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行动”失落的历史：一场被忽略的运动

人们成功战胜纳粹主义的72年后，美国的新纳粹、白人至上集会却震惊了世界媒体，让我们回溯到战后德国，正是在那时，社会主义者孕育出了反法西斯行动（antifa）。本文原载于《雅各宾》杂志。在作者Loren Balhorn看来，相比1945年，美国反法西斯主义者面临着更支离破碎也更无力的左翼，他们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

“反法西斯行动”（antifa）这个词的起源对多数读者来说也许是晦涩的，它是分散权力的、富有战斗性的街头激进主义的简称，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其自身的审美观和亚文化。即使在德国，多数人也对定义了“antifa”这个术语的反法西斯主义抗争的大众形式知之甚少。

这场运动留下了短暂却鼓舞人心的政治遗产。但结果却是冷战时期的东德西德都对其感到棘手和不安，在校园和主流历史中都忽略了这场运动。时至今日，对左翼来说，这场运动的遗产几乎已经完全失落了。

废墟之外

到1945年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实际上已被摧毁，政治上也已是疲惫不堪。随着纳粹对权力的掌控逐渐衰弱、政权的支持者尤其是中上阶级中的支持者意识到希特勒的“最终胜利”不过是幻想后，基本的市民社会在许多领域不再发挥作用。

左翼中，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社民党员不是被纳粹直接谋杀，就是在随后的战争中死亡。纳粹统治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员和物质上的毁灭，数百万人遇难，德国社会被彻底颠覆。劳工运动受到了严重破坏，德国大多数的犹太人口遭到谋杀。曾经支持这个政权或至少对此默许顺从的数百万人，其中包括许多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些先前的社会主义者，如今在未知的政治形态下面临着新的开始。

尽管没能在1933年成功阻止希特勒上台，其组织也在随后的几年里分崩离析，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及其明确的进步传统在希特勒统治结束后仍然存在于德国工业城市的工厂中，而且一旦有机会举办公开的政治活动，该组织的碎片就会慢慢拼凑起来。正如历史学家Gareth Dale所描述的：

“在人口的所有组成部门中，是主要城镇的产业工人对纳粹显现出了最强的‘免疫力’。在纳粹时期，诸多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某种形式上可以维护他们的传统、坚守他们的信仰。有一群勇敢的少数人，其中包括大约15万共产主义者，投入到了非法的抗议中。更多的阶层虽然为了避免危险没有参与抗议，仍然将劳工运动的价值保留下来，将这段回忆铭记于心。在朋友群体、工作场所和住宅区里依然可见这些价值与回忆。”

通常出自上述的住宅区的这些团体被一概称之为“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Antifasche Ausschüsse或 Antifaschistische Kommittees)或如今著名的“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histische Aktion)（Antifa即其简称）。他们在标语和战前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培训中采纳了“Antifa”这个词作为孤注一掷的最后尝试，试图于1932年在共产主义者和社民党工人之间建立一个跨党派的联盟。该联盟符号性的标志，由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成员Max Keilson和Max Gebhard设计，自此以后已经成为了左翼中最众所周知的标志之一。

二战后的德国被四个国家分区占领，先前的帝国各处的反法西斯主义行动的规模和组成有所变化，分别和当地的占领势力相互影响。尽管有些反法西斯行动，例如在乌珀塔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市）的团体，早在盟军到达前就在同希特勒效忠者的街头对抗中自我“解放”了，但反法西斯主义行动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在几十个城市中骤然出现，多数是在盟军到达后立刻形成的。

关键在于，这些圈子的产生并不是战争受创的幸存者自发团结起来的实例，而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内经验丰富者重启战前人际网的产物。Albrecht Lein报道说，德国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反法西斯行动的核心是由共产党和社民党中四五十岁的避开战争前线的成员构成的，尽管其中也包含天主教工人的组织和其他力量。

12年的纳粹教育和纳粹社会化消灭了曾在多数年轻德国人中一度盛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态度，导致了青年人参与的匮乏，这一点受到了公开的谴责。但在多数城市中，反法西斯行动团体的积极成员都在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虽然战争和重建的物质需求以新的方式把女性也纳入了经济生活，但在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仍然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男性主导的特点，因为这场运动虽然并非完全由男性组成，但是其男性成员仍占多数。

