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贝观察④｜在“运气的剃刀边缘”生活

湖贝事件自始至终都有来自全国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些报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介绍性地交代正在发生的事件，客观或不客观地披露各方不同观点。其中有些干脆充当了民间和官方意见的传声筒，起着隔空喊话的作用。今天我们再翻开这些报道，会发现，它们已经有了历史档案的价值。通过对比，读者了解了双方对事实的不同理解，对观点的不同强调，比如：在对湖贝古村的价值评估中，会发现媒体的倾向很不一样。

可以说，在“湖贝120计划”出台之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就已经在酝酿和交锋。2016年5月20日《南方都市报》以“投资300亿 湖贝有望成为罗湖新地标——华润置地力争年内启动湖贝旧改项目首期物业清拆及开发工作”为题，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即将启动的湖贝更新。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关键词——“新地标”、“新都市中心”、“万象奇迹”还有“国际消费中心的引擎”，都是支撑更新的合理性。在强调清拆和改变旧湖贝地貌的必要性时，再次强调湖贝的脏乱差、安全隐患和事故威胁。

但在另外的媒体上，比如，2016年6月23日的《深圳商报》就以“300亿改造湖贝古村，引发深圳的拯救行动”为题，报道了民间的不同声音，报道里，我们听见的是“深圳墟，湖贝的张氏一族所建”、“零距离的深圳历史地标”、“对抗千城一面”等等，以及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问题——谁的湖贝？

在这篇采访报道中，第一次有人提出“四个湖贝”的概念，即：“一是深圳人的湖贝，就是强调湖贝是深圳人共有的记忆和文化资产；二是五万人的湖贝，指出必须从湖贝现有五万居民的角度评估，包括现在居住在旧村里的租户，如何顾及他们的利益；三是每个人的湖贝，就是所有人，包括游客、外地教授学者、路人甲路人乙等，要听听他们对湖贝的命运有什么想法；最后是湖贝人的湖贝，如何在保护古村时让湖贝村民的利益最大化？”

这些来自民间的想法都是非常具有启发的，也为未来“湖贝120计划”所吸收和深化。有关湖贝的讨论，媒体上开始非常热闹，观点的交锋也很激烈。据我统计，从2016年7月至当年12月，各种国内和本地的官方媒体上共有54篇报道，上至中央电视台下至腾讯地产，都有大篇幅和连续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湖贝120计划”提出的观点、理据和思想被舆论的关注，远大于对实际决策的影响。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湖贝120计划”对知识界和社会的启蒙远大于对官方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所以即便我们再怎样高估“民意的胜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嘴炮。

说实话，如果在事件过程中，我们还曾经对一些媒体怀有希望的话，那么现在我更看重一些记者不是单纯报道某一方的诉求，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耳朵、脚步深入的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走向，最终把自己的理解形之于文的那些深度报道。对这些记者的辛勤工作，我表示钦佩和赞赏。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我称之为“旁观者正义”的格局。同时，透过他们提供的另一个裁判视角（我甚至愿意称之为感受现实的“语境”），我也得以看到一些当事人都没有看到的道德和社会情境。

我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任何当事人都很容易给对手做道德上不利的裁判。从我本心而论，在湖贝之争的事件中，我不愿去贬低任何人，无论道德上还是人格上，更不用说在技术与能力上。因为我知道，能驾驭300亿的资金、耗时九年，把一个地方旧貌变新颜，而且还要尽可能让各方都满意，无论如何都是不容易的事。称之为“华润奇迹”是不为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旁观者的正义”就会很好地平衡各自的偏激倾向，而对事实的复杂性提供一个全面理解和判断框架。

2016年8月11日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丘廉”，标题为“深圳湖贝村：‘城中村’的另一种选择”的文章。文中作者采访了湖贝事件中牵涉到的各方代表，包括：老房子业主的原村民，“湖贝120计划”发起人、都市实践的著名建筑师、“对话湖贝”主讲嘉宾阮仪三教授、出生在湖贝但已住在其他地方独立创业的“湖贝二代”、现在湖贝村的租户，潮汕籍的鱼贩、以及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专门研究深圳城中村的研究生。

这篇文章没有用理论，而是用谈话和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牵挂湖贝的理由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根，有的是因为现实的生意机会，有的是因为孩子上学，有的是因为看到深圳的建筑与文化多元性与底层的活力，有的干脆就是因为痛恨过快的生活变化。最后，文章的结论是：要把湖贝放在深圳“城中村”的整体命运中看。正如文章标题暗示的那样，城中村有没有“另一种选择”，是湖贝危机解决的关键。文章的结尾把目光投向另一个虽没有500年历史，但是特区内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

