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采风录｜印度小城“本地治里”：寻找“现代玄奘”的足迹

本地治里（Pondicherry）是印度南部孟加拉湾海滨的一座小城，由于过去200多年的法国统治，这里的街道上流淌着浓郁的法式风情。近些年来，本地治里吸引八方游客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故事原型以这里为背景，拍摄也有在此取景；另一个是世界闻名的阿罗频多灵修院（Aurobindo Ashram），以及灵修院所属的一个乌托邦社区。

然而，我到访本地治里的原因却不是这些，我来，是为了寻找一位“现代玄奘”的足迹。

“现代玄奘”

一直到大约10年前，徐梵澄的名字还不大为人所知。如今，他已经被称作“最低调的学术大师”、“孤独的思想者”、“现代玄奘”。他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鲁迅的学生，尼采著作最早的系统翻译者，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这些统统跟他相关。1951年，徐梵澄来到本地治理的“阿罗频多灵修院”，在这里著书、翻译、讲学，一直到1978年回到中国、进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长达27年。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留在了印度，留在了本地治里。

“在这里你要想打听徐梵澄的名字，可不容易。”阿罗频多灵修院的工作人员戴维迪普听完我一路找来的过程，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他在这里使用的名字是徐琥，他的本名。”

在灵修院的接待室里，戴维迪普向我介绍了徐梵澄在这里居住时的一些生活片段。戴维迪普看上去30岁左右，徐梵澄离开印度回国时，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恐怕还没出生。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道，他是从灵修院的档案里发现了徐梵澄的一些文章和字画，才开始注意起这个中国人，并着手收集了一些有关徐梵澄的信息。近几年，偶尔会有一些中港台的学者前来拜访，了解徐梵澄在这里的工作生活情况，几乎每次都是由戴维迪普陪同接待，渐渐成为灵修院里研究徐梵澄的“权威”。

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为什么徐梵澄会选择来到阿罗频多灵修院？又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年？”

戴维迪普娓娓道来：“在我看来，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不同背景、不同国度的人，只要你对阿罗频多的理念感兴趣，灵修院都会收容你；另一个是相比于印度其他地方的贫穷和动乱，本地治理有着相对平静和富足的生活，灵修院对接收的每一位研究学者，都会配以免费食宿，个人只需购置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徐梵澄在这里遇到了理解他、欣赏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院母，大家都称她‘妈妈’。”

受“妈妈”特别照顾

灵修院的创始人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早年参加印度独立运动，人到中年时幡然醒悟，认为印度的现代化需要从印度教的改革开始。1910年，他放弃政治斗争，来到本地治里创办了灵修院，从事印度哲学、神学和瑜伽的研究与写作，被誉为“印度三圣”之“圣哲”（另外两位是圣雄甘地和圣诗泰戈尔）。

然而，灵修院在起初的十几年中并没有多大发展，直到一位法国女士阿尔法萨（Mirra Alfassa）加入之后，灵修院才得以从宣传到管理上取得了一个飞跃。阿尔法萨也因她的重大贡献、以及她在灵修院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员工们和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妈妈”。1950年阿罗频多去世后，灵修院的一切工作和研究项目基本上是由“妈妈”主导进行的。在她的领导下，灵修院接受的研究人员、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不局限于印度教，而是扩展到世界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潮的融合与互动。

徐梵澄正是在“妈妈”的鼓励下，开始了他在灵修院的研究和讲学生活。他开办了《圣人通义》的讲座报告，比较中国人眼里和印度人眼里的圣人；他在这里翻译了《薄伽梵歌》、《瑜伽论》等印度教和佛教经典著作50余部，为中文世界补上了对印度研究匮乏的一课；他又用英文撰写了《孔学古徵》等著作，试图系统地向印度人、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

“妈妈”在灵修院为徐梵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分给他12间房子，任命他为灵修院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又拨款到香港购买中文铅字，用以印刷徐梵澄自己的著作。戴维迪普对我说：“在‘妈妈’眼里，徐梵澄是一位贯通中、印、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大师，他能够用印度教的一些理论去解释中国的儒学著作，让印度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徐多才多艺，中国书法、中国画无一不精。难怪‘妈妈’对他特别照顾。”