反法西斯行动倾向于关注追捕纳粹罪犯和地下纳粹党羽（所谓的“狼人”Werewolves），同时关注影响普遍人口的现实顾虑。

举例来说，德国布伦瑞克市的反法西斯行动，发表了12点项目，其中要求：将纳粹从所有行政机关中免职，并即刻替代以足以胜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清算纳粹的财产将其补偿给战争受害者，要求依据紧急状况法起诉当地的法西斯主义者，以及重新出台公共医疗保健服务。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组织，自然敏锐地意识到印刷媒体作为一种组织媒介的需求，该项目的第12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很典型地体现了该特点：它直言不讳地要求出版一份“日报”。

尽管现存的记录表明许多“反法西斯行动”由共产党主导，但早期的政治气氛远远不同于后期的魏玛时期“第三阶段”的冒险主义。在各个委员会中，当地的反法西斯行动受到这样一种愿望的驱使——从1933年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建立一个无派系的劳工运动以弥合分歧。这种愿望的出现源于战争末期广为流传的一个观念：纳粹主义的恐怖是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和不平等造成的结果，由此战后秩序需要一个新的、主张平等主义的经济体系。

产业国有化和其他左翼政策的需求是很普遍的。即便是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民党强行合并组成的统一社会党也动用了这一观点，在该党成立的第一年招募了许多先前的反对党人。在被英国占领的汉堡，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各自成员的广泛支持下，于1945年7月召开会议，发表如下声明：

“要将曾经敌对的德国工人的诸多党派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党派的意愿深深植根于数百万支持者的心中，这是他们共同经受的苦难能换取来的最有意义的成果。这种渴望深深铭刻在所有逃离了集中营、监狱和盖世太保机构的幸存犯心中。”

这一文件的其余内容还包括如何将汉堡地区零散的劳工运动团结起来的现实需求。

取决于当地运动的组成以及占领势力所准许的自由空间的多少，反法西斯行动取得了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胜利。尽管反法西斯行动形成于联盟政府之外，其推行的广受欢迎的反纳粹政策与向旧权威寻求和解的占领势力针锋相对，然而反法西斯行动仍然无法挑战盟军的霸权，他们顶多只能代表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

举例来说，西南地区的工业城市斯图加特恰好幸运地卷入到了美国和法国的领土策略中，这两个国家抢先占领了这座城市。法国当局为了避免民众动乱成为美国人夺回斯图加特的借口，给予了斯图加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以废除纳粹时期的德意志劳工阵线（即DAF），恢复工厂的车间组织，管理跨党派反法西斯联盟的人员。

斯图加特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产党反对派（即KPO）的出现。随着1929年该党向极左转变，这一围绕着前德国共产党领袖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团体招募了很多斯图加特的德国共产党中层的工厂积极分子和公职人员。在1933年前的准备阶段，共产党反对派为所有工人组织的反纳粹前线极力宣传，这使得其巩固了一批数量不多但也比较可观的由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骨干组成的党派基础，这些骨干曾由于其原先党派的斯大林化而受到驱逐。

虽然共产党反对派从来都未能成为一个大型组织，而且在战后仅仅是其原身的影子，但共产党反对派留存下来的残余仍然对斯图加特的金属制造工长达数年的团结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在工厂中也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积极分子和其他人为斯图加特提供了一群有才干的斗士，他们通过自身经历能够理解在跨党派的基础上围绕基本的社会需求，团结工人的必要性。

正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斯图加特的反法西斯运动很快就失效了，回到了旧有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歧之中，但这座城市的反抗传统以及在行动上对团结的爱好在1948年再度出现。1948年，民众对物价猛烈上涨的普遍愤怒导致了全市的大罢工，其中79%的劳动力参与其中，这场罢工还传播到了其他几个地区。

多元决定论

1945年，反法西斯行动陷入了几近进退维谷的境地。整个国家从各种意义上说都已是满目疮痍，而且它经历了规模上前所未有的破坏、野蛮暴行和肆意杀人。

总的来说，反法西斯行动的困境是“多元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超出他们控制的历史的作用力将最终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些社会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尽管在数量上在全国达到了数万人，但并不能指望他们在面临势不可挡的冷战力量时提供另一种合理的政治选择。

1945年的德国被设定为近代史中历时最久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集结地，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碎片无论如何都无法深远地影响事态的发展。然而，出自那时的声明和文件向我们揭示了数千个意志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他们所处时刻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质，并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残余提出了政治看法。

