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传统社会

为什么传统社会具有吸引人的魔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情味。从某些层面来看，传统社会的人对我们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从其他层面来看，他们又和我们大不相同，宛如另一个世界的人，让人难以理解。1964年，我初次踏上新几内亚，那年我才26岁。新几内亚人的样貌令我瞠目：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美国人，不但使用的语言不同，穿着和行为也大相径庭。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不断回到这个地方，前后有数十次之多，每次停留1-5个月，至今我已走遍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我和当地人成为朋友，原来的新奇感也渐渐消失。我们常常天南地北地闲聊、说笑，对孩子、性、食物、运动等话题都很感兴趣。我们的种种情绪也会互相感染，如愤怒、恐惧、悲伤、轻松或狂喜。即使是他们的语言，也没我原本想象的那么陌生、困难。如果我们熟悉的主要语言是主旋律，他们的语言就是变奏曲。虽然我在新几内亚学到的第一种语言佛尔语（Fore）和印欧语系无关，词汇也和我熟悉的语言完全不同，但佛尔语的动词形态和德语很像，双重代词像斯洛文尼亚语，后置词像芬兰语，表达远近的三个指示副词“这里、近处的那里、远处的那里”则像拉丁语。

但我被这些相似点误导。当我渐渐熟悉这里时，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样。”我后来才发现我错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几内亚友人计数东西，不是用手指一个个数，就是用画，不像西方人用抽象的数字；他们择偶的方式、对待父母和教养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们对危险的看法不同，对友谊的定义也和西方人不同。这些异同就像万花筒，让西方人目眩神迷。

印第安水牛舞插画

关注传统社会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依然保存着我们祖先在几万年前的生活方式。今日社会有这样的面貌都是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塑造出来的。人类直到约1.1万年前才从狩猎-采集生活转为农耕生活，最早的铁制工具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而最早的国家和文字则大约在5400年前诞生。翻开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几乎都停留在传统社会的阶段，直到近来才变成现代社会。我们吃的大部分是从商场购买的农产品，用不着每天到野外狩猎、采集；使用的多是金属器具，很少是石制、木制或骨制工具。国家、法庭、警察、军队、阅读、书写等也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但这些都是近来才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新东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数十亿人或多或少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

现代工业社会之中依然可见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子。在发达国家的乡间，人们还是利用传统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很多纷争，而不是上法庭打官司。我在蒙大拿山谷观察到了这一点，每到夏天我总会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里度假。大城市里的帮派如有争端，也不会叫警察来帮忙处理，而是利用协商、补偿、恐吓、打斗等传统手段。我的欧洲朋友有些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小村子里长大的，他们所形容的童年生活就像新几内亚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与附近村子的人结婚，终其一生都围绕着这个村子生活。只有在世界大战那几年，年轻人才离开家乡到外地打仗。村子里卷入纷争的人最后总是可以重修旧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满，也只能忍耐，因为他们必须在此地终老。也就是说，昨日世界并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依然可在今日世界中发现昨日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了解昨日世界。

读者一路读下去将发现，传统社会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从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表现来看，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远远偏离了传统标准，而且倾向极端。例如，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较，有些传统社会对待老年人非常残酷，有些则比较懂得敬老尊贤，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以这两个极端而言，现代工业社会更倾向前者。然而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本质、寻找通则之时，取样却极其狭隘，失之偏颇。以2008年一篇发表在顶尖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为例，该报告研究的受试者有96%来自西方工业国家（北美国家、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其中来自美国的就占68%，而这其中多达80%皆为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何以能代表他们所处的社会？正如学者约瑟夫·亨里奇、斯蒂芬·海涅与阿拉·洛伦萨扬所言，我们对人类心理学的了解大抵基于某一群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共同的特征为：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国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及生活在民主社会（Democratic）。这几个特征的英文首字母凑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单词，也就是“WEIRD”（怪异）。的确，从世界文化差异的标准来看，这群受试者实在怪异。因为在很多采样来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现象研究中，这些受试者显然是离群值。学者取样研究的现象包括视觉感知、公平、合作、处罚、生物推理、空间定向、分析与整理推理、道德推理、服从的动机、选择以及自我概念。因此，要想对所谓人类的本质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大幅扩大研究样本以覆盖整个传统社会，而不是只局限于美国心理学系的大学生。

