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成绩垫底没关系，重要的是要多读书

【编者按】

作为两个善于用文字去讲述故事的青年人，他们曾经读过什么书，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如何在成长中受益于经典？原生家庭又带给了他们怎样的影响？这些你一定很感兴趣。

7月29日，孙中伦和青年作家曲玮玮以及著名媒体人李宗陶在他的新书《回来》上海沙龙活动中分享了以上问题的答案，现场有批判、有哲思、有掌声。

以下是本场沙龙活动的实录，发表时有删节。

李宗陶：中伦这本书的语感非常好，我很想知道中伦的语感从哪里来的，学术写作你写过吗？你为什么不喜欢那样一些东西，而选择了这样的语感。

孙中伦：真的要说影响，我们其实是不知情的作为写作者来说。学术写作它有很深的一个套路在里面，就是一段开头的第一句你要把所有的意思表达在里面，你每句话都要有据可循。但是做文字比这种写作要花很多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换一种写作方式，就是用文学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

说到文学，主要读的还是虚构文学，我自己的阅读品味不是偏男性化，比如我非常不喜欢海明威，黑塞开始很喜欢，但是后来不喜欢了，反而我会更加偏向一些偏女性化的题材，我很喜欢一些女性味道特别浓的小说，也喜欢那些非常非常宏大，宏大到囊括一切的那种小说，比如说托马斯·曼。这些书倒不是说文字上教会了我什么，但是提供了一个文本，让我知道文学可以办成很多事情。

曲玮玮：刚才中伦有一句话很打动我，我们是在不自觉的去吸收很多养分，最后落笔成了我们现在的文字。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个是刘震云，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比较深，因为我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在农村长大，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集市上或者农村家集会的地方，像小摊贩们在讨论自己生活，很零碎的东西。刘震云他天生对小人物有极强的亲近感，把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写得非常写真，包括他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等等，每一个非常琐碎的事情都描写得非常到位。华语作家我喜欢的是严歌苓，她的故事非常饱满，非常完整，可看性很强，又能读懂她的情怀在里面。她也是非常严谨非常敬业的作家，她能为了一本书自费去很多地方去采风，然后才能把资料变成她的小说，所以她对待小说的这种态度让我非常感动。

还有一些作家，比如毛姆，他的作品很多人会觉得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就像小品文一样，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屏风里的中国》，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还有一个作家是李碧华，是香港一个写比较艳俗文学的女作家，她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饺子》啊等等。她的作品很大胆，也写男女之情，但她的男女之情跟亦舒的男女之情完全不一样。亦舒的男女之情一般在讲端着的东西，在讲一种人生的姿态，说我要活得好看，活得体面，活得立体。但是李碧华那种感情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她写男男女女很艳俗的感情，很多时候都突破到我们的限制，她写《霸王别姬》荡气回肠，让我看到了爱情在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种态度。（鼓掌）

李宗陶：他们这些书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读的，很多都是在中学的时候读的，所以读书也要趁早。他们刚才提到你是不自觉的，你不会去分析是受谁的影响，但这里面我想有两个驱动，一个是你的心情，还有一个是你的趣味，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像那个人，而像这个人，一定有你自己自动的筛选。再延伸一下刚才的问题，哪些写作是你们不喜欢的，哪些写法是你们不喜欢的？

孙中伦：“掉书袋子”不喜欢，动不动就掉一些书袋子明显这个人就是在展现自己非常希望别人看到的品质。其次是不真诚的写作，很多时候真不真诚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是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是为了取悦他人。严肃文学我也不喜欢，就是拿残忍作为美感的一种东西。大体上来说，盲目的残忍我无法接受。

曲玮玮：这让我想到我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那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我是不喜欢的。很多写作者有这样一种习惯，不喜欢自己的文字完全被读懂，他希望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仅仅属于他以及他内部几个知己，他不希望被外人破坏了，所以会故弄玄虚的营造一种文字的氛围。这可能是我几年前也会犯的错误，或者我也在走这样路，故意把文字写的很生涩，一句简单的话我偏不这么写，我非要把它绕来绕去写得很复杂。

文字回归生活，回归日常，回归于每个人，才是真正干净的，而不是故弄玄虚的去营造一个气氛，这就是我现在做自媒体的原因。我希望文字是一个工具让我的表达能被读懂，能走进你们的心灵，而不是故意绕来绕去，写一个看似很曲高和寡，但是事实上只有自己能欣赏的小说。

李宗陶：这本书里面中伦处理对话的形式，它不是古龙体，也不是现在新媒体的那种一行一行。我觉得它很古典，对话者都在一个段落里面，这是一种比较遥远的方式。所以我想问两位受益于经典的有多少？

孙中伦：受益于经典特别多，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有理由的，我认为真正从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它不可能全是糟粕，绝大部分只有文明之作才能留下来。这是我为什么特别想读经典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启迪。