虽然相比这场运动先前的辉煌，他们的数量少到令人惋惜，但他们的存在驳斥了这样一种观念——战前德国的左翼已经完全被纳粹主义摧毁。希特勒当然破坏了德国的社会主义，然而西德的战后繁荣掺杂着反共产主义的偏执多疑，终会埋葬这个国家基本的战前传统。

Albrecht Lein讲述了反法西斯行动面临的难以想象的困境如何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视角。尽管它们吸引到了数千名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来自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回归也使其迅速强大，短暂地成为了像布伦瑞克市这样的城市中主导的政治力量，它们仍然无法提供一条政治道路，将这个国家从社会悲剧中拯救出来。

Lein认为劳工运动没能成功打败希特勒以及德国需要解放的事实促使反法西斯主义者制定了一系列积极反应的政策，其中包括：大力追捕前纳粹官员，清洗群体中的通敌者，但是他们忽视了要超越法西斯主义和冷战阴谋为一个“新德国”构建一个合理的愿景。

共产党人在战后的几星期后解散了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NKFD），地下的纳粹反抗团体开始称自己的行为“为自由德国而运动”。Lein认为这一状况是当时的总体政治轨迹的一种象征：除了莱比锡、柏林和慕尼黑是明显的例外，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运动都将其自身描述为对抗法西斯的组织，而不是为自由德国奋战的委员会。他们的防守姿态有这些特征：留下了为“解放”而召集社会力量的任务，由此间接地使德国重新恢复到纳粹和反动派手中。

即使在战争后半期，仍然没有广泛的德国人参与到对希特勒的反抗中来，这一点无疑让左翼失去信心，同时也动摇了它对民众能力的信任。历史学家马丁·萨博将这一特质归因于德国东部在苏联托管下产生的共产主义官员的社会等级。

在法占区、英占区和美占区，反法西斯行动在1945年夏末逐渐减退，盟军对政治组织的禁令和运动自身再度出现的分歧使其不断边缘化。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占领者持相同意见，1945年年尾，这个党派就回到了战前反共产主义的阵线上。同时，法令规定，社民党的成员不允许参加反法西斯运动。

在斯图加特，反法西斯行动和旧有的贸易联合官僚机构从一开始就互相斗争以夺取政治影响力。ADGB原有的领导层，战前德国的中央贸易联合联邦，试图在占领区再度创建正式化的雇佣关系，这对德国的工人阶级而言至少意味着回归到了常态。然而，这与反法西斯行为的方式背道而驰，他们与左翼分子的工厂的工会代表和工厂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通常呼吁国有化以及工人控制工业。这些需求在当时由强有力的外国武装控制的破碎的经济下最终是不现实的。

工人们被迫要做出选择，要么是在社民党领导下稳定的、一定程度上经济复苏的前景，要么是反法西斯行动领导下的有原则但颇为悲惨的挣扎，显然前者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盟军做出的一个决定，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做出的这个决定使反法西斯行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阻碍，他们被要求与最高层级下的纳粹政权的残余合作。

反法西斯行动监禁当地纳粹领导或是肃清地方政府官僚机构的尝试常常受到占领当局的阻止，当局更希望把旧政府中的公职人员整合进新的，所谓的民主机构中来。

这种做法和盟军与前法西斯主义者的公职人员间的特殊的密切关系并没有什么关联，因为这一做法是出于现实利益，为了使德国社会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得以运转，而无需把影响力割让给再度出现的偏激的左翼。由于反法西斯行动在人数上和在军事力量上都不足以与占领势力对抗，再加上社民党在策略上更胜一筹，反法西斯行动在三块西方占领区的影响力在一年以内就会消失殆尽。西德社会逐渐稳定下来，冷战使德国更加趋于两极分化，旧德国的政治力量联合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兴的西方国家集团巩固了他们对德国的掌控。

就共产党而言，苏联战胜希特勒的胜利和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导致其声望上升，其最初吸纳了一大波新成员。共产党很快重建了其工业基地，到1946年在重工业化的鲁尔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和社民党一样多的工厂车间委员会。在德国学者阿诺·可隆（Arno Klönne）对德国劳工运动的经典研究《德国工人运动》（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中，他将共产党所有的会员归类为：1947年在三块西部占领区有30万，在德国东部，德国统一社会党1946年成立之前，有60万人。