社会学家或许可从他们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至于其他人，则可从实用价值出发，向传统社会学习。传统社会实际上体现了建构人类社会的数千种自然实验。面对问题，传统社会的人曾想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和西方现代社会采取的解决之道大异其趣。我们将发现，传统社会的人的一些做法甚至让我们啧啧称奇，没想到他们也有胜过发达国家之处。他们自有一套养育儿女和对待老人的办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掌握说话的艺术，也懂得享受余暇、解决争端。我们自诩为科学昌明的现代人，但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在某些方面仍停留在进化和适应阶段，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所谓见贤思齐，传统社会有些地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对此，一些人早已尝试，并且证明我们可以过得更健康、更快乐。

然而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过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回到单纯的原始世界。传统社会仍有许多层面是我们不乐见的，如杀婴，抛弃或杀害老年人，时常面临饥荒，天灾频发，传染病肆虐，常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不时提心吊胆害怕遭受攻击。传统社会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现代社会具备的优点，它们并非理所当然。

国家

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要比以国家或政府为主的现代社会更多变。我们对传统社会的一些特征觉得陌生，为了了解这些特征，且让我们将自己熟悉的国家特征作为起点。

现代国家的人口少则数十万，一般都有几百万或几千万，像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更是多达10亿以上。人口最少的现代国家，如太平洋岛国瑙鲁和图瓦卢，人口也都超过1万。（梵蒂冈只有1000人左右，也算一个主权国家，位于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以梵蒂冈古城墙作为国界。梵蒂冈居民日常所需完全仰赖进口。）在古代，国家的人口为几万到几百万。我们可从庞大的人口得知国家如何供养这些人民、如何组织他们，以及这些国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国家主要是以生产的食物（农业和畜牧业）来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赖狩猎与采集。以栽种作物和畜牧作为生产手段，人们在庭院、田地或牧场里种满最高产的作物，饲养最有用的牲畜，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猎动物、采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就非常有限，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因此，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总数不可能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在任何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农业高度机械化，务农的人只有2%。其余的人口忙着从事别的行业（如管理、制造或贸易），他们所需的粮食不是由自己生产的，而是由农民生产、供给的。

由于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大多数人互不相识。即使是在图瓦卢这种只有1万多人的小国，一个人也不可能认识全国所有的人，更不用说人口多达14亿的中国了。因此，国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规范使境内的陌生人不会因为不可避免的偶遇而经常爆发争斗。而在小型社会中，由于人人彼此认识，便无须设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机制，以便解决陌生人彼此的争端。

一旦一个社会已发展到1万人以上，如有重大决策，就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找来，让大家坐着面对面商量，人人都得以发表意见。数目庞大的人口需要领导者来做出决策，需要管理者来执行决策，也需要官员来监督决策和法律的执行。或许有些读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向往没有国家或政府管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梦是不切实际的：你必须寻找一个愿意接纳你的游群或部落。由于游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认识，便不需要国王、总统或官员。

我们见到一些人口众多、需要一般官员治理的传统社会，但国家的人口数目远超过这样的社会，而且需要具有不同专业才能的官员各司其职。现代国家的人民往往觉得某些官员的行为令人恼怒，但国家要运作，还是离不开这样的人。一国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众多，只有一种类型的官员将无法监督所有法规的执行。国家需要的官员包括税务员、机动车检验员、警察、法官、餐厅卫生检查员等。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只有一种类型的官员，这种官员有很多，分属不同层级。以美国税务机关为例，税务代理人负责审核你的纳税申报表，如果你不同意该代理人的报告，就可向其主任申诉，主任的上面有各区或各州的局长、税务局局长。（其实，真正的架构要复杂得多，但为了简明起见，这里只列出几个层级。）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这本小说中，以哈布斯堡王朝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员体系。小说的主人公为了进入城堡，在和这些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尽各种刁难，还是不得进入。我睡前读了这本书，总不免做噩梦，梦见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员缠斗。想必所有的读者也曾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官员，国家就无法运作。

