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公布，江苏省古籍出版界专家学者撰文表达感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全文共十八条，分为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部分。

该文件是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发表41年后，为适应新时代古籍工作形势发展制定的重要文件，对开展新时代古籍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江苏省古籍出版界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表达对古籍整理出版新春天的期待。

古籍整理的最高目标是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莫砺锋）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的软实力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古籍经典为载体的思想观念文化，例如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原理、“民贵君轻”的政治学原理、关于“和为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准则，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念，关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乃至关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环境保护思想，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战争思想，等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可贵思想资源，一定能够成为当代中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从而再度焕发生机。如何继承这些可贵的思想资源？孔子与朱熹这两位先贤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师，但他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分明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他还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孔子与朱子还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以“有教无类”的精神把传统文化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应该向前贤学习，努力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盛世修典”。对浩如烟海的各种典籍进行整理、出版，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近年来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实施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下分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个部分，我们南京大学文学院承担了其中的文献与精华两个部分，部分成果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二是“宏扬教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而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精神滋养。严肃认真的古籍整理当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但是它们的终极价值仍在更好地阐释传统文学的精神，并向全体国民进行普及。在这方面，我们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同仁与凤凰出版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国学文选》，它是凤凰出版社提议编写，由南大“两古专业”的全体同仁通力合作而成。本书从有关国学的原典中精选192篇古文，按内容分成12单元，每单元都有导言，每篇文章都有注释与评析，以供中学生与一般的国学爱好者阅读。又如《千年凤凰浴火重生》，它是南大两古专业集体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比如《诗意人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加印，《中华读书报》刊文评此书是“一部跳跃的中国诗史，也是一部中国精神史”。又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与宋词》，2017年被江苏省全民阅读办公室评为“江苏好书”，并于201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再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与中央电视台评为2019年的年度“中国好书”。所以我看到《意见》专设第13条强调“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深受鼓舞，决心继续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成果。

迎接古籍工作的新春天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程章灿）

我成为古籍工作领域的一员新兵，是在1980年代，距今将近40年了。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随后成立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规划领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1981年到今天，41年来古籍工作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份文件精神的指引是分不开的。而在中办、国办近日颁发的《意见》中，对古籍工作的意义的阐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意见》指出，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换句话说，古籍工作绝不只是少数学者象牙塔里皓首穷经的专业，而是攸关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作为古籍工作的从业者，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强化文化使命感，增强工作责任心。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目前承担着若干项重大古籍整理项目，其中包括由周勋初先生担任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由周勋初先生和我主持的《江苏文库文献编》、由武秀成教授主持的《点校本新唐书校订》等项目。虽然项目工作量大，每个团队成员承担的任务重，但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这些项目任务。

《意见》进一步突出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这是古籍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保证，同时强调要发展壮大古籍工作的人才队伍，这是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保障。在这一方面，我和我的同仁们自是责无旁贷。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设有古典文献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已有四十多年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有两位毕业生分别荣获首届和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我们认为，古籍工作尤其需要严谨端正的学风和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同时要开阔视野，守正创新。我相信，在《意见》的引领之下，未来古籍工作的人才队伍必将日益壮大，古籍事业必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春天。

编制“中国古籍总目提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江庆柏）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很好地总结了古籍工作的经验，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意见，将对我国的古籍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兹就本人想到的几个问题说明如下：

《意见》第7条提出要“完善书目数据，编纂总目提要”。本人认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就“完善书目数据”方面看，目前经过全国性的古籍普查，许多藏书单位编制了馆藏书目。这方面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但一些机构或单位收藏的古籍编目，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还没有编制成书目。国家要调动这些单位的积极性，尽快编制出自己的馆藏书目。我国古代的民间藏书是和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并举的三大藏书形式之一，古代的私人藏书目录数量很多。现在也有不少民间藏书家藏有数量可观的古籍，其中也有不少珍贵图书。要充分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将自己的藏书通过编制书目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在编制书目数据的基础上，个人认为可以组织全国学术界的力量，编制“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对古籍的主要内容作准确、客观的介绍，反映文献的特点，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意见》第7条建议增加内容：提高对地方收藏古籍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做好对各地收藏图书的保护工作。全国各地收藏的古籍是各地方藏书人历年积聚、世代相守的成果，是一地的财富，也是一地的资源，地方收藏的图书是传承文脉的重要根基。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要对地方收藏图书的保护、合理有明确的规定，切实保护好这部分图书，使之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意见》第8条指出，“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这里面是否可以注意古籍用字的规范问题。我国古代使用的异体字很多，这些异体字在文字使用的早期或许有特殊的意义，但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如明清时期，异体字字形意义的差异几乎已经消失，许多异体字的使用只是书写者的习惯。因此可以根据古代用字的实际情形，将异体字的使用区分为几个时期，分别作出不同的规范。

《意见》第15条，在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建议落实学科定位问题，理顺学科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古籍整理项目立项难、获奖难、出版难的问题。