在盟军短暂地参与到战后临时政府之后，他们就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而共产党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其极左路线。“论文37”这篇文章于1951年确立了共产党与政治不相关，这篇文章是关于劳工战略的意见书，充斥着反社民主义和反贸易联合的诋毁。这项提议在党派会议中得以通过，迫使所有的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以上的党派决定，甚至在必要时刻反对贸易联合的指令。这项举动在一夜之间名副其实地毁掉了共产党在工厂中获得的支持，使共产党被降低到了社会的边缘。共产党没能在1953年选举中重新进入议会，在1956年更是被西德政府彻底禁止。

共产党在苏占区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更为凄凉：形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领袖Walter Ulbricht领导下的彻底斯大林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早年就进入党内的守旧的共产主义骨干，Ulbricht在二十年的斯大林肃清和法西斯镇压中幸存下来，领导了“Ulbricht团体”，这个团体由一群曾被流放至莫斯科，现在从那里归来的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试图在苏联占领的状态下重建这个国家。

尽管红军的将军自然在心里对东德没有特定的民主或者是平等主义的想象，但他们出于自己的理由拒绝和旧有的纳粹统治集团合作，还准许了反法西斯行动及其相关的机构相对自由地活动了一阵子。在东德战前工业中心如哈雷（传统的共产主义据点）1947年的工厂报告中的目击者叙述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委员会对工厂生活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力。有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有足够自信和苏联当局进行谈判和争辩。

在《雅各宾》的一个采访中，退伍军人、共产党反对派的积极分子Theodor Bergmann谈及了Heinrich Adam，他是战前共产党反对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耶拿蔡司光学工厂的机械修理工，他投身于德国统一社会党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统一。Heinrich是一名积极的反法西斯行动者，也是一名贸易联合主义者，针对苏联将蔡司工厂作为战争赔偿的决定，他曾组织抗议活动（他建议在俄罗斯建立新的工厂）。Adam于1952年因为其独立的观点被驱逐出党，但他并没有受到迫害，而是在耶拿靠着些许的国家给予反法西斯老兵的退休金度日。

在德累斯顿，一组由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左翼社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共同组成的大约80人的委员会于1945年五月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把它交给红军，这一行为受到了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广播节目的启发。为了和苏联当局合作，这一80人的委员会随后对德国劳工前线和其他纳粹机构的食品和武器库发动了突袭，在战后的第一个星期，为这座城市的民众构建了分配体系。

来自苏联官员和Ulbricht团体的报告显示，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竞争对手，总体上得到了占领当局的宽容，因为他们在武装居民和组织射击训练之外，还逮捕当地的纳粹、开放施舍处给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内部的沟通揭示，主导的共产主义者并不重视反法西斯行动，Ulbricht在1945年中期给Georgi Dimitrov的公报中以“反法西斯主义宗派”之名解散了“反法西斯行动”。

Ulbricht团体的最初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吸纳进共产党中，他同时还担心镇压会使他们退避三舍而不能成功吸引他们加入共产党。先前的Ulbricht团体成员Wolfgang Leonhard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革命的孩子》中这样说，“Ulbricht向他的同伴，共产主义官员们这样解释道：‘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让这一切看起来是民主的，然而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将自己确立为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后，尤其是在1946年相对自由的选举带来的结果令人失望后，这一阶段也就结束了。先前在战后被准许参政的共产党反对派成员和其他的反对党人或因过去的政治犯罪而被调查，或是被清洗，但常常是被监禁。在工作场所，德国统一社会党试图精简生产，因此使工厂控制的情况和业已出现的民主代表失效。

1946年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FDGB）的确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工厂实施党派控制的开始。这些联合会实际上把东德的工人和他们的实际上的老板——东德这个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并且试图通过“社会主义竞争”的计谋、计件工作和由联合会赞助的旅行套餐获取工人们的忠诚。

然而，这种“自由的”联合会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将竞争性选举淘汰出局。在早年，反法西斯行动的积极分子经常被选举进入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车间委员会，因此在工作场所稍稍延续了其影响力。还有一些反法西斯行动的积极分子被整合进了中层的管理层，与之相对的，也有一些人不愿意背弃原则，干脆辞职不干，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移除出去。