即使是乌托邦也少不了官员。关于国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并非人人平等，即使是在最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任何国家不可避免地只能由少数政治领导人来制定法律规章，绝大多数的平民只能服从。人民的经济角色（如农民、门卫、律师、政治人物和店员等）也大不相同，有些人的钱比较多，有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人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如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提倡生产与分配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这些努力尚未成功。

在人类社会得以生产粮食（公元前9000年前后）之前，国家是不存在的。直到经历上千年的积累，粮食大量生产，能够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治理，国家才渐渐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肥沃新月地带，在之后的1000年里，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脉、马达加斯加等地。到今天，展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除了南极，整个地球就像拼图一样，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即使是南极洲，目前也有7个国家对其提出主权要求，且主张的范围存在重叠。

传统社会的形态

公元前3400年以前，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国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范围的地区，也还有人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只有简单的政治体系，过着传统社会的生活。传统社会与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要怎么看待传统社会的各种不同形态呢？

巴布新几内亚原始部落

虽然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跨文化的规律。我们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至少在4个方面存在相关趋势：人口数量、生计、政治集权以及社会的阶层划分。随着人口数量日益庞大、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只有高效且大规模地生产粮食等必需品，才能满足人民所需。这意味着食物大都来自村里的农民，而不是来自游牧或狩猎，也不是靠采集就够的。现代国家以集约灌溉系统、密集的人力与农业机械使每一亩田都得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政治决策则愈加倾向中央，由领导人来决定，不再是由一小群狩猎-采集者面对面讨论。传统社会的狩猎-采集族群人人相对平等，没有阶层划分，到了中央集权的大型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则变得非常显著。

这些关联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规模相当的社会而言，就土地的集约利用、政治集权的程度和社会的阶层划分这几方面，有些社会进展比较快，有些则比较慢。由于人类社会的形态具有多样性，每一个社会从人口、生计、政治与社会等趋势来看，各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简便的表示法。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发展心理学家讨论个人的差异。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还是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些区分，如3岁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于24岁的成年人。但年龄是个不可分割的连续变化，从“3 岁”成长到“6 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明显界限。即使是同龄人也有很多差异。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发展心理学家只好采用一些简便的分类，把人分为“婴儿”“幼儿”“儿童”“少年”“青年”等。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社会科学家也用类似的分类法研究人类社会，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社会的变迁是可逆的，而年龄的变化不可逆。农村居民可能因为干旱改为狩猎-采集，但4岁的小孩绝不可能变回3岁。尽管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人可依年龄大致区分为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科学家也用各种不同的分类描述传统社会，但有些科学家还是不赞同使用任何分类法。在本书中，有时我采用埃尔曼·瑟维斯的分类法，根据人口数量、政治集权和社会的阶层划分将人类社会分成四大类，即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虽然这样的分类至今已使用了至少50年，其间也不断有人提议用其他分类，但瑟维斯的分类依然最简单明了：他只分成4类，因此其比较好记，如果多达7类，那就难记了，而且他使用简短的单词，而非冗长的词组。但请记住，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多变，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分类法来讨论。此后，我们就不再赘述这种分类法的问题了。

最小、最简单的传统社会（也就是瑟维斯所说的“游群”）只有几十个人，成员多来自一个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如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大多数狩猎-采集者和一些在田地耕作的农民一般组成小群体住在人烟稀少之地。游群的成员很少，因此互相熟识，如果是大伙儿的事，就都能面对面一起讨论，无需政治领袖，也没有经济分工。社会科学家也许会用相对平等和民主描述这样的游群生活：成员之间没有财富多寡之别（毕竟每个人拥有的东西都很少），也没有人享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只是能力和个性有别，然而由于游群中有什么都互相分享，那些差异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证据来判断，从几万年前开始，特别是1.1万年前，人类的社会组织或许就都是这样的游群。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扩展势力，尤其是在哥伦布初次远航（1492年）后，才接触欧洲人以外的族群，发现国家以外的社会形态。那时，澳大利亚、北极、没有农业的沙漠区、美洲丛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游群的足迹，包括非洲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Kung）、南美洲的阿切族（Ache）和西里奥诺印第安人（Siriono Indian）、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人、赤道非洲丛林的俾格米人以及秘鲁的马奇根加人。上述游群除了马奇根加人会种植作物，其他都过着（或曾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游群继续发展至人口多达数百，就变成另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瑟维斯所谓的“部落”）。在部落中，每一个人还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例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200个学生，学生和老师都说得出其他人的名字，但我太太就读的高中有几千个学生，他们就不可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社会意味着其中有几十个家庭，分属几个氏族，氏族之间可能联姻。因为人数比游群多，部落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养活所有的人，所以部落的人通常是农民或牧民或者二者兼之，但在自然资源特别丰足的环境中，也可能靠狩猎-采集生活（如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通常定居于田园、牧场或渔区附近的村落。然而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其他部落民族则逐水草而居，也就是依季节变化在不同海拔间迁移放牧。

