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封控中，我们如何营造互助与自助的全民抗疫社区？

3月28日起，上海浦东浦西先后进入封控状态。

在这段公共交通停摆、物流暂停、自由受限的时间里，人们需要依靠社区来获取基本生活物资，乃至就医、配药。社区在疫情防控中面临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当社区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单位，其功能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在社区内部，人们表现出一种韧性。居民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团购，涌现了一批“万能”的团长，其中95%都是女性；老年人难以触及在线渠道，有社区志愿者相助；有人自发担任志愿者，承担消杀、分发物资等防疫工作。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社会组织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下称“大鱼营造”）联合创始人何嘉介绍，在大鱼营造活跃的上海新华路街道，居民们基于从前社区营造积累下的线上、线下连接，很快发展出了一个应对疫情的居民网络，自发地组织团购、志愿车队等。

社会学学者、社区研究者孙哲表示，以社区为单位的全民抗疫，是鲜明的公共事件。“抗疫让每个居民都知道社区参与是重要的，邻里互助是关键的。”

在公共事件发生时，社区内部如何运转？居民如何互助与自救？如何在线上营造良好的沟通秩序？这样的经验对未来的社区治理来说有哪些新的意义？

澎湃新闻记者和上述两位专家展开了一次对话，讨论了特殊时期的团购、居民群、城市中的邻里关系等话题。

新华路街道配药需求流程图 图源：受访者

社区系统的“时间差”

澎湃新闻：上海三月底进入管控以来，据你观察，社区的压力主要源于哪些方面？

孙哲：社区压力来源于社区内各个系统的不兼容。社区里有很多系统，比如居民、居委会、物流系统、防疫和医疗等。这些系统平时互不打扰地在社区空间中运转，但是在抗疫的新环境下，它们互相并没有整合，产生了摩擦。

例如“就医难”。以前社区并没有以社区为单位和医疗系统对接，或者效果不显著，覆盖不全面。我们平时是以个人去对接医疗系统的，自己去就诊、拿药。一旦社区封闭，个人路径被阻断了，社区和医疗系统的对接就会有时间差。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事实社区”没有被纳入到“社区系统”。比如租户社区和长租公寓，它们的社区属性是比较边缘化的。以长租公寓社区为例，它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商铺，而不是居民区。封控期间我通过网络调研过好几个长租公寓，发现它们的处境都非常艰难。居委会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觉得这是商铺，在分发物资时可能就被忽略。

整体而言，我们的社区治理需要回到一个广义的、具有包容性的“居民”（居住者）概念。“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但长期处于一个被消解的状态。比如“户籍”就把居民分割成了“本地”和“外地”。“产权”就把居民分割成了“业主”和“租户”。还有一些临街商铺里面是住着人的，但我们也不把他们当成居民。然而病毒是无差别传播的，这样的类别划分只会增加抗疫的成本。

社区车队在工作中 图源：受访者

社区互助

澎湃新闻：一些早先有过社区营造的区域，可能有更好的基础去实现互助。在你看来，日常的社区工作积累下的成果，如何起作用？

孙哲：有过社区营造经验的社区能够快速形成社区信任，减少系统的摩擦，更快地以问题为导向完成自我动员。

在上海的共同抗疫中，居民的自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观察过，从素不相识到形成有序的社区团购，大约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三天基本上是从第一天线上团购付款到第三天真正收到货物的周期。这样大家虽然素未谋面，但通过“物品”（收到货）检验了信任。虽然三天算很快了，但也是时间成本。而一些已经有过社造经验的社区，基本上第一天就可以完成成团，实现多个领域的团购。为什么呢？因为居民们线下见过，已经有过各种活动群，可以马上转化成团购群。线下的见面对于社区声望（reputation）以及社区信任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社区营造也有不足。一是上海的社区营造还是有些“景观化”问题，用来美化物理空间，没有形成“人的团结”。二是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可能是积极的人会一直参与，但只占社区居民的5%。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即使社区做了非常好的社区营造，可能也不知道。然而这些不足不能否定社区营造的价值，反而更说明社区营造是有作用的。社区营造应该更深入广泛的开展下去，从社区空间的营造，转换为对于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营造。

澎湃新闻：新华是曾经有过社区营造的街区，可以介绍一下这次新华在防疫中的表现吗？

何嘉：新华是已经有近五年社区营造基础的街区，有一个街区范围内的街坊大社群和若干大大小小的趣缘群。新华是历史街区，老洋房、老公房、商品房融合在一起，每个小区都很小，在疫情之前，大多数老小区都没有小区群。大家都认同我们生活在“街区里”，都是对于这个“新华生活圈”有浓厚感情的居民、小店店主、创业者。