文章认为，白石洲已不同于传统的“城中村”，而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成为一片“城中城”，有不少白领居住在那里，甚至还有美国人开的自酿啤酒坊，意大利人开的电子音乐酒吧，俨然是一片国际化的区域。那里业态多元、充满活力、日夜不息，以其独特的社会生态丰富了城市的多样性。无论政府还是村中的股份公司，加大投入对村里的硬件进行改善、业态进行升级都是十分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只要保留下来，活化就有多种可能。前提就是保留。”这是文章最后的一句话。在我看来这句话里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期待，也是媒体人对城市发展独立的认知。他们不再单纯从经济增速的角度考虑问题。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多元可能性，已经开始进入他们想象和判断视野。在这里“前提就是保留”表现了一种成熟而全面的裁判，是一种健全的公共推理和对复杂事物审慎而充满尊重的表达。

作者没有对“第三条道路”做深入探讨，仅仅是作为一个问题抛了出来。我们幸运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与探讨不同于当下垄断性控制城市空间生产和更新的模式。今年底第七届深圳香港的城市／建筑双年展，第一次把城中村作为主场和主题，探讨“城市共生”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隐约浮现的“更合法、更平等、更低冲击”的城市复兴的前景，那些在记忆中和想象中的时光。

超越了死，

日日夜夜再给我们一次欢欣？

在“运气的剃刀边缘”生活

 “一个远游异乡的人可以观察到，正是认同感和亲近感使人类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这样说，原因正如在古希腊著名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剧作家索福克罗斯描述的那样，人类在“运气的剃刀边缘”生活。这部著名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人类会处于的不可调和矛盾中，人类命运的诡谲和荒诞，常常表现为没有一种终极真理的裁定，我们必须看到，真理和道德互相冲突及敌意有时是不可避免。用功利主义的原则，以趋利避害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常常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培育一种人格的力量，不是以成功的概率去行动，而是以爱和荣誉的激情去践行。所以在文章最后，我想谈谈参与“湖贝120计划”给我本人带来的内心满足和怎样获得一种超越利益考量的实践理性的知识，换句话说是对怎样做好城市公民的内在触动。

在湖贝之争发生之前不久，也就是在2015年12月，我们胖鸟剧团在沙井国际金蚝节上演出了一部和法国艺术家合作的环境戏剧作品《香槟与蚝的浪漫史》。我们演出的地点，在沙井步涌村江氏大宗祠，这个家族一直是当地养蚝的世家。沙井的蚝也许是人类人工养蚝的开始，有记录是在南宋。但现在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产业，在当地已是昨日黄花。我们的戏通过和法国香槟的命运对比，表现了沙井蚝消失的无奈而又痛苦的经过。

我是这出戏的作者。我想通过这出戏，问观众也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消失的产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通过香槟，观众们有所领悟，法国人对拥有香槟的重视，就像他们拥有马赛曲一样，那是他们共同的财富，而不光是香槟省的酒庄老板的香槟。我们深圳的主流意识一直强调自己有什么、自己是什么的逻辑。你有一个别墅，你就是土豪；你有一个公寓，你就是成功的白领；你有一个公司，你就是老板；你只有一个胸卡，你就是一个打工的。但我们共同拥有的是什么呢？

在那个戏里，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那些已经逝去、正在失去和不断失去的东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在我看来，让我们共同拥有属于所有深圳人的，不曾消失的东西，这件事仿佛传说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乡愁。因此，我认为深圳人共同体命运就像一个诅咒：在岁月中那些失去生命、失去回忆、失去社会不会留下痕迹，最终这个城市将变成一个个孤零零的、豪华的坟墓，在岁月的流沙中湮没。

但是，2016年的7月2日我看到了深圳人可以改变这样的宿命。这不再是传说，因为就在一天时间里，我认识了在深圳二十年加起来都没结识到的这么多新朋友。这些朋友因为不想让一个古村消失，而走到了一起。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中大喜大乐的一天。

我一再说湖贝的公共性。公共性说到底，不是光靠书斋里学术报告的厚度垒起来的。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学者、设计师、规划师、艺术家、官员、记者，还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他们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和小世界，合力为了一个社会的目标呐喊、呼吁、研究、表达以及传播。我看到了这么多深圳人，在自觉用理性与负责的行动，强调一个社会规范需要被重视、以及最终应当有保障。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创新实践。相应地，我更希望能有制度创新的实践来落实。而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共同体”——深圳人。

我们每一个参与行动的志愿者心中始终认同并忠诚的竟是一个想象中的意象。这件事想起来，竟是这么不可思议！但这样的关切又是这么的现实和具体，可触可感，同声共吸。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这个城市可以更美，在高耸的天际线、绿肺和城中村和谐融合的城市景观上；可以更公平，在暴发户、白领、打工者共存的社群中；可以更自由，在各种意见和创意平等交流中；可以更人性，不光有成功者的训练营，也有同性恋酒吧和临终关怀医院。

深圳也许是中国唯一一个曾经不必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学历出身，存款多少和城乡差别而可以落脚并获得机会的城市。这样的移民历史，让我们的共同性是可以超越自己原来的优势与劣势，在一个新身份的期待中，形成社会团结的基础——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大的，也是可持续的社会资源，我们可以拥有它并值得为这个希望付出爱心和努力，为每一个陌生的、但和你我一样的另一个市民服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民的人生价值，也是一种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