从其他层面来看，部落和大型游群依然有相似之处。例如，每个人的地位大抵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经济分工，政治领导力薄弱，没有官僚组织，以及决策时多采用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我曾在新几内亚村落中看到过好几百人坐在地上一起开会，每个人都可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达成一致决策。有些部落有所谓的“大人物”，但他们并非强势的领导人，他们靠说服力和个人魅力使人信服，而非借由权威使人臣服。例如，新几内亚达尼族（Dani）有个领导人叫古特卢（Gutelu），族人表面上假装服从古特卢，最后还是和他唱反调，发动种族屠杀，破坏了古特卢和其政治盟友的关系。考古学家根据某些地区的房舍和聚落遗迹推测部落组织至少可追溯到1.3万年前。目前，新几内亚和亚马孙地区仍有原住民部落，包括阿拉斯加的伊努皮亚特人（Iñupiat） 、南美的雅诺马莫印第安人（Yanomamo Indian）、阿富汗的吉尔吉斯人、新不列颠岛的卡乌龙族（Kaulong）和新几内亚的达尼族、达尔比族（Daribi）与佛尔族等。

部落组织进一步变得复杂即成为酋邦，酋邦人口多达数千。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分工初现雏形，粮食生产力提高，人们也有储存余粮的能力，得以供养不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如酋长及其亲属和官员。因此，酋邦人民已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村镇和小村庄中，有储存粮食之所，大多数人从事粮食生产（农业和畜牧），只有几个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人们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如佛罗里达的卡鲁萨人（Calusa）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岸的丘马什人（Chumash）。

在一个人口多达数千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这几千个人也不可能一起面对面开会。因此，酋长将面对两个新的问题——相比之下，人数较少的游群或部落领导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同一个酋邦里的人必须能够互相辨识，以免被误认为外来侵略者而引发争斗。因此，同样的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在酋邦中就成为辨识敌我的关键。这些通常来自地位崇高如神明的酋长。其次，作为大家公认的领导人，酋长具有权威，有做决策以及运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必须想办法保护酋邦的人民，让他们不至于因为互不认识而自相残杀。辅佐酋长的则是一般官员，即原始官僚，他们没有职责分工，举凡收税、解决争端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行政事宜都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不像国家有税务员、法官和餐厅卫生检查员等。（在科学文献中，由酋长领导的传统社会皆精准地被称为“酋邦”，但本书和大多数的通俗作品一样称之为“部落”，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其实是指酋邦。）

纳米比亚的神秘部落“San”，部族猎人手持原始弓箭，行走在充满危险的大草原上，不时有猎豹随行左右

酋邦在经济上有一项创新，也就是所谓的“再分配经济”：人民不直接交易，而是贡献粮食和劳动力给酋长，酋长再将其重新分配给为他服务的战士、祭司和工匠等人。再分配就是最早的税收制度，政治组织由此才得以运作。有些食物贡品也会分配给人民。酋长有照顾人民的责任，饥荒时就会发放粮食给人民。此外，为酋长兴建石碑和灌溉沟渠等工程的人民也可分得食物。除了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创新，酋邦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即社会的不平等。部落常会分成好几个支系，但在酋长地位世袭制酋邦之中，只有酋长及其家族在社会这个金字塔组织的顶端，社会底层则是平民和奴隶，在酋长和奴隶之间，可能还有8个阶层之多（如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原住民）。阶级越高者，得到的粮食、房屋、华服和装饰品就越多。