疫情开始之后，从新华街坊的两个大群开始（总计900人），群里的年轻人就主动回到各自的小区成立小区的互助群。4月10日左右，大鱼营造的伙伴和一些积极的街坊一起，把这些新的小型互助群、团购群的群主、团长们又邀请在一起，形成一个作为枢纽的联合群，共享信息，团购物资，帮助更多人找到“组织”。

随着封控延长，社区出现了大量就医需求，如孕检、定期化疗、透析还有专用药配药等120难以及时响应的情况。大鱼营造在街道的支持下，发起了新华的志愿车队，一天时间招募到了120位车主。我们快速形成了统筹、流程与工具设计、分片调度三个小组，以组织化的身份与街道建立了合作。

目前车队以协助居民代配药为主要任务，同时应对紧急需求。4月13日，车队第一次发挥了应急互助作用。新华有一个年轻人做饭，突然菜刀掉落切伤跟腱，必须紧急出车，我们紧急促成就近匹配同社区的志愿者与需求者以结伴互助自驾的方式，最后及时送医。

截至今天，在一个防疫保护的标准化流程下，已经有10组就医，如外伤、化疗、孕检的需求，街道统一组织精神卫生病患就医的需求和社区代配药的需求通过志愿行动完成。我们通过组织一个覆盖街区的平台的方式，支撑起了民间的互助通道。

澎湃新闻：新华街区有很多商户，他们目前的生存现状如何？

何嘉：封控前，新华街区就有一个3年多历史的在地商户群，覆盖了70多家街区商户。在封控前，就有一些商户行动，比如花店将库存的花送给志愿者。咖啡馆提供爱心咖啡，餐饮店利用其渠道进菜，变成了临时的蔬菜供应点。

整体封控之后，还有一部分仍在运作的小店。大鱼营造有一位伙伴在社区做团长，她的组织方式不主要依赖线上团购，而是直接和街区的小店联系。小店囤积的调味料、米油，都能够成为居民就近的生活物资供给，相当于在地的商户和居民社群一起构筑了一个物资网。

找到让小店能够依靠社区关系在疫情下自救的方法是非常关键的。但很遗憾很多小店我们也没有办法触达，尤其是一些服务业的小店如儿童教育、理发店等。街坊们还在接龙，相约疫情后一起结伴去光顾那些有感情的可爱小店，帮助他们快速恢复。

邻里社区的连通与冲突

澎湃新闻：封控管理建立起了社区物理上的边界，在被隔离的情况下，社区内部邻里间的连通如何实现？

孙哲：首先，“居民微信群”第一次成为了全覆盖的在线社区。不同于“业主群”“跳舞群”这些社区内已有的微信群，“居民微信群”打破了居住者的身份划分，让每个“利益相关的社区居住者”都以“居民”的名义被确认。

其次，居民们的“媒介素养”成为凸显问题。在居民微信群中怎样去改自己的名字，怎样去使用群通知，怎样发通告，怎样发言，这些公共表达能力的不足会产生很多困扰。比如居民群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通知核酸和发抗原的结果，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海量无效信息。群里没有达成共识或者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就把群里已有的信息冲散掉，然后居民继续抱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很多居民以为自己会使用微信，但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会在“家族群”“同学群”这些“私人空间”中发言，不会在“居民群”这样的公共空间表达。

如何提升民意表达的“媒介素养”呢？一是地址实名制。最近有一个应用可以把头像转变成门牌号，这就是通过地址实名确认“居住者”的事实。“地址实名”能够促进发言者倾向理性、具体的发言，并且会为自己的发言承担责任。相反，没有地址实名的社区群，往往充满了空泛的情绪，以及不负责任的宣泄。

二是可以由志愿者来承担“微信群信息员”。很多人面对群里上百条信息是无法获取有效信息的。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我们今天是要用核酸码，而不是用健康云。信息员可以不断地去把群里面的有效信息做一个归档，隔半个小时或隔一小时发布一次。这是非常小的事，但对于改善群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有一个小区有居民志愿者自发地做当天的Q&A（提问与回答）。把居民的问题、建议列出来，把居委会已经在群里解答和未回答的问题列出来，建起了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澎湃新闻：有时候，单个社区无法独立运转，例如涉及物资，有的小区比较小，无法单独展开团购。那么社区单元之间的连通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孙哲：有些小区比较小，怎么样去打破一个个小区的边界形成互助？一个办法是可以通过居委会公众号的方式。这样的公众号去发布一些物资供应信息，比居民自发地从A小区扩延到B小区更快，覆盖面更广。

