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守卫战：不到五天却树立了抗战旗帜

四行仓库是1937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英勇作战的旧址，显示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精神，在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就详细介绍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和撤入租界的前因后果。

最后的抵抗据点

四行仓库是由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因此得名“四行仓库”。它位于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以西，乌镇路以东，北临国庆路，南沿光复路，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由设计国际饭店的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建于1931年，是七层钢筋水泥结构大楼，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当时西藏路桥周边地区最高的建筑。

今天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大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八字桥打响第一枪的88师就将师部设在四行仓库。88师在闸北先是参加了进攻驻沪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十日围攻”，在日军援兵大举登陆之后，又在闸北坚守两个多月，屡挫日军，被日军称为“可恨之师”。

在闸北巷战中的日军，88师就在闸北和日军苦战了两个月

10月26日，大场陷落，战况急转直下，战线中部的中国军队有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被迫于当晚放弃闸北、江湾一线，退守苏州河南岸。88师直到此时才撤出闸北，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88师的伤亡极其惨重，以后来坚守四行仓库的524团1营为例，已经在火线上补充过五次兵员，开战前训练有素的精兵早已损失殆尽，尤其是第三次补充，原先的524团几乎完全拼光，所以把刚刚从湖北开来的湖北省保安第5团成建制地补入524团。当时火线补充兵员，对补充来的部队，只收士兵，军官则是任其去留。但因为524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如1营的3个连长就只剩下1连连长陶杏村，所以对保安5团的干部也基本留用。保安5团是新成立的部队，最新的一批新兵是在1937年7月抗战爆发之后才入伍的，这些新兵甚至“连枪都没开过”。

撤退命令刚刚下达，就传来《九国公约》成员要在11月初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控诉案。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市区保留一个阵地，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上海。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这一指示，命令88师继续留在闸北，坚守北站至苏州河北岸一线阵地，88师师长孙元良在电话里接到这个命令就立即表示反对：“统帅的命令自应遵办，但请长官考虑，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留在闸北就有意义。但我们是孤立在这里，激战之后，我们的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战斗组织解体，粮弹不济，而在混乱无指挥的状况之下被日军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

左起：88师参谋长张柏亭、师长孙元良和副师长冯圣法

孙元良考虑到电话里难以讲清楚情况，马上派师参谋长张柏亭上校赶往第三战区司令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向顾祝同当面汇报，提出以1个团的兵力守备一两个据点作为象征性坚守，得到了顾祝同的同意。张柏亭回到师部，孙元良对留下1个团的兵力仍然感到可惜，最后决定只留下1个加强营冒称1个团的名义坚守1个据点——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之所以选择四行仓库，是因为四行仓库高大坚固，易于防御，又因连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补充的新兵比例很高，集中在一个据点更利于控制部队。而且四行仓库中粮弹储备充足，甚至为了防备自来水管被切断还储备了大量饮用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守备据点。

随后孙元良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说明了留守闸北的任务和情况，262旅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自告奋勇愿意率领部队执行这个任务，于是孙元良命令谢晋元率524团1营留守四行仓库，谢晋元在接受任务后向孙元良表示：“在未达成任务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之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

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

此时，524团1营还驻守在闸北北站附近的天通庵地区。26日晚22时接到撤退命令，营长杨瑞符少校无法接受要撤退的现实，还打电话给524团团长韩宪元上校表示不愿撤退。23时，韩宪元接到1营担负死守四行仓库的新命令，于是立即打电话要杨营长马上赶到团部，当面下达了新任务。当杨瑞符营长领受任务再回到营部时，已经是27日零时20分了。此时1营各连都已根据26日22时的撤退命令开始后撤，杨营长急忙派传令兵分头去追，自己则在营部等待部队回来。结果传令兵只追到第2连以及第1连的第1排与第2排，于是杨瑞符营长只好先率这一个半连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报到。

没想到27日上午9时许，之前没联络到的1营3连、1连3排和机枪连居然也来到四行仓库，原来这两个连在撤退途中遇到团部人员，知道1营的任务已经改变，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任务，但他们还是毅然赶到四行仓库报到。就这样，至27日9时，524团1营共452人全部进入四行仓库，这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的最后一处据点了。

