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民族志、数据透明与信息时代

民族志、数据透明与信息时代 

摘要：

民族志学者在收集、撰写和储存数据方面所遵循的惯例与当代研究期望和社会生活越来越不同步了。尽管技术的进步使得民族志学者能够以数字的方式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并记录互动，但很少有人在网上跟踪研究对象，许多人仍然根据记忆重构引文。在要求数据透明的呼声中，民族志学者继续隐瞒受试者的身份，并将田野笔记保密。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回顾了在过去20年里，为了回应新技术和对透明度的呼吁而产生的民族志的辩论、困境和创新。本文关注围绕民族志作者如何记录、收集、匿名化、验证和分享数据的新兴对话。考虑到社会科学中的重复危机（replication crisis），本文询问民族志学者如何使其他人能够重新分析他们的发现。本文讨论了伦理影响，并就民族志学者如何制定符合他们对研究对象和阐释学的承诺的透明度标准提出了建议。

学人简介：

Alexandra K.Murphy，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社会学系。

Colin Jerolmack，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DeAnna Smith，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Murphy, A. K., Jerolmack, C., & Smith, D. (2021). Ethnography, data transparency,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41-61.

从左至右依次为Alexandra K.Murphy, Colin Jerolmack, DeAnna Smith

引言

民族志学者对数据透明的呼声越来越大。因为民族志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而在这个舞台上，披露人名和地名、事实核查和数据共享的新闻标准占了上风，所以民族志的惯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认为研究者可能有什么隐瞒。同时，对透明度的呼吁也是社会科学中复制危机的结果。

这并不是民族志学者第一次面临清点的问题。当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席卷整个社会科学时，民族志学者能够对研究的社区进行客观描述的神话被打破了。民族志学者也被迫与他们事业的剥削性质作斗争，这往往涉及到享有特权的白人研究边缘化的有色人种。尽管民族志学者在实践反思性（reflexivity）方面存在差异，一个常见的做法是附上一个方法学附录，解释自己如何进入该领域，建立关系，解释调查结果，并说明自己的主体性。

第二次清点则关注民族志如何能作为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实践。处于第一次清点核心的关于研究伦理、权力和代表性的长期批评与针对关于受试者保密性和数据验证策略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志实践的一系列新批评交织在一起。

两种趋势共同挑战着长期存在的民族志惯例。本文回顾了民族志学者对于有关数据透明度的新技术和新期望的回应。本文重点在四个领域的惯例上。这些惯例可能会抑制透明度，进而影响重新分析：记录和收集数据、匿名化、数据验证和数据共享。

记录和收集数据

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由于技术的限制，民族志学者几乎完全依赖于手写的田野笔记。他们通常只在参与者看不到的私人空间中写下观察结果。技术进步为民族志学者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以相对不显眼的方式实时记录数据，比如录音带、录像机。它们使得学者能够捕捉到非语言和空间等维度的信息。然而，使用智能手机、录音机和摄像机来记录互动尚未成为普遍做法，“小记事本”仍处于民族志文本和附录的中心位置。

传统的长篇笔记有不可替代之处，它们传达了情绪、阐释和行动；连接过去和现在；并允许民族志学者讨论他们的假设并充实描述。笔者的建议是，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录音机或设置固定式录像机，这可以让民族志学者更充分地参与到他们的田野中去，或者将他们的观察集中在无法通过录音技术轻易捕捉到的方面。

当然，有些情况下，记录技术的使用可能不太受参与者欢迎，并且对建立融洽关系的努力更具破坏性（比如在易受伤害的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人群中）。有时，这些设备是被禁止的（如监狱），或者不合适的（如亲密的家庭领域）。不过至少，不使用录音或录像的民族志学者应该更加透明地解释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学者也要对数据的来源更加透明，因为意义通常在特定的语法、句法和单词选择中生成。目前流行的做法是，仅对那些是逐字记录或至少实时记录下来的话语使用双引号。

除了改变民族志学者记录数据的方式外，技术也在改变民族志学家可以收集的数据类型。今天，民族志数据可以包括文本消息、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民族志学者与其参与者之间的电子邮件。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记录他们的生活并通过在线平台建立社区，但大多数民族志学者继续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基于地点的面对面互动上。然而，研究人们的线上活动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了，还因为线上的互动构造了线下的互动，反之亦然。当这个领域开始拥抱数字民族志，区分来自数字沟通和面对面对话的引文是重要的。

匿名

民族志学者通过用匿名和修改一些细节的方式保护参与者，有时也会将几个参与者的特征和经历合成一个人的，或者在文本中用多个人物来描绘一个人。然而，广泛的掩蔽并不总是能充分保护参与者的匿名性。互联网使保持匿名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民族志学者越来越多地在线与参与者互动，他们在照片中被标记，在推特上发布，被参与者评论——所有这些至少对民族志学者和参与者的社交网络来说是可见的。

