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院士”朱英国逝世：成就比肩袁隆平，“没入学先下田”

“金穗铺满天国之路，稻香依然广播人间！”

“农田院士”朱英国走了，人们这样为他祝祷送行。8月9日凌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武汉逝世，享年78岁。

世人皆晓袁隆平，又岂知朱英国堪与比肩。朱英国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先生长期从事杂交水稻和植物遗传研究，为我国粮食安全、杂交水稻种质创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大别山深处走来，作为农民的儿子，朱英国对农村、农业、农民满怀深情，为着梦想一辈子坚守“农门”，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间地头，沐浴风雨，追逐水稻育种的春天，让梦想的种子萌芽、拔节、抽穗扬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永远告别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8月13日，朱英国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举行，武汉大学师生代表，朱英国的亲属、生前友好等500多人前往送别。

朱英国院士在查看水稻长势。 新华每日电讯 图

杂交水稻成就比肩袁隆平

“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莲”，一个美丽的名字。这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红莲”的问世，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于是，“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是朱英国专注于水稻科研从未改变的信念。

1964年，25岁的朱英国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粮食大国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

那时，科研条件尚不健全，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试验，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要培育出稳定、成熟且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水稻新品种，必须反复做育种试验，而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的天涯海角……

1971年11月，朱英国和他的同事用1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等到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他们再摘下一粒粒稻谷，剥去谷壳，带回湖北转育。

当初在海南的日子充满艰辛。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连电灯都没有。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由于他们的供应关系不在当地，粮油等许多必需品无法买到，至于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

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有很长一段时间，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手持长杆，夜不成眠，和田鼠激战。

朱英国和助手们站在水田里，南国火辣辣的太阳透过草帽直往头顶钻，汗珠不断线地流淌。

助手们回忆说，当年育种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为了抢时间，一套固定的程序每天得做上百个，一直到眼冒金星、肚唱空城、汗干成霜……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

一个春天，这样的日子有两个月。待到4月收割时，个个稻穗去秕捡实，粒粒谷子剥壳入袋，成千上万个组合都得分类整理，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身体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对种子的担心。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他们收下稻种，来不及晒干，就匆忙启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稻种已发热，如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又累又饿又急又气，朱英国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不仅惠及5亿中国农民，还走出国门，香飘天下。

粮食安全，正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对此，朱英国一直强调，水稻是中国的原始创新，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于‘红莲型’杂交稻来说，种质资源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马协，是朱英国培育的另一颗明珠。上世纪80年代，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中发现了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比周围矮20厘米、不育特点明显。经过3年繁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马协型”杂交稻的突出特点是米质优，目前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2000万亩。

水稻界专家认为，“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杂交水稻研究推广成就，朱英国足以比肩袁隆平，但朱英国总是尊称袁先生是杂交水稻的先驱，是中国的骄傲。从1972年开始，朱英国就认识袁隆平，相知相交几十年，结下深厚的友谊。朱英国常常说，袁隆平的创新思路给了他很多启发，是良师益友，非常尊敬。他说自己与袁隆平没有可比性，因科研的重点、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不同，自己只是努力追赶，并尽力做出特色。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试验基地视察时，感谢朱英国团队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科技兴农”，并作出了“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重要指示。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试验基地视察时，感谢朱英国团队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科技兴农”，并作出了“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重要指示。

“水稻候鸟”，一年三个春天

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当时，海南的气温已有30摄氏度，他戴着草帽、顶着日头，站在实验田里，看到大面积丰收在望的景象，喜悦不已。

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院士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追逐着育种的春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

对朱英国来说，一年要过三个春天，一年可以干两年、三年的事。一年三个春天的“候鸟生活”，始自上世纪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朱英国担任组长，成为湖北省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上的领军人物。

从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一路坐火车再坐轮船，一个星期才能到达海南陵水县，有时连座位都没有。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的物资，一路站着也是常有的事。

朱英国庆幸自己这些年赶上了好时代。如今坐飞机到海口，再转乘高铁，半天就能到陵水。“这样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来搞科研。”