正前往四行仓库的524团1营官兵

退入租界就是个骗局

524团1营进入四行仓库后，立即开始备战。由2个班在旱桥警戒，1连在右翼西藏路占领阵地，2连居中在四行仓库周边占领阵地，3连在四行仓库左翼交通银行周围占领阵地，机枪连在四行仓库屋顶配置2挺重机枪，另外2挺重机枪则分别配属给1连和3连。

日军第3师团的前卫部队从北站出发自东向西搜索前进，刚接近四行仓库就遭到了1营的猛烈射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重新展开队形发起进攻，战至12时许，被守军击退。

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

27日四行仓库的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意义却非常重大，表示中国军队依然在闸北坚持战斗。这个消息迅速在租界流传开来，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到苏州河南岸，隔河向四行仓库守军挥动帽子、毛巾、手帕致意，甚至还将日军的集结地点、行动等写在大黑板上通报给守军。更多的人将守军急需的物资送往上海市商会，不到一天的时间，捐赠的物资就装满了10辆大卡车。谢晋元对外界问及有多少守军时回答“八百人”，“八百壮士”由此天下闻名。

28日，四行仓库守军除了得到大量捐赠物资，还得到了杨惠敏送来的国旗，并于29日凌晨举行了简单但不失肃穆的升旗仪式。四行仓库楼顶飘扬的国旗，是抗战期间最为经典的一个场景，彰显了中国军民不屈的抗战精神，引起了苏州河南岸成千上万观战市民的欢呼。

在战火中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的国旗，这一幕成为抗战中最为经典的场景

29日下午，日军再度展开进攻，仍被守军击退。经过两天的战斗，谢晋元看出了日军的顾忌——本来四行仓库从军事上讲是一个绝地，根本没有回旋余地，所以谢晋元最初布署防御时还尽量扩充防御纵深，1连在右3连在左，2连居中围绕四行仓库周边，四行仓库大楼基本没部署部队。但是日军顾忌流弹落入租界，所以不敢以重炮直接轰击，只能采取纯步兵的强攻，于是谢晋元也审时度势地改变了部署，将部队全部收缩回仓库大楼死守，机枪连全部部署在楼顶，对日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

日军正在架梯攀爬四行仓库

30日，日军出动坦克掩护步兵进攻，被守军用手榴弹击毁2辆。日军还在仓库墙边架起梯子攀爬进攻，守军推倒梯子，并向墙角猛投手榴弹，再次将日军击退。束手无策的日军只能集中火力猛轰四行仓库，几乎每秒钟就落弹一发，墙面也被轰出了不少弹孔，守军反而利用这些弹孔改建成射孔，日军一连三天毫无进展。

四行仓库的战斗，让与四行仓库仅一河之隔的租界当局感到非常棘手，一方面，距四行仓库仅数十米之遥的西藏路桥南就有煤气公司巨大的煤气罐，一旦流弹击中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四行仓库与租界近在咫尺，如果有流弹落到租界，引起擦枪走火的事端，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国际事件，甚至打破租界与日军之间微妙的和平关系，因此租界当局希望四行仓库守军尽快撤退。同时，日军也忌惮一水之隔的租界，不敢放手攻击，在四行仓库的进攻中颜面尽失，所以也向租界当局施压，企图从外交途径来迫使守军撤离。于是租界当局首先要求第三战区命令四行仓库守军撤离，并表示允许守军退入租界，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出于对八百壮士的崇敬与同情，许多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民政府命令四行守军撤退，以保全这支英雄部队。

考虑到“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屡挫日军兵锋，极大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也在国际舆论面前展示了中国以弱抗强的不屈意志，出色完成了“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使命，10月3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514团1营于11月1日凌晨2时撤离四行仓库归建。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到：“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此时，88师主力已撤至沪西的北新泾、周家桥、丰田纱厂一线，孤悬敌后的1营如要撤退归建，只能渡过苏州河经租界归队。由于租界当局有过允许1营通过的承诺，所以孙元良便派副师长冯圣法和参谋长张柏亭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一起与租界当局交涉。31日14时，冯、张、俞、杨与公共租界的外国驻军总司令英军少将斯摩利特（Smoleet）等租界当局代表会谈。

