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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有他的“避难所”

2022-04-15 13: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理想的编辑部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

提起周汝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是著名的红学大师，其实在书法上他也颇有造诣。

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书法这门艺术：“书法的字不是'刻板'字，而是又静止、又运动着的艺境，它又沉著，又流丽；又庄严，又飞动；又稳重，又潇洒；又含蕴，又痛快——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也无以名之的超等造诣的特级表现，全人类没有第二份可以相提并论的文化奇观、艺术绝诣。”

对他来说，书法就是他的“避难所”，九十余年里，他痴迷书法，最艰难的时候也要买碑帖练书法。

1918年春天，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的书香门第，家中排行第五。其祖父名周铜，捐过清朝“同知”，平生酷爱戏剧、音乐、书画、文物。父亲周景颐，为光绪年的末科秀才，热心支持地方文化和艺术活动，而且书法在当地小有名气，一年到头，求书者络绎不绝。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周汝昌自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幼年喜欢画画，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周汝昌曾经在采访中自述，母亲最爱《红楼梦》，时常给他讲书中的故事，因此《红楼梦》从小便在他的精神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果说母亲开启了周汝昌的红学启蒙，那么父亲则在书法上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虽然善书，但是从来不直接教他怎么写，而是让他自由发展。他小时候给父亲做书童，研磨、撑纸，慢慢观察、思考，逐渐对书法有所领悟。原来，父亲的书法是由欧阳询楷书入手，行书学的是苏东坡。于是乎，9岁上小学后，他也想由欧楷入手，但遭到了书法老师的拒绝——必须由颜真卿、柳公权入手。可他并不喜欢颜、柳，即便是后来，他依然认为，初学书法不应该从颜、柳入手，不是因为颜、柳不好，而是“如果从颜、柳的楷书入手，你永远越不过那个关，再往上级探讨，（有更高的）造诣。颜、柳是唐代中期的一个关口”。

周汝昌

初中的时候，周汝昌遇到一个很好的书法老师，非常敬重他，但他教的是魏碑。于是周汝昌写了很多年的魏碑，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但他越写越迷茫。直到有一天，他题写信封时，被四哥周祜昌看见了。写完之后，四哥皱着眼眉叹气，说：“你这个字怎么越写越难看。”一语点醒梦中人，当时周汝昌仿佛从蒙昧之中回过神来——“原来我的字在哥哥眼中这么难看”。于是立刻放下魏碑。

其实，魏碑书法上承汉隶，下启唐楷，康有为盛赞魏碑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精神飞动，“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学习魏碑而成大家的有很多，比如赵之谦、何绍基、弘一法师，等等。

那为什么周汝昌的魏碑书会被哥哥认为丑呢？他后来在《永字八法》中谈到：“从清末兴起的，因救‘帖派’之弊，提倡学魏碑。不善学者也在实质上写成极端僵死板硬的呆字，这是变相的‘算子书’。”显然，“不善学者”不仅难学到北碑笔法真谛，反而容易弄成“浑身病态”，自然“难看”。这一经历，可谓是周汝昌学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

纵观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和书法学习，哥哥周祜昌始终是个关键人物。周祜昌生于1913年，比周汝昌大五岁。他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国文系，但在毕业前夕忽然坚决退学，转而到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员。他对《红楼梦》可谓如痴如醉，同样毕生投身红学研究。

据周汝昌回忆，哥哥没事儿的时候喜欢逛天津劝业场（建于1928年，曾是天津最大的一家商场）的旧书店，那里有旧书，还有影印的旧帖，便宜的不得了。当时没人要，他就买来，“每星期回家给我带来的不是别的，是帖，是碑帖。我如鱼得水。从当时到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书法名作，名碑名帖，我不敢说全看了，大概90%我能够入目了。这样我的书法道路走向了正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书法纸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于是周汝昌就用旧报纸，两面写字，专门临习欧书。欧阳询是由隋朝入唐的人，他的书法既有南朝的风格，也有北朝的元素。在周汝昌看来，就楷书而言，自隋入唐时已然发展到顶峰。也是从欧阳询的书法中，周汝昌慢慢体会到，楷书真正的源头是王羲之。“六朝风格，是骨干之外，带着风流潇洒。那就是右军。”于是他从欧阳询，一步步摸索到王右军。至此，周汝昌总算找到了自己的书学方向，心慕手追右军书法数十年，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

