视为精神鸦片?
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电影
六十年代,冷战中的美国推崇罗斯托开发援助思想,这一思想的宗旨是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援助,从而使当地人民感受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此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1961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推翻尹普善政权,开始了长达五届十八年的第三共和国统治。上台后,朴正熙积极反共,向美国示好,美国以韩国政府合作为前提对韩进行经济援助,“以便更有保障地引导韩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ⅩⅫ,Document221:227)美韩双方一拍即合。
1962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向韩国村民赠送电视机
接受美国经济援助同时,朴正熙政府开始经济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国民享受性消费支出随之增加。1961年到1968年期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增长了六倍。
第三共和国初期,美韩两国电影瓜分韩国电影市场。美国电影在韩国年轻人中影响力很大,但受制于语言文化差异,绝大多数韩国人仍然倾向于观看韩国电影。在美国电影的影响下,韩国电影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类似《冬柏小姐》这样的传统韩国电影,多采用女性视角讲述爱情悲剧故事;另一种是受美国青春类型电影影响的韩国电影。以与《冬柏小姐》同年上映的《赤脚青春》为例,故事以贫苦出身的男主人公为视角人物,通过描述男主人公与出身高贵的女主人公交往过程,展示西方礼仪和美国文化。
1964年电影《赤脚青春》(左)、《冬柏小姐》(右)海报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讨论大众传媒问题时常使用“拟象”一词,认为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即“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的过程。以“拟象”的视角来看,不妨认为《赤脚青春》处于这个序列的第一阶段,即“仿造”。
较韩国更早拥抱美国文化的日本,早韩国十年便完成了对美国电影尤其是美国青春片的仿造。急速拥抱美国文化的韩国直接借用了日本好莱坞式青春片的拍摄方法和故事结构。就这样,通过观看韩国模仿日本电影的仿制美国电影,韩国年轻人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感染。
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对韩国文化进行引导,同时也确立了美国文化的在韩地位。美国文化成了韩国年轻人用以反抗推翻旧文化权威的新武器。
“倭色”冬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日本流行的演歌开始输入朝鲜半岛。演歌趋近于传统汉文化中的五声音阶,采用去四七级调式,鲜有西方音乐中的“嗦”音,很快被语言皆为粘着语的韩国所接受,被韩国称作“트로트”。“트로트”取自英语“狐步舞”(Foxtrot)的后半部分,实质上仍然是日本演歌的变体,歌词以抒情为主,苦情居多。1968年被判定为“倭色”典型的《冬柏小姐》选用的就是这种曲风。
所谓“倭色”,系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对日本文化的蔑称。日本对朝鲜半岛全面殖民统治长达三十六年,文化影响颇深。“去殖民地化”是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所有政权文化方针的总体方向,但由于朝鲜战争和政治局势动荡,这一文化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韩国基层民众以及第三共和国初期活跃的文化界人士在审美旨趣和创作风格上,仍然难以避免日本文化的影响。
朴正熙同样希望“去殖民地化”,他上台后就成立了“放送伦理委员会”及“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会”。1965年,放送伦理委员会制定《放送法》,并依法对被认为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序良俗、含有不健全思想的歌曲进行取缔,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同时开始对音响制品制作的管理工作。这一年因“作词家越北”、“盗作”、“倭色”、“低俗”、“退废”等理由,一百多首歌曲就此从公众的耳畔消失,这一批歌曲被禁最主要原因系词作者北赴朝鲜投共。
演歌同款去四七级调式的《冬柏小姐》躲过了初一,没逃过十五。第一批禁曲同年,韩国在美国的撮合下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在民间激起强烈反对。反日情绪最为高涨的大学生上街游行,震荡持续,韩日两国关系建交后逐渐恶化。1968年,114首歌曲被禁,其中大部分系类似《冬柏小姐》这样的“倭色”狐步舞曲。
放送伦理委员会于1965年、1968年两次禁绝歌曲并没有令韩国年轻人感到紧张。彼时韩国大学的录取率高达百分之十,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第三共和国初期年轻人普遍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态度,意图依照自己的趣味偏好改造国家,有意识地对成长于殖民地环境下的文化界人士进行反抗。