曲玮玮：小时候我家一书柜的书都是我妈给我买的经典作品，东方名著和西方名著，这样一面书柜的熏陶，也零星读了很多。我看的很多的反而是马克·吐温，海明威，甚至是杰克·伦敦一些美国文学，或者《麦田里的守望者》。说实话，你问我他们到底讲的什么，马克·吐温写了什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什么，我几乎已经忘记了。

但是这样一批文学家他给我的震撼，让我跳出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框架，跳出在那个小镇我的生活经验，我看到了更多跟我生活不同的东西，这样一种体验本身感染了我。就像有一个故事说的那样，一个儿子问他爸爸说，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读到最后我什么都忘掉了。他爸爸对他说，就像你吃饭一样，其实很多东西都消化掉了，但还有一些东西会凝进你的血液里，成了你的血和肉，乃至你的骨头。我觉得经典对我就是这样一种作用。

李宗陶：我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写到他小的时候跳格子不踩瓷砖边缘，这种近似于怪癖的这种东西，是别人写不出来的。我自己在生活中碰到这些的时候会把它记下来，觉得说不定哪一天就可以用到我描写的某一个人物身上，这种癖好是没法去模仿的，你只有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它的重要。所以不踩瓷砖边缘，不踩边界对于中伦来说意义在哪里？

孙中伦：小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比如家里亲人生病你会想象是不是有鬼神在作乱，但是你又没有对信仰非常全面的了解，或者说你没有做好准备去信仰某个东西，这种信念这种想象就会变成一种迷信似的东西。有时候会想我身体里是不是有鬼神主导着我，我只有去遵从它的意愿，它才能够保佑我身边的人平安健康，所以我就会给自己定出特别奇怪的规则，比如说不能踩瓷砖边缘，比如说你要在门关上的一刹那奔上至少五节台阶，都是很奇怪的一些癖好。但是当你上大学了或者你大学毕业了，你走在路上仍然小心翼翼的避免那些瓷砖的边缘，那些整齐的线条，你会想，过去原来还是和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以为你已经成长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你了，但是你还是从很多细节上发现你没有变过。

曲玮玮：我的想法可能比你的鬼神观更极端一点，就像我小时候看了《楚门的世界》以后，就完全怀疑世界的真实性。在闲下来的时候我会一遍一遍的掐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活着，我总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编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脑电波，可能我们都是《楚门的世界》里面一段虚幻的影像，或者是虚幻的人的设计，以至于我还要去确认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直到今天《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还在影响着我，是不是说，除了鬼神，还有一个更高维的上帝在俯视着我们这个人间，像上帝的视角在看着我们，甚至我会从日常的生活中抽离出去，我会用第三视角去看今天我身边发生的一切，我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观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抽离感。

孙中伦：这都是我们终极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的去看世界与我们的关系。

李宗陶：我们现在讲讲中伦的书信部分，这个书信部分我知道有一个背景，中伦在很早就和父母有通信的习惯，他肯定觉得信是一个能够打开人心的载体。他这里面有一个“L to M”的部分，“L”我想应该是“伦”，是他自己，那“M”是谁？

孙中伦：“M”就是我没能够出生的一个胞兄，他在和我一起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幸存下来。“M”也是我自己另外的一个变体，因为我英文名叫Moris。“M”其实是我另一个自己。

李宗陶：我觉得中伦的家庭在你的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伦愿不愿意说几句家庭对你的影响？

孙中伦：我家里面会鼓励我做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小时候，他们会给我请病假，拉我去爬泰山，我那个时候是二年级，成绩是垫底的，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只要能出去爬山就行了，好像爬山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当然他们会引导我读很多很多书。

家庭带给我不是说教我多少知识，而是教会我一种生活的信心，就是不管再糟糕，再闭塞，你仍然是可以有生活的。这也是我出发的一个信念，因为我的家庭就告诉我，在任何苦难的时候，都要保持着生活的希望，生活的信心。我们总说这个时代多糟糕，这个时代的人有多麻木，有多不仁。我认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像这样，还有很多人都在怀抱着生活的信念，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鼓掌）

李宗陶：玮玮小时候有没有特别逆反的时期，就是家长想给你灌输的价值观让你觉得不想做这样的人，但是后来你又觉得爸爸说的话有道理？

曲玮玮：我和中伦的家庭环境还挺类似的，父母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由。但是我爸妈现在都会反复跟我念叨说你什么时候回家考一个公务员，一边考公务员一边写书不是很好吗？他用他认为好生活的标准去告诉我，你应该这样，你可以听一听我的建议，但当我说“不”的时候，我有另一种选择的时候，他们也不存在干涉。

我现在感受最深的是父母关照的健康，这个说起来虽然有点老生常谈，健康是最爱你的人永远嘱咐你的，但是我们自己最缺乏关注的东西。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反复叨叨的真的是这一生最最珍贵的东西，包括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