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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欢欢︱玄奘大师与无遮大会
玄奘留学的目的地堪称当时的“世界顶级大学”——那烂陀寺,他选择的主要导师是“世界著名学者”、那烂陀寺住持(校长)戒贤论师(戒贤的老师是护法论师,著名的《成唯识论》即以护法的解释为标准,兼收其他十家注释加以糅合编译而成)。
当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至第八、九年的时候,有一位名为般若毱多的南印度婆罗门写了一篇题为《破大乘论》的长文,共七百颂,宣扬正量部的教义,受到诸多小乘佛教论师的推崇。不久,就有小乘论师把这部论著献给了当时印度最大的统治者戒日王,并请求国王下令大乘佛教与之论辩高下。崇文尚学的戒日王于是修书给那烂陀寺,要求住持戒贤派法师应战辩论。戒贤先后问了海慧、智光、师子光、玄奘四人,但海慧等三师因顾虑到若战败则那烂陀寺名声扫地,故颇为犹豫。玄奘则以“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为理由,一人应王命。
玄奘并没有直接“出战”般若毱多,而是先去乌茶国访得般若毱多所著之《破大乘论》文本,读后有数处疑惑。玄奘不耻下问,向曾论败于他并沦为奴的婆罗门请教,找出了《破大乘论》的错谬要害,撰写了一千六百颂的《制恶见论》,以代舌辩。
戒日王大为欣赏《制恶见论》,特地为玄奘在曲女城举办了一场辩论大会来弘扬大乘佛教的义理,尤其是护法-戒贤一系的瑜伽行派唯识学说,同时破除小乘佛教与外道的各种异见。辩论大会完胜后,戒日王邀请玄奘观摩了在距离曲女城不远处的钵罗耶伽国大施场举行的第六次“无遮大会”——持续了七十五日的大布施活动。
这则故事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一般来说,研究玄奘大师的生平与西行经历的文献资料主要有:(1)玄奘述、辩机撰文《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完成于646年;(2)冥祥著《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简称《行状》),完成于664年;(3)慧立原本、彦悰撰定《慈恩传》,完成于约688年;(4)靖迈(约600-700)著《古今译经图纪》(简称《图纪》);(5)道宣(596-667)著《续高僧传·玄奘传》(简称《玄奘传》);(6)刘轲著《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简称《塔铭》),完成于837年,汇集“三藏遗文传记”而成。其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当属玄奘口述的《西域记》;而关于大师回国前辩论并扬名全印度一事,则以前述《慈恩传》所叙最为详实生动,后世的流传亦多依此阐发甚至演义。
《西域记》中关于玄奘在印度赢得大辩论一事的记载相当隐晦,只是在描述应戒日王之邀参加曲女城法会时提到:“馔食已讫,集诸异学,商确微言,抑扬至理。”其中的“馔食”指的就是法会中的僧俗大众接受戒日王的饮食布施——吃完饭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开会研讨“微言”与“至理”。用词之谦逊以至于看不出玄奘大败印度诸论师这一关键情节。《西域记》同卷还记载了戒日王有每五年举办一次“无遮大会”、每一年举办一次“辩论法会”的定例:“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舍。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庄严法座,广饰义筵,令相摧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
一般认为“无遮大会”的对应梵文是pañca-vārṣika(-maha),音译“般遮(阇)于瑟”,意译“五岁筵”,即字面意思: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集会。据《大智度论》所传,佛灭后百年,阿育王(约前304年-前232年)始创“五岁筵”之风。后来的帝王或诸侯效仿之,每五年一次,以盛筵等种种供养布施僧俗大众。因不分贤圣道俗与贵贱上下,平等施与、无限制、无遮止,故称为“无遮”。会期最长可达三个月,一度盛行于印度和西域等地。梁武帝曾于公元529年10月,在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召集僧俗五万人。日本推古天皇在公元597年11月,为了庆祝法兴寺落成,举办了无遮大会。
吕澂先生在发表于1964年的《玄奘与印度佛学》一文中指出:据《西域记》卷五,此会(女曲城法会)是一年一度专门讨论佛学的集会,其年恰逢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会期,于是两会就合并举行了,唐人因此称它为“九旬(九十日,十日为一旬)大施”,也称其第一阶段为“十八日无遮大会”。也就是说,戒日王为了广积福德,每五年举行一次这种传统的“无遮大会”来布施各派僧俗、鳏寡孤独;而以敦促学术研究为目的、甚至宣扬或贬抑某派教义的“辩论会”则每年举办一次。这里的“十八日”与《西域记》中“二十一日(三七日)”有三天之差,不知这三天时间是以“吃饭”为主还是以“辩论”为主。
那么,后人关于玄奘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舌战群雄、名震全印度的印象从何而来?这恐怕得归功于大弟子基(632-682)的笔法。与《西域记》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师在《成唯识论述记》中强调“(十八日)无遮大会”是戒日王专门为了玄奘“论战”以般若毱多为代表的印度各派而开设的。基师的另一代表作《因明入正理论疏》亦有详述:“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遍诸天竺,简选贤良,皆集会所,遣外道小乘,竞申论诘。大师立量,时人无敢对扬。”此后,“无遮大会”就成了玄奘打遍印度无敌手的著名历史事件。
日本的法相宗学僧藏俊(1104-1180)最早对基师所述之“十八日无遮大会”产生过怀疑,他曾在《因明大疏抄》中指出这一说法与《慈恩传》等有所出入。值得一提的是,《行状》《玄奘传》的叙述与《慈恩传》大同小异,都认为戒日王先为玄奘在曲女城开办了辩论会,获胜后邀请玄奘至钵罗耶伽国大施场观摩“无遮大会”。
《图纪》提供了另一种略有不同的版本:戒日王并没有专门为玄奘召开辩论大会,而是趁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无遮大会”召集群贤,让玄奘以所著《制恶见论》和《会宗论》立论,历时十八日无人能破。《会宗论》,一作《会中论》,现已不存,据《慈恩传》所载:“(玄奘)法师为和会二宗(中观与瑜伽行),言不相违背,乃着《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玄奘造论融合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这一说法颇耐寻味,让人想到八世纪的那烂陀寺学者寂护论师及其弟子莲花戒在西藏弘传之“瑜伽行中观派”。
虽然以“吃饭”为主的“无遮大会”和以“论道”为主的“辩论法会”是两种不同的集会,但在玄奘参加的当年,两会都于曲女城附近举行,且会期相近或部分重合。不管戒日王的这次“无遮大会”之“辩论专场”是否专门为这位大唐来的留学生所设,玄奘显然不仅无负于那烂陀寺当时的声望,更在日后成就了他于中土东瀛等外国地区的盛名。
本文初拟于2013年秋,其时曾求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事高山杉先生,获益良多,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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