以音乐为例,由于受到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文化鄙视链中,位于顶层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其次是美国流行音乐,再次是美式编曲韩语填词的,最后是《冬柏小姐》这种“狐步舞曲”。禁绝“倭色”在年轻人看来不仅是反日行为在政治层面的胜利,也是对低端文化的一次清剿。社会精英群体对禁曲行为的高容忍态度使得让朴正熙的“正”能量有了进一步发光发热的可能。
朴正熙的“正”能量
在自传《国家、革命和我》一书中,朴正熙表示“我一生的夙愿是创建一个以朴素、勤劳、正直和诚实的平民为社会基础的自主独立的韩国。用一句话来讲,我希望在平民中出生、成长、工作,并在平民认可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作为韩国当时绝对权力的主宰者,朴正熙力求将他所崇尚的正能量注入到每一个韩国国民心中。
1961年的朴正熙全家福,后排居中者为朴槿惠
1968年起到1975年6月,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会发布《公共演出活动净化对策》,放送伦理委员会与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会共禁歌曲759首,禁绝原因被分为十二项,分别是:1、盗作;2、词作人投共;3、倭色;4、演唱方式低俗;5、歌词低俗;6、歌词颓废;7、低俗颓废;8、虚无、丧气、削弱信心;9、品位低下;10不健全;11、幼稚;12、不与时俱进。
1965年发表的《舞者的纯情》(댄서의 순성)由金荣一作词、金富海作曲,曲调哀怨,以舞女视角抒发对心上人的思慕,感慨女性身世悲凉,曾在大学生中广为传唱,一度成为韩国歌谣史上唱片销量冠军。1975年因“歌词低俗”被禁,原因在于歌词中有舞女自述被第一次见面的男性搂在怀中跳舞的场景。另外,歌词中出现“想见面”“想……做”,被认为含有性欲意味,遂戴上“歌词低俗”的帽子,成为禁曲。
描述市井生活的小品歌曲《两口子吵架》(부부싸움)、《三等人生》(삼등인생)因为描述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与正目睹“汉江奇迹”的国家大好局面不符而被判定为“低俗颓废”,成为禁曲。反映漂泊者慨叹生活的《孤儿》(고아)和《大雁阿爸》(기러기아빠)被认为与韩国高度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被判定为“虚无、丧气、削弱信心”,成为禁曲。
除了禁绝“不良歌曲”,朴正熙第三共和国同时发起“健全歌谣”运动传递正能量。1962年起,由政府选定主题,各个电视台、广播电台配合政府指定题目推出“健全歌谣”。例如,1964年政府号召市民步行健身,广播电台东亚放送局便推出歌曲《我们走着去》(걸어서 가자)。
釜山市政府选定的健全歌谣(左);健康歌谣《新农村》
健康歌谣同禁曲一道,剥夺的是人民选择的自由。1971年,伴随着朴正熙第六次当选韩国总统,健全歌谣运动在韩国全国展开;同年举办第一届韩国健全歌谣竞演大会;1972年召开“健全歌谣普及级方向摸索恳谈会”;同年3月文化部号召开展“健全歌谣,国民齐唱”运动。农村广架喇叭,于清晨傍晚播出《新农村》等政府选定的健全歌谣,釜山等地甚至会隔海向日本播放健全歌谣。
除了歌曲,朴正熙的正能量社会净化行动还体现在对社会行为的矫正上。1970年,第三共和国颁布《风俗事犯取缔法》,男性禁止蓄长发,女性禁止穿着迷你裙等暴露衣着,午夜十二点到凌晨四点实行宵禁。1973年5月起开始净化街头,对占用车道的行人、走在人行横道外的行人、随地乱扔烟头者、酒后当街闹事者,以及不满六岁在车道上玩耍的孩童监护人进行处罚……
第三共和国时期,“汉江奇迹”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说服韩国国民对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给予了高度容忍甚至放任,朴正熙社会净化活动并不被时人认为是一种对宪法赋权的剥夺,这种高度容忍反过来给予了第三共和国以支持。
朴正熙时期制定的《公共演出净化对策》及“健全歌谣”运动直至全斗焕第五共和国结束才告一段落。1988年9月汉城奥运会开幕之前,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会解禁包括《冬柏小姐》在内的186首禁曲,但对文艺作品的内容审查并未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展开而立即结束。直到1996年,文化作品内容事前审查活动才因违反韩国宪法而予以废止。
朴正熙的正能量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他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净化”和“正能量宣传”为旗号,实际上是对政治主导话语之外的“杂音”进行消除。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社会不公进行高度艺术化的委婉表达也是不被允许的,“冬柏花上刻下的故事”成了“不能说的故事”。
参考文献
Lee Sang-Dawn, Big brother, little brother: the American influence on Korean culture in the Lyndon B. Johnson years, Lexington Books,2002;
和田とも美,『‘パンソリ’から朴正熙政権下の‘健全歌謡’へ――韓国における「いとしのクレメンタイン」受容史』,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第61号,2014年8月;
문옥배,한국금지곡의사희사,도서졸판에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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