含周汝昌珍藏书法碑帖印本

1940年秋，周汝昌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谁知只读了一年半，燕园便被日军侵占，教授们被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迫解散。1941年冬，周汝昌回到天津咸水沽家乡，为逃避汉奸的搜索，遁居在“暗室”中，几无生趣，于是以书法作为寄托。

周汝昌与四哥二人一起研习碑帖，共同关心研究的一大主题就是欧阳询的《皇甫碑》。过去，有人看《皇甫君碑》结体峻俏、风姿跌宕，《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平直中正，结合孙过庭在《书谱》中云“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既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就认为《皇甫君碑》是欧阳询年轻时候的笔致。而周汝昌研究碑文，从碑上的官职等级等信息考证《皇甫君碑》是“欧阳最老书”，《九成宫》反而是年轻时作品。1947年，他将研究心得写成《欧书皇甫碑新跋》一文。

研习书法之外，他还撰写了许多忧愤激烈的诗词，并“冒昧”写给当时的老师顾随，由此与顾随经常书信唱和往来。抗战胜利后，1947年周汝昌重新考入燕园。有一次顾随在信中提到：“能复抽暇为小文向各报投稿不？既可以资练习，又可以与人多结文字缘。如有，可代为介绍发表。”

于是，周汝昌将写的两篇文章发给了老师，一篇是《欧书皇甫碑新跋》；一篇是1947年在学校图书馆发现曹雪芹好友爱新觉罗·敦敏的《懋斋诗抄》后，撰写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要知道，《懋斋诗抄》是胡适苦寻二十六年未得的文献，而敏锐的四哥周祜昌在胡适文中发现这一“憾事”后，写信给周汝昌，让他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寻找此书。而天赐机缘，周汝昌果真在图书馆找到此书。书中收录了六首与曹雪芹生平有关的诗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根据新材料写成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当年很快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读到周汝昌文章后，相当重视，竟然写信与还是学生的周汝昌探讨。周汝昌“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成就了与胡适的一段交谊。

而那篇《欧书皇甫碑新跋》却迟迟没有发表（这篇文章，1965年周汝昌进行过删改修订，即是《永字八法》收录的《皇甫碑为欧阳最老书》）。周汝昌的小女儿周伦玲，长期协助父亲整理书稿，她不无感慨：“假若当初首先刊发的是这篇考辨《皇甫碑》之文，也许父亲会走上另一条路，也未可知也。”

即使将精力全部投入红学研究之后，周汝昌也并没有落下书法。对书法的热爱与痴迷，已然成为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自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后，1952年周汝昌赴四川华西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后来调入四川大学任教。而《红楼梦新证》1953年问世，反响盛极一时，周汝昌成为“红人”，被调回北京。1954年返回北京后，周汝昌住在东四十条北面的门楼胡同；1959年，搬到无量大人胡同（今灯市口的金鱼胡同附近）；约1978年，又搬到朝阳门内的南竹竿胡同。这几个地方相距不远，而且离北京的文玩商场很近。他平日喜欢搜集影印的名碑佳帖，一有空闲便去家附近的旧书市场“淘宝”，比如王府井的老东安市场、荣宝斋，隆福寺，海王村的庆云堂，等等。

“住无量大人胡同时，离老东安市场不远……夏日晚饭后逛旧书店是一件书生仅有的乐事。那儿各式各年代各版本的旧书、旧帖都有，顾客并不是很多，并无‘竞争性’，所以得书不难——难的仍然只有一点：袋里闲钱太少。”