1948年苏联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公开分裂，这一事件加快了苏占区的斯大林化，这些组织工会有限的空间很快就被彻底关闭了。紧接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传统就会被稀释、曲解，最终被重新包装成非历史的国家起源神话。在这一神话中，东德的公民会被官方称颂为“历史的胜利者”，然而在这一神话中却几乎难以找到真实而复杂的历史留下的一丝痕迹，更不要说在其背后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的矛盾角色。

敢于梦想

随着反法西斯行动于1945年末、1946年初的垮台，反法西斯行动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40年。人们由反法西斯行动这个术语联想到的现代的反法西斯行动其实和它真正得名的那场运动没有实际的历史关联，而是20世纪80年代西德的占屋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产物，是1968结出的果实。但相比意大利的运动，西德的这场运动更少关注工业工人阶级。首次的反法西斯运动在自治运动中为同极右团体如国家民主党斗争提供了平台。这种自治运动的积极成员可以达到数万人，有能力在一些西德的大都市占领整个城市街区。

紧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极右派开始重建，在早期的20世纪90年代几个东部省份中，他们对政治避难者发动了可怕的暴徒袭击。反法西斯行动越来越成为面向其自身的一种运动：由专门的反法西斯团体组成的国家网络被规划进“反法西斯主义的行动”或是“联邦组织”中。

在某些方面，这些团体正是他们的先驱的对立面：他们不是由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进步主义者组成的广泛联盟，而是研究单一问题的团体，表达方式激进偏激，但在细节上模糊、成分混杂。反法西斯行动对青年积极分子来说不是成为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左翼的出发点，在主要城市以外的反法西斯行动常常是城镇里唯一的政治游戏，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时尚风格、音乐场景和俚语发挥着反主流文化的作用，却并没有成为在更广泛社会中植根于民众的运动。

在2001年“反法西斯主义行动”和“联邦组织”分裂之后，反法西斯行动依旧在地域和区域中发挥作用，作为反法西斯主义者专门的反对极右派示威和集会的网络，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从事其他和左翼相关的议题和事业。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建造起来的空房和基础设施所余留下来的继续作为激进左派的重要的组织和社交空间。而“反法西斯行动”作为一种运动，一种比喻，和一种普遍的政治见解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在将来看来，这种反法西斯主义的不断重述可能会使其穷尽所有的政治本领。

这场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就不断缩小，在思想路线上四分五裂，其难以调整原先的自治战略，因此不能适应城市化的模式转变，也不能适应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其最有前途的产物——在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中对抗新纳粹游行的大众动员，以及在左翼干涉主义下形成的新的、特别的后自治主义思潮，却标志着对经典反法西斯行动战略的背离，而不是复兴。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反法西斯主义在关于美国左翼的辩论中引人关注，许多德国反法西斯行动中的战术和图案式样在美国伯克利和其他城市也开始涌现。有人认为随着欧洲式样的新法西斯运动在美国出现，是时候要借鉴欧洲的反法西斯行动战术来予以回应。

然而今日的反法西斯行动并不是一场政治胜利的产物，而是失败的产物，我们难以从中汲取力量。这是一场由纳粹主义和复活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许多德国城市中彻底的绅士化而来的自治主义运动的疲软而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虽然反法西斯行动仍然发挥着重要一极的作用，它让青年人标新立异，并且确保极右派无法在诸多欧洲国家逍遥无阻，但其政治形式有一种排外的性质，受制于它自身的美学和修辞的风格，对缺乏经验的大众来说，它难以理解，很难让这些外行第一次就能顺利参与到激进主义中来。拥有其自身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活的左翼亚文化和大众社会运动不是同一回事，把这两者混淆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当然，我们同样难以从反法西斯行动在1945年的经历中获得太多具体的经验来应对特朗普时期复兴的极右派。回顾社会主义左翼的历史并不是要提取成功的公式，并将其在21世纪进行复制，而是要理解先前的一代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时刻，如何构建政治组织作为回应，最终为当下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模式（希望是更成功些的模式）。

斯图加特、布伦瑞克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行动曾面临绝境，但它们仍然试图为激进却愿意倾听的工人明确地表达一系列的政治需求和现实的组织愿景。反法西斯行动没有屈从于看似无望的困境，而敢于大胆做梦。相比1945年，美国反法西斯主义者面临着更支离破碎也更无力的左翼，他们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