朱英国认为，“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更多的时候像一位农民。从事科研半个世纪，穿梭于海南、南宁、湖北三地，只要是生产季节，田间地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誉为“农田院士”。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仁山教授回忆，1992年遭遇了水稻种植的难关，在正需大量用工的时节请不到工人，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朱老师起早贪黑地带头下田参与劳动，甚至腿部被割伤，“他在田间工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

这种候鸟般的生活，让朱英国几乎没有与家人度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一直由在校园内外做临时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才给老伴办了社保。

“有一次，老先生自己准备了一笔钱给老伴，告诉她这是单位奖励她工作认真的‘奖金’，其实是他表达对家人的愧疚。”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阳生教授回忆说。

为了扩大科研，2011年起，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镇建立实验基地，租借东港村131亩水稻实验田，朱英国带领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水稻杂种优势机理、杂交水稻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等多项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国，仍坚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开展研究工作，即使在与疾病斗争的这两年里，仍坚持下田、在实验室埋头研究。

“没入学先下田”成师训

朱英国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骏2001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他说朱老师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都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场，要求学生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没入学，先下田。”多年来，对朱英国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生9月才报到，但在此前的农忙季节里，就会跟着学长做实验或下田。水稻抽穗扬花期间，学生们还会到鄂州实习。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比如郊外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他曾夸2014年毕业的博士生田裴秀子，说：“别看她是女生，很能吃苦。为了做研究，还专门到田里去捉虫子。”

朱英国说，注重实践是学院一直以来的传统，必须一代一代传承，进一步推动生命科学的特色学科发展，为我国三农事业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很重要，生活苦点没关系，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头。

朱英国既鼓励手下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

甘为人梯，慧眼识才爱才

朱英国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为湖北省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

武汉大学广泛传颂着朱英国慧眼识才爱才的故事，现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遗传学家的杨代常就是朱英国在田间发现的。

1975年，在湖北沔阳县(现为仙桃市)杂交水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钻研技术很执著，有自己当年的那种拼劲，是个难得的好苗子。

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极力推荐下，杨代常迈进了心驰神往的珞珈校园。此后，杨代常果然不负厚望，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地成为朱英国门下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杨代常回忆，当时自己是陈场镇农技站的一名农技员，和朱英国认识后，“朱老师还常来看望我鼓励我，送来科普书籍，关心农技推广。”

杨代常是朱门精英的典型代表。1999年杨代常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2005年，朱英国邀请杨代常回国发展，杨代常没有丝毫犹豫，卖掉房产、放弃股权和丰厚的待遇，毅然回国。

杨代常说，出国十年里，每年回来探亲，朱老师都劝自己回来发展，为祖国服务。他回国后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

朱英国一直坚持写工作日志，记有厚厚22本。从他近年的日志中看到，他几乎每个双休日都仍在工作，与别人交流谈得最多的，是人才培养、“红莲型”杂交稻的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

“朱英国院士不仅是一位杂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团队建设和提携后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胡中立说，朱院士甘为人梯，举荐他主持一项973课题，2016年又举荐他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要粮食作物分子设计育种”，承担了“红莲型杂交稻的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任务。

数十年来，朱英国对育种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一刻也没有停歇过。1987年以来，朱英国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为湖北省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他们许多已成国内外科研骨干，已有15人晋升教授。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姜星莉说，朱英国院士从来不为家事找学院，但凡找来，谈的都是关于科研基地建设、团队发展和人才培养。

为了解决团队成员的后顾之忧，朱英国想方设法帮他们把家安在武汉。杨代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朱老师为了早日拿到杨代常爱人的调令，在省人事厅苦苦等了3个小时。

团队里很多老师的家属，朱英国都想方设法帮他们在武汉安家，经常在省人事厅跑上跑下，而朱英国的妻子徐老师，一直没有安排正式工作，他却从来不向学校领导提要求。

2013年5月，朱英国（左一）与袁隆平院士（左二）、谢华安院士（左三）等在海南考察红莲型水稻新品种珞优8号等产品。

躬耕“农门”，一生梦想来自故土

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今年3月中旬，朱英国回到母校罗田一中，为家乡学子做了一场院士报告，并捐出10万元设立奖学金。