《意见》第16条“壮大工作队伍方面，可以补充说明：鼓励社会人士参与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工作。

古籍工作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罗时进）

极为丰富的古籍遗存，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见证。其中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承载着先人的探索和实践，记录了先人所经历日常和事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元素正存在于其中。有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民族之幸，片纸中有吉光，弥足珍贵。做好古籍工作，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是国家使命，自然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责任。

非常赞同《意见》提出的“要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面向未来，进一步激发古籍事业的活力”，而其关键在于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如何保护古籍，要从立法层面考虑，同时要有工作规范和标准。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没有任何理由“得而复失”。应该制定出标准进行分类分级保护，但现有的分类和分级方法要重新论证，应改变“贵古轻近”的思维惯性。在学界观点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广泛保护的方式，将迄今为止尚存的古籍全面保护起来。在摸清古籍“家底”（包括搜佚集散）的前提下，保护措施切实跟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保护不是束之高阁，要使其得到利用。在《意见》出台的东风中，学界长期呼吁的打破馆藏壁垒，方便古籍为研究者所用这个“老大难”问题，应该制定措施，加以解决了。

要加强研究，多出具有再生性保护性质的古籍整理成果。近年来出版了不少集成性的复印古籍丛书，这是必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保护与利用这个主题。但更重要、更具价值的是以不同形式整理、研究、出版。如果通过专业性的智力劳动，使原始文献附加更多的学术价值，化身千百，古籍的蕴义将得到发掘，这是处理古籍保护和利用关系的更高境界。当然这项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并保证质量，一代人无法完成，但当代学者能够承担的工作，要统筹规划，安排落实。

“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处理保护和利用问题的有效路径。新时代应有新举措，将古籍文献各专题通代集成工作做好，而其基础是断代性文献的集成化整理。以中国古代诗歌通代总集来说，所缺在有清一代。作为古典诗歌王国，《全清诗》编纂终究必做，今人能否拉开古代诗歌最后一朝整理工作的大幕呢？在落实《意见》的过程中，对此应科学论证，积极规划。

把握机遇 积极作为 共启古籍事业新征程  

（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全勤）

江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江苏留下了丰厚的文献典籍。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是保存江苏文化、延续江苏文脉的重要文献资源，在江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全省各级古籍收藏单位，通过15年的不懈坚持与努力，对全省古籍藏量、存藏特征、保护现状进行了广泛摸底普查，共收集68家古籍收藏单位数据25万余条，数据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填补了江苏文化史上的空白。全省古籍存藏条件得到充分改善，现有古籍书库为102个，书库总面积达到23280平方米。在普查基础上，我省建立了古籍分级分类保护体系，共有1422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占全国总量10.9%，省级珍贵古籍名录3026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1家，省级古籍重点保护24家。全省修复古籍20余万页。此外在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人才培养、出版整理研究、古籍数字化和宣传推广等方面也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更离不开全省图书馆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

《关于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描绘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蓝图，指明了新时代古籍事业的发展方向。根据要求与部署，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将继续组织全省图书馆和古籍收藏单位，进一步深入开展全省古籍普查特别是民间古籍的普查。持续加大我省古籍分级分类保护力度。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重点加强珍贵古籍保护修复，培育古籍修复人才，全面提升古籍保护能力。积极促进全省图书馆古籍的开放和有效利用。建立全省古籍数字资源总库，全面推进古籍特别是珍贵古籍影像和数字化工作，在此基础上实现古籍内容全文检索，为古籍内容的深度标引、知识发掘和文献信息关联等提供重要文本基础。深入挖掘与传播古籍的新时代价值，通过图书馆古籍文献展示、阅读推广、文创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创新服务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地方志编撰的薪火相传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旧志整理中心主任  张乃格

如果说，我国历代人民的生产活动、生活实践是中华文化之“源”，那么浩如烟海的古籍便是中华文化追本溯源之“根”。在各种古籍中，地方志具有鲜明特点，堪称中华文化的“草根”，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一是地方志以“地”为中心，以“志不越境”为原则，上下千百年，横跨全境域，囊括百科百业。书中所收录的一山一水、一园一亭，无不是祖先辛勤劳动的成果；一种风俗、一句方言，无不是先民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些都是留住乡愁，唤醒乡情，构建精神家园、进行优秀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二是方志有连续编纂的传统，一部志书创修之后，往往继之以续修、再续、三续乃至重修、补修、增修、新修，薪火相传，从不中断。这种悠久的传统，逐渐涵养、形塑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进而为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元素。三是地方志属于官书，编纂过程往往能自觉地贯彻国家意志，体现家国情怀。无论省志、府志还是州县志，田赋、徭役等都是记述的重点，其实质乃“天下”责任。无论人物、列女，还是公牍、诗文，忠孝、道义都是重要收录标准，其实质是弘扬主流价值观。聚合各县为府，聚合各府为省，聚合各省为天下，可以完美构建出统一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之所以从来也没有中断，地方志编纂正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旧志整理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必须科学设计近期、中期、远期工作目标，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齐心协力，统筹安排。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近期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政府层面。各级政府在本级地方志编委会中增设旧志专职委员，定期听取并研究旧志工作，为旧志整理提供组织保障，同时将旧志工作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为旧志整理提供经费保障。二是地方志专职机构层面，应着眼基础性、聚焦代表性，采用影印、点校、选编等方式，有序推进。“影印”力求其全，以展现地域文化底色；“点校”力求其精，以展示地域文化魅力；类编力求其“特”，精选本地区代表性事物，汇编专题志书。