租界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通过英军警戒线时的行动协调、对封锁四行仓库后门的日军机枪阵地与探照灯的压制，以及准备通过租界时的交通工具等要求。21时，张柏亭通过电话命令谢晋元率部于当晚撤出四行仓库。

31日24时，守军分为两个梯队，交替掩护，冲过新垃圾桥进入租界。在坚守四行仓库和突围战斗中，1营共计阵亡14人，伤23人，击毙日军至少在100人以上。1营退入租界后，先被带到中国银行仓库。租界当局随即要求收缴1营武器，谢晋元和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坚决不同意缴出武器，双方僵持不下。在漕河泾等候1营归队的张柏亭赶到租界，在了解状况之后，要求谢晋元暂时先交出武器，同时英方也解释进入租界不许协携带武器是惯例，而且他们只是代为“保管”，绝非“缴械”。谢晋元这才命令缴出武器——共计步枪200余支，轻机枪24挺，重机枪4挺，驳壳枪20余支，手枪3支，子弹12万发，从这个数字来看，1营几乎是把全部轻重武器都带出来了。

1营被缴械后，步行前往西藏路跑马厅休息，当时已是深夜，沿途还是有大批群众闻讯自发赶来欢迎。1日上午，1营官兵在吃完早餐后由租界当局派车送往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口的意大利兵营，沿途受到上海市民夹道欢迎。但是一进入意大利军营后，1营就遭到羁押，由万国商团看守。

乘坐由租界提供的车辆前往意大利军营的四行守军

1营退入租界后，日军立即向租界提出抗议，称如果租界准许中国军队通过，日军将开进租界追击。在得知1营被租界羁押之后，蒋介石立即指示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向租界提出抗议，要求让1营按原协议通过租界归队。但之前斯摩利特的谈判早就暗藏杀机，斯摩利特只是驻军司令，只负责军事行动，对于租界的行政与外交事务并无权限，谈判时不但没有租界当局的正式授权文件，也没有正式签署任何书面协议，租界方面从一开始就只是想把1营骗出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退入租界被强行缴械后，便成为了一支真正身陷孤岛的孤军，被租界羁押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口与胶州公园（今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一墙之隔的空地，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18日，长达4年又1个月零27天，这块营地也被称为“孤军营”。

被租界当局羁押在孤军营的八百壮士

从孤军被租界羁押后，国民政府就全力展开外交努力，但一直没有奏效。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多次派人游说谢晋元率部投效，但都被严词拒绝。于是日伪就收买了孤军中的败类，于1941年4月24日将谢晋元杀害。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此时还有约320名孤军落入日军之手。日军先将孤军迁至宝山月浦机场旁的空置军营，再于1942年3月将孤军官兵全部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从1942年5月开始，分六批将孤军押往不同地方作苦工，最远的两批被送到了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岛。其间有包括继谢晋元之后担任团长的雷雄在内约100人逃脱，回到大后方，还有约100人在做苦工或逃亡中遇难。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幸存下来的四行孤军还有约170人，都受到了从优嘉奖。

“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象征

虽然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守卫总共还不到五天时间，但却充分展现出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念，成为抗战中的一面旗帜。根据“八百壮士”的事迹创造的歌曲《歌八百壮士》，在当时广为流传，歌词中反复出现“中国不会亡”，就是将八百壮士看作坚持抗战、绝不屈服的精神象征。因此，四行仓库也就成了抗战圣地。

1985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四行仓库勒石纪念，文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并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石碑

1995年，四行仓库所属的百联集团河岸管理有限公司在大楼内建立一个小型纪念馆。2014年，四行仓库开始进行重建工程，整个纪念园地不仅恢复了四行仓库大楼的原貌，还按照历史照片还原了当年弹孔累累的西侧山墙，并在山墙下建造了广场和群雕，2015年8月13日正式建成向公众开放。如今，这里是上海唯一的战争遗址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名录的抗战纪念场馆，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