这似乎是一次对家乡的告别。离他1959年考入武汉大学，走出大别山已近60年。

朱英国生长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农村，家境贫困。小时候，朱英国曾是儿童团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还念过几年私塾，后来砍柴、放牛、种田，每个假期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助手。在高中时一个暑假，山上松毛虫大量繁殖，田埂上的乌桕树发生大面积虫害，他带头打药、用火烧，全身起疙瘩，但坚持到最后，获得当时县乡政府表扬，事迹上了当时的《罗田报》。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

最初的梦想终于实现，朱英国考上了武汉大学，攻读植物遗传专业，后留校任教。在武大读过书的很多罗田籍学生还记得，朱英国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聊家常，他对山区故土、家乡人民怀着深情厚爱。

上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长期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朱英国感觉到近年来劳动力特别紧张，种一亩田的成本不断上涨，有些地方的田地荒芜了。他为此思考：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如果一个村能有一个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那么，中国农民的素质会得到基本改观，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和中国农村的规模化、现代化的建设就有了可能。三农问题要得到根本改善，应该从农业院校做起，从我们这些为农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做起。”

2007年4月9日在湖北枝江市问安镇党校举办水稻新品种“珞优8号”栽培技术讲座时，朱英国吐露一份忧思与期盼：新一代的农民不能满足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限经验和常识，还必须学习最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坚持走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道路，致力于为“三农”服务，是朱英国的执著追求。他积极参加国家级重点学科“发育生物学”、十五“211”工程重点项目“植物与动物发育生物学”、武汉大学遗传学学科建设。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几十年来，朱英国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间地头，沐浴风雨，追逐水稻育种的春天。

2015年5月，朱院士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到医院把医生都吓坏了，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多次叮嘱他，不能再到处跑了。

“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回答。

“大写的人”，后继有人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

“三楚之英，珞珈之灵，育稼与民，功越神农!”

这两天，朱英国的数十位研究生从外地赶回来，要看他最后一眼。

2013级博士生但志武得知老师离开的消息，正在鄂州水稻基地做科研。

胡骏8月6日刚到菲律宾参加一个国际水稻会议，原定12号回武汉，9日惊悉朱老师逝世消息，立即想办法改签航班，提前于10日深夜赶到了学校，为朱老师献了花。

很多人都还接受不了朱老师离去的事实。

“朱老师没有一点院士架子，在育种基地，和学生一起吃饭一起住；外出开会，接站的车子因堵车来晚了，他就和大家一起等待，不急不躁，从来不打电话催问。”

“每次朱老师请大家吃饭，剩饭剩菜都要求打包带回，这已在团队中形成风气。”学生秦克周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4年前曾到朱院士家中采访。

那是寒冬腊月的一个中午，走进他的家，感觉冷飕飕的，室内温度只有10摄氏度。客厅里有一台空调，用花布罩着。朱英国的老伴徐小梅说，除非很冷的雨雪天，冬天很少开空调。

老旧的房子里，旧式组合柜上放着一个十多年前买的彩电。家具磨损得厉害，不少地方都掉漆了。

朱院士衣着朴素，脚上一双棉皮鞋还不到200元，是老伴3年前买的，擦上鞋油也不见光亮。他没有买车，上下班走路，到附近的地方开会也是步行、骑车、坐公交。手机是五六年前买的，键盘上的数字已经不很清晰了。当时朱院士笑着对记者说：“还挺好用。”

“恩师一辈子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做课题、下稻田，那种单纯的工作氛围让每一个跟他共事的人永远难忘。”杨代常说，朱英国鼓励团队的每一个人在田地里历练。夏天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朱英国卷起裤腿打着赤脚在泥巴田里指导农民种植，给水稻田标号。

“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优良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要在他的精神鼓舞下踏踏实实走下去，敬业不浮躁，不辜负他的厚望。”胡骏说，朱院士为人师表，品行高尚，谦卑和蔼，豁达包容，每一个学生都敬重他，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个科研工作者为国为民的大家情怀。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每一步，都凝聚着武大的培养、团队的协作和家庭的支持。”

朱英国的梦想是要始终走在世界水稻品种选育的最前列，紧盯“高产、优质、广适、生态”目标，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种子，让饥饿远离中国。

后继有人，“农田院士”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原标题为《 “农田院士”朱英国逝世：习近平曾握手感谢，成就比肩袁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