翩然离去

如今，阿罗频多灵修院在被称为“法国角”的本地治里旧城区拥有400多套房产，基本上占到了旧城一半的建筑。灵修院的客房以很低的价格接待访客和进修者，不过，入住需要提早预订，并需通过严格的问答审查程序，以确定住客没有不良嗜好。我因徐梵澄的原因受到照顾，在戴维迪普的介绍下，住进了面朝大海、没有wifi的海滨招待所。

徐梵澄的故居距离招待所不足百米，院子里花木葱茏，但老房子已经被推倒，新建的高层建筑尚未封顶。戴维迪普带我敲开旁边一户人家的门，这里住着徐梵澄的老邻居、77岁的瑞士人彼得。彼得回忆说，徐梵澄瘦高的个子，经常带一顶绿沿的绅士帽，为人有礼，清心寡欲，恬淡知足，却很少与人打交道。他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写作、绘画，偶尔和邻居们一起到海里游泳。

彼得说，那天他游完泳，到了平时大家聚谈的时间，却发现徐已经不辞而别了。当被告知徐梵澄回中国去了时，彼得还认为，徐大概去去就回，所以没有郑重告别，“他的书籍和生活用品还留在房间里”。谁知，徐梵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本地治里。

在阿罗频多灵修院，戴维迪普带我穿过院子里一众正在冥想的人们，走进后院一处不对外人开放的图书馆。在一间类似仓库的房子里，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中、英、印文的书籍，还有一些画卷。“这是徐梵澄留下的，我们以为他会回来取，但他再也没回来过，这些书只好由灵修院为他保管着。”

“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个时候回中国？而不是之前或之后？”我问。

“实际上，徐梵澄曾经至少两次提出过回国，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但两次都被‘妈妈’制止了。” 戴维迪普说，“时刻关注国际时局的‘妈妈’认为，徐梵澄回国不会有像灵修院这样的安静条件，不会对他的学术研究有帮助。”

“70年代，‘妈妈’去世后，新的负责人不像‘妈妈’那样器重徐梵澄，那些中文铅字也被融掉他用了，徐梵澄大概是感到了失落，才下决心离开的吧。”戴维迪普说。

中国和印度

我在孙波先生的《徐梵澄传》中读到过徐回国之后的经历，他经老朋友的介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收学生，不爱功名，倾心写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和印度的宗教哲学论著，迎来了其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直到2000年91岁高龄去世，尚有几本著作没能完成。

很多人称他为“现代玄奘”，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超越了玄奘。徐梵澄晚年曾对友人说：“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可是，中国不能不懂印度。”

我和戴维迪普谈起中印这个话题时，没想到，他先用反省的口吻说起来：“我们印度人有个不好的心态，印度人一直认为，在中印交往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来向印度学习的。法显、玄奘，取经。印度人知道的中国历史并不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更是少的可怜。”

由于徐梵澄的原因，戴维迪普已经两次到过中国，他这么说，恐怕是有他直观的、切身的感触。他话锋一转，“实际上，别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即使是古代，中国的茶叶种植，中国丝绸，中国的那些发明，不都是影响到了印度？”

然而，现在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又何尝不是同样少得可怜呢？幸亏有了徐梵澄，如果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向印度的输出大多是物质上的，那么，徐梵澄的工作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他不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大量印度精神哲学方面的理论（他用楚辞体，翻译了印度人的“圣经”《薄伽梵歌》），也致力于向印度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圣贤、中国的哲学。他用印度教中的“Guru”（导师，上师），来解释中国圣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用印度人能够听得懂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他为中印文化的撞击和沟通所作出的努力，是双向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玄奘，超越了古人。

我在灵修院的书柜里发现了全套16册的《徐梵澄文集》，这是三联书店于2006年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戴维迪普告诉我，这些书是前两年中国学者带来的，留给灵修院，留在徐梵澄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南亚和东南亚问题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