这其实和“居民微信群”是相关的，信息“颗粒度” 要更加细化。4月份之前，我们觉得上海抗疫很精准，因为“上海发布”可以及时地去回应很多信息。当每个社区都有案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加“小颗粒信息”去做快速的、本地化的发布。我观察到基本上每个街道都会有自己的公众号，这就是更加实用、本地化的信息渠道。

另外，居委公众号的形式比群发布更加稳定，可信度高。现在我们常看到一张图盖了一个章，但是这样的文件被伪造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居委会公众号在快速消解信息不透明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但居委会公众号的建立是有成本的。曾经有过的社区营造会触发居委会公众号产生，但如果居委会临时去培育开发一个，也是需要人力、时间的。

澎湃新闻：这次防疫中，涌现了很多团购团长。团长在社区实际上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在团购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邻里之间的矛盾，如何去看待这种矛盾的产生？

孙哲：我觉得团购非常积极的一面是，它把商业逻辑重新整合到社会逻辑当中来了。团长是商业上的意见领袖，这个时候真正受尊敬的团长都是让渡了自己的商业收益,在社会逻辑上是在自救和互助。

团购所面对的问题，是居民们不容易分清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如果居民单纯的以商业逻辑来质疑团长，团长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或者被污名的时候，社区信任就被损毁。团长会退出，社区陷入物资短缺，这就是一个“囚徒困境”。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以社会逻辑为基础，让商业成为社会逻辑的一部分。比如团长有小比例的利润是合理，这会使得整个社区的社会互助更加可持续。

还有数据表明95%的团长都是女性（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崔丽丽教授采访），这证明女性是韧性社区的贡献者。以社区研究的经验来看，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妈妈团”。这就是基于“育儿”这个公共议题产生的女性居民的自组织。换句话说，女性居民有更多的社区公共参与，从而在“抗疫”时更有自组织经验。

忽略了邻里与社区产生“大城市病”

澎湃新闻：2020年疫情后，曾经有过很多复盘对社区治理的讨论。彼时的社区经验在当下有哪些可以借鉴、吸取的部分？

孙哲：我觉得2020年的抗疫，使得上海的居民认知到了“社区”。大家知道了社区的边界，知道居委会在哪，为什么要办出入证。第二是当时也实现了部分动员，比如说那个时候制作一些表格，年轻人有部分参与。

但教训也是非常鲜明的，社区动员的程度、广度远远不够。在上海封控之前，社区是无感的。这看起来是好事，但也使得居民们降低了“社区抗疫”的意识。我们觉得抗疫是专家、政府、市场要做的事，而不是每个社区居民要做的事。

理想的状态是，社区居民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的主人，是社区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医疗、行政、物流等各个专业系统以社区为单位预先整合，面对灾难能够快速团结协作。社区内原本就有参加过各类公共活动的志愿者，社区信任能够马上转化成社区行动。

澎湃新闻：社区一同去应对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对于一个社区未来的治理来说，会有哪些新的意义？

孙哲：这次上海抗疫，可以说是对于邻里关系的“激活”。积极意义上来说，有助于形成“新型邻里关系”，也就是在尊重群己边界的基础上的邻里互助。吴楠老师（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说过一句话，“社区营造需要一个公共事件的供给”。

以社区为单位的全民抗疫，就是最鲜明的公共事件。抗疫让每个居民都知道社区参与是重要的，邻里互助是关键的。上海抗疫的一个经验是，邻里之间既互相帮助，又尊重隐私。在很多案例中，居民在提供邻里帮助的同时，非常注意保持群己边界，不以过多热情强加于人，这就是一种“新型邻里关系”（参见《现代社会社区新邻里关系的探索与实践》，边莉君著）。

一个良性的城市社会结构，是“个体-邻里-社区-社会”的有机联结。我们总觉得大城市“有病”，是因为长期忽略了“邻里和社区”。当个体直接面对两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城市注定是冰冷和压迫的。而如果居民体验过邻里互助、社区参与，那城市就是具体的，有温度的。

最后回到刚才提到的概念，我希望社区的未来是有“社区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社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用来布景的、商业争夺的，社区是每个城市居民的家园。当居民都以主人翁姿态去建设自己的社区，当社区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被确立，我们才真正践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上海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