出于珍爱与怜惜，每买一本书帖，必然要记下购买时间、地点、情景，乃至几元几角钱，并加以点评，密密麻麻的跋语随处可见。

比如1965年底，周汝昌购得《颍上兰亭残石》拓片，在题跋中写道：

“于王府井荣宝斋见一本粘于劣纸粗拓之《贾思伯碑》，后标六角。欲收之，而一老昏主事人旋来改价一元，与语甚不逊。乃批评之，赌气亦不取。实缘无钱。及薪水在囊，更往觅之，遂已售出。甚怏怏。回忆夏初与讷老同游海王村，于庆云堂曾见一本，便命驾寻焉，至则亦不见矣。心甚怅邑。旋于乱帖堆压在最下处，忽复得之，大喜，收而有之。贫士于一破帖曲折甘苦若是，非有钱者所能知也。记其经过于此。乙巳初冬，乍寒，手笔墨皆不应心，乃成解味最丑之一种恶札。”

那时，周汝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资只够养活七口之家，无力收书”。于是，时常是几毛钱的字帖也要反复掂量，做一番思想挣扎，最后“捡一点便宜的小零品”回来。

学术的追求，学书的艰辛，生活的窘迫，失而复得的欣喜，“呵冻”写字的无奈……这种看似零碎的手记，恰恰是他真实的写照。

他对书法艺术的钻研，一如他巨细无遗地研究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一般，也有着“寻根究底”的态度与决心。因为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写字、练字，不仅仅是笔法、结构、风格，还是“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写书法要先懂传统文化，晓悟以毛笔书写汉字的规律，乃至书法的审美要求，“温故”才能“知新”。

周汝昌背临《兰亭序》（局部）。他痴迷《兰亭序》，眼睛尚好时，背写《兰亭》连行款也一丝不走。徐邦达、启功亦曾在卷后题诗赞叹。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也不安稳，余震不断。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在大街宽敞的地方搭起帐篷。但床位密集，又是热天，气味难受，夜不能眠。于是，周汝昌另想主意，在宿舍里用木床等材料搭起一个“龛”式的“避震穴”——“龛”有木柱支撑，如果屋顶坍塌，也能稍微支撑一下。

可是，平生没有享“清福”的命，闲了难受，得找事做，在这一契机下，周汝昌几十年研习书法的经验见解，慢慢落在纸上。撰写时，他一人分饰两角——学生和师者，展开了细致耐心的“答疑解惑”，最后成为《书法艺术答问》一书，相继在香港、内地出版。在书中，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应了学习书法过程中的诸多常见问题，如选笔、选帖；阐述了书法中的重要概念，如藏锋、正锋、芒角；尤其对笔法、笔力等实际写作中的运笔技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书法艺术答问》既是写给初学者的理论指导，也是周汝昌对“永字八法”这一中国书法史中重要概念的解读。

在书法史中，。在他看来，学书法，关键在于学笔法，“永字八法”是书法的基本功，也是理解“书”之有“法”的必修课，不可不重视。

他尤其细致地分析了，以及“八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并由“八法”的内涵出发，结合书体演变，考证其诞生的年代——大约在后汉至三国时期形成，并在后世吸收了楷书的笔法，其实是书体由汉隶向楷书过渡过程中的总结，由此纠正了“八法”起源于王羲之的说法。通过剖析“八法”包含的精妙比喻，书学与文学、文墨与武功、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跃然纸上，让我们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维度。

2001年，周汝昌在女儿周伦玲的协助下，将《书法艺术答问》与平生撰写的绝大多数书法文章重新编排整合，是为《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他最为推崇的陆继善摹本《兰亭序》，背临的《兰亭序》长卷，也在书中有所呈现。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七十余年研究书法的经验总结，全面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