以江苏为例，一是有条件的设区市及县（市、区），可以参照南京市编纂《金陵全书》、常熟市编纂《常熟文库》模式，编纂本地《方志全书》。二是在此基础上，启动《历代典藏志》工程。各市县努力精选成书较早、质量较高、史料翔实、版本珍贵的旧志，组织力量点校出版，促进旧志的普及与传播。三是启动《山水名胜志丛书》选编。江苏现存历代山水名胜志品种多、数量大、质量高，启动这一项目具备天然优势与文献基础，便于形成规模效应，以最大限度地展示“江南园林甲天下”的辉煌历史。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大“文章”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凤凰集团江苏文库办公室主任  编审  姜小青）

41年前，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一批专业整理与出版机构相继成立，一批重大和重要古籍整理成果持续出版，一支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新时代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更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全方位、立体式特点，更体现了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时代特征，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不但要深刻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更要把重点放在贯彻和落实上。

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其次要确立新目标。要充分认识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工作，已从单纯的文献整理或研究，上升到了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古籍出版工作，与党和国家的文化战略相结合，与国家创新发展相结合，与时代要求相结合，使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工作，真正体现时代脉搏、反映现实需求。再次要形成新机制。要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4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经验和问题，大胆创新，不断探索，在项目规划、组织实施、生产流程、人才培养、绩效考核等方面，形成与新时代古籍出版要求相适应的新工作机制，谋划出行之有效的新举措，以此来赋予传统文化时代新内涵，创造出更具生命力的新形式，从而体现出古籍出版创新发展的新风貌。第四要实现新成效。通过学习《意见》，古籍出版人要更加脚踏实地，务实工作，紧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大“文章”，要以即将公布的古籍整理出版新十年规划项目为抓手，勇于在思想性、现实性、标志性项目上发力，并以专业化、新机制、新技术为支撑，为社会奉献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精品；同时，要不断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挖掘传统典籍所蕴含的思想精髓、文明观念，化一为百千，变小众为大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不忘初心，守正创新 

凤凰出版社社长  编审 倪培翔

凤凰社作为一家地方专业古籍社，将组织全社员工认真学习，消化吸收《意见》精神实质，将联系工作实际，贯彻落实执行对古籍出版的新时代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望民族精神为己任，以出书、出人、出效益、出精神为文化追求，坚持古籍专业出版，坚持守正创新，不忘初心，始终发挥古籍出版主阵地作用！

凤凰社将认真领悟当下中央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创新工作思路和举措：1.遵循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要求，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不断深耕基础古籍经典文献出版等。2.立足江苏，积极承担“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这一江苏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的主体出版部分，做强江苏地方文献整理工作，最大程度地聚合丰富的苏派思想资源，最大范围呈现多样的江苏文脉。目前《江苏文库》出版形成了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等“六编”齐头并进的良好开局，在学术界、出版界引起很大关注与反响。3.结合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势，探索专业大众化、大众市场化的可行之道，努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工作。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深厚的典籍文献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和当代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让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更多融入当代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厚积薄发，出版古籍精品

广陵书社总编辑 编审 曾学文

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我们为《意见》的发布感到振奋和鼓舞，同时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欣逢大好时机，必须奋发有为。《意见》全文共计4400字，高屋建瓴，全面系统，针对性、指导性强，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作为今后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贯彻执行。一要提高思想认识。身处古籍出版岗位，肩负古籍工作重任，必须强化责任担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明确前进方向，团结带领全社员工，努力为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二要提升业务水平。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专业性、学术性强，要对照中央的要求，寻找自身的差距，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以严肃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在古籍编辑出版的实践中努力提升水平，提高本领，成为堪当大任的古籍工作者。三要出版古籍精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为主，严把图书质量关，精心安排编校工作，全面落实质量管理规定，厚积薄发，推出更多优质古籍整理成果，同时按照要求，做好古籍规划项目的论证、申报与实施，开展古籍数字化等工作。四要培养专业人才。《意见》是今后较长时期古籍工作的指南，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关键是人才，我们将落实《意见》的明确要求，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专业古籍编辑培训，充分发挥社内文化名师工作室的作用，多措并举，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专业扎实、严谨奉献、精益求精的古籍编辑人才队伍，确保古籍出版工作后继有人，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