匿名还涉及社会科学的利弊权衡，会剥夺学术界独立探索替代解释所必需的社会学重要信息。民族志学家可能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标识，实际上可能对某些读者非常重要。匿名化还可能阻碍学术团体确定民族志案例普遍化程度的能力，因为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能被展示为永恒的。这还会使可能有相互矛盾的发现的学者难以准确理解他们的发现为何不同。 

鉴于匿名化导致的科学权衡以及确保机密性的难度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公开而不是匿名化应该是民族志中的默认约定。但是反对者认为匿名会赋予参与者可能的否认的权利；认为匿名性对于进入某些田野和建立信任是必要的；认为会保护参与者免受伤害。

民族志学者目前的共识是尽管匿名性的程度应该因案例而异，学者应该尽可能减少匿名化。虽然只有一些民族志学家相信使用他们的参与者的真实姓名可以提供很多科学效用，但越来越多的共识是，学者应该尽可能标明研究的地理位置。

无论民族志学者决定（或被允许）做什么，为了学术再分析的利益，他们应该在写作中透明地说明使用了哪些匿名技术以及为什么。民族志学者还应该向他们的参与者公开他们无法确保完全或完美的匿名性。

最后，外部保密是一项集体责任。保密能够被承诺到的程度也取决于民族志的读者。读者应该承认自己有责任帮助保护其他研究的参与者的保密性。

数据验证

受访者的描述不应该照单全收，因此质疑和证实参与者所说的话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中民族志培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民族志学者常被批评将参与者对事件的重述视为事实。

民族志学者面对这种批评有不同的回应。一种反应是完全反驳这些指控。Lubet的事实核查（fact-checking）方法主要是比较民族志学者的说法和他与专家交谈（通过电话）和检查官方记录和政策收集到的说法。然而，事实核查人员应该在环境中反复进行第一手观察，因为官员和他们的记录可能与实地发生的情况不一致。

另一种回应是民族志学者应该彻底验证他们的数据，包括确保当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个人生活背景下被反复讲述，以及收集其他证据来源来验证他们的数据。

不过也有学者并不认为事实核查对于民族志是必不可少的。专注于验证每一个小事实会忽略民族志所做的更广泛的概念和理论贡献。

民族志学者不太可能在验证其数据的标准上趋于一致，但是民族志学者应该在他们如何知道他们知道的方面更加透明，以便学术界可以自行判断民族志学家做出的推论依据。当自己的观察和参与者的叙述不一致时，民族志学者也要明确解释应该从这些不一致中得出什么结论，以及他们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如何选择一种数据形式而不是另一种。

销毁、保存和共享数据

随着书籍和文章的出版，民族志学家通常会销毁他们的田野笔记以保护参与者。然而，民族志学者正越来越多地对这一惯例进行反思。因为田野笔记只构成了民族志数据的一个来源，销毁田野笔记对保护机密性的作用可能比想象的要小；重新分析而保存田野笔记也很重要。

但许多人对这样做犹豫不决。其中一个原因是数据来之不易，也是是学者与参与者多年来建立的个人、信任关系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围绕着保密性。不过有学者认参与者的风险与分享定量数据的风险没有什么不同，且风险是可以管理的。

围绕着公开提供民族志数据的另一个辩论涉及到这对知情同意的语言和过程意味着什么。一旦数据被公开，研究者就失去了对数据使用方式的控制。数据共享可能会改变谁愿意参与民族志研究，以及他们愿意分享什么样的信息。

除了伦理问题，民族志学者还认为，如果公开数据的预期目的部分是为了实现可复制性，那么分享数据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田野笔记的高度阐释性和个人性质以及数据分析的过程，使得通过二次分析来验证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认识到与他人分享数据是有用的，同时也认识到民族志学者对交出他们所有的数据犹豫不决，一些学者提供了折中的办法。Abramson和Dohan（2015）提出了“民族志图谱”：用热力图直观地表示民族志数据中的主题和关联，因此是有限的数据共享形式。Tsai等人（2016）建议分享数据片段和给特定代码的田野笔记以及转录规则、数据分割、编码单位、编码发展过程和最终的编码。第三种方法是“透明探索的注释（Annotation for Transparent Inquiry）”，即严格的、有注释的主要来源引文，并超链接到来源本身"。

结论

就像第一次围绕立场的清点继续在民族志学者中产生围绕伦理、证据和代表性的辩论一样，对数据透明度的要求和信息时代的现实已经在民族志中开创了围绕数据透明度和验证第二次清点。很多民族志学者做出了单独的回应。但是，民族志作为一个领域是否会发展出一个更加一致和协调的反应？虽然尚不清楚，但本文认为，这次清点为民族志学者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采用与不断发展的技术和对透明度的期望相一致的新标准来推动民族志的发展。这样做对于有助于确保民族志通过重新分析继续为社会科学的积累作出贡献；保持在学术界内外享有的广泛的读者群；继续获得资金并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

编译 | 王诗宁

审核 | Anders

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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