我们可从考古学证据，如石碑或是坟墓中陪葬品的分布情况来辨识酋邦：酋长及其亲属和官员的一些墓穴较为大型，且陪葬品很多，还有绿松石、祭祀的马匹等奢侈品，与平民的小而朴实的墓穴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根据这些证据推论酋邦约兴起于公元前5500年。在近代国家体制大兴之前，酋邦遍布各地，包括波利尼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北美东部和西南部的肥沃地区、中美和南美（墨西哥与安第斯国家控制的地区除外）。约从公元前3400年开始，由于人口压力渐增，酋邦不得不借由征服和吞并取得更多的资源，于是演变成国家。国家通常包含不同的族群，有层层的官僚组织和常备军，经济分工更细，出现了城镇化。这种种改变使国家这种社会形态逐渐普遍，至今已席卷全球。

如果社会科学家能乘坐时光机回到公元前9000年，他们将会发现地球上都是狩猎-采集者，他们过着游群的生活，有些可能已形成部落。这些远古的居民没有金属工具、文字，也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或经济分工。如果这些社会学家接着回到15世纪考察，即欧洲人开始向外扩张之时，他们就会发现整个澳大利亚大陆都是狩猎-采集族群，人们依然过着游群或部落生活。但在这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北非、印度尼西亚西部一些较大的岛屿、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墨西哥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已分属不同国家。安第斯山脉之外的南美洲、整个北美洲、新几内亚、北极和太平洋岛屿则还有很多游群、部落和酋邦。如今，除了南极洲，世界各地几乎都由国家管控。到20世纪，唯有新几内亚和亚马孙仍有为数庞大、不识国家为何物的社会。

由于人口数量增加、政治组织趋向复杂，加上精耕细作，人类社会逐渐由游群发展为国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见到其他并行的趋势，例如对金属工具的依赖渐增、科技复杂化、经济分工细化、文字系统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以及战争和宗教的改变。请注意，人类社会从游群发展到国家，不是线性的，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上述趋势，特别是人口渐增、中央集权、科技和武器的进步，是国家得以征服传统社会的主因。传统社会的居民因此遭到奴役、驱逐，甚至灭绝。到了现代，游群和部落（如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赤道非洲雨林区的俾格米族、亚马孙盆地偏远处的美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的新几内亚人）只能退居到难以到达、落后的地区。

为何在哥伦布1492年横越大西洋之时，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形态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族群（特别是欧亚人）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生活，已有文字、金属工具、精耕农业和常备军。相比之下，还有很多族群看不到上述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原住民、昆族、非洲的俾格米族，这些人仍然和公元前9000年的老祖宗一样过着原始的生活。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惊人的地区差异？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种地区差异反映出不同族群智商、体格与职业道德的不同。现代还有不少人抱持这种看法。根据这种信念，欧洲人智商比较高、体格高大、认真进取，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新几内亚人和其他现代的游群和部落中的人则比较愚笨、原始，而且生性懒惰。其实，关于上述体质差异，目前尚无可供参考的证据。如果以现代的游群和部落科技落后、政治组织简单、生活方式原始，就断言这些族群智能低下、体格不良、性格低劣，可谓一种荒诞的循环论证。

反之，要解开现代世界社会形态差异之谜，我们必须从地理环境的差异着手。我们已知，粮食生产的进步（农牧业的兴起）促使人口增加，形成政治集权和社会分层。然而，野生动植物中能被改良或驯化，变成作物和家畜的物种实在不多。世界何其广大，只有6个很小的地区拥有这些可被改良或驯化的物种。这些地区的居民因而得以赢在起跑点，粮食生产拔得头筹，有余粮，人口逐渐增加，科技进步，进而形成国家政府的体制。正如我在以前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讨论的，这些差异可以解释欧洲人的势力为何得以扩张到全世界，也就是拥有住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地利，进而拥有最有价值且可以驯化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昆族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则没有这样的优势。目前仍生活于传统社会中的居民就体质而言其实与其他现代人无异，只是居住地区可供改良或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极少，否则他们也能过着现代化、舒适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昨日之前的世界》的序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昨日之前的世界》，【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廖月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