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待了十年，回国却聊不到一起去了

原创 Vincent 故乡与世界

在一次与家人相聚的过程中，在海外不断成长变化的李蔚然与似乎没有变化的家乡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与她的访谈中，我们试图去解析这种冲突感的来源，解构这个似乎每一个留学生所需要面对的命题。而或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沟通。

——编者按

“佳琦现在干得挺好的？”

“嗯，他想创业，他想跟你一样。”

“我不想创业！”

“那你不创业你干嘛呢，你这是干嘛去了呢？”

李蔚然在 Diaspora 国际短片节。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舅舅以为她已经在国外开了饭店，但她懒得跟舅舅解释。

这是导演李蔚然2019年的圣诞假期中的一天，这次回乡让她产生了“我在家中渐渐消失”的感觉。所以，她用摄影机记录下假期里她与亲朋好友的日常对话——奶奶问她怎么还没有胖，现在能赚多少钱、她与爸爸争论春晚的香港歌星、朋友和她谈论无痛分娩的感觉、按摩师傅跟她普及中医知识……

为了深入探讨这种疏离感的来源，我找李蔚然做了一次访谈。但是，在这次访谈中，我最初设置的问题都失效了，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个选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问题失效了？两年多过去了，是什么改变了她？

以下是她的自述。

出国后的成长

对我来说，出国好像是一件冥冥之中的事情。1990年，我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出生。上高中时，我的许多同学都选择留学，我很羡慕，也很憧憬。

我特别爱玩，当时我的梦想是搞旅游业，所以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了中山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我的幻想很天真——毕业后，我要出国，到不同的酒店去干一干、住一住、玩一玩。不过，这个梦想并没有实现，我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英文系。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拿奖学金转学的机会，成功转学到曼彻斯特大学，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李蔚然日常照片。

我特别记得我到曼彻斯特的第一天。那是一个雨天，我拎着一个特别大的行李箱在街上走。走了二十分钟，我竟然就逛完了曼彻斯特的市中心！这让当时的我有点幻灭，这城市没准还没有我家小区大呢！

李蔚然日常照片。

我曾天真地以为留学生活会非常美好，但接下来，很多事情戳破我的粉红泡泡。进入大学后，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中国人，我屡屡遭到区别对待。在表演工作坊分小组练习的时候，大家每三人或四人凑成一组，我总被孤零零的排挤在外。我记得最让我受伤的一次，我和班上的同学排了一出戏，外面有观众来看我们的演出。在上台演出前，有一个来自英国南方的女孩，她对每一个人都击掌鼓励，但跟我击掌时，她竟然假装没看见我！

当时，我不会觉得这是种族歧视，但如今回头一想，这肯定与种族有关。近年来的疫情，鼓动了西方人对亚裔的歧视情绪，我对歧视也开始变得敏感。去年，美国亚特兰大的几家按摩店发生了枪击案，这事对我震动特别大。许多媒体的报道说，嫌疑人有性瘾，按摩店对他来说是一个恶魔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要进去杀亚裔女孩。这种报道让我非常不舒服，因为惨案才刚发生，媒体就发表了嫌疑人的行凶说辞。这种偏见会误导很多人，助长反亚裔情绪，这种报道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从那时起，许多亚裔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被歧视的经历，这场“anti-Asian hate”运动给我很大勇气。以前，我走在马路上，有人走过来跟我说“ching chong”之类的话，我只会默默走开，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现在，我会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这是种族歧视，你不能这么做。有一次，有个陌生人直接骑车冲向我，把我吓倒了，他还嘲笑我。我当时非常生气，直接站起来跟他对峙，想要报警解决。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亚裔要站出来发声，本身就十分重要。

李蔚然出国在外也有着许多快乐时光。

出国在外总有各种糟心经历，当然也会有快乐时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出国的经历让我不断地反思，打破我原本的偏见，让我更好地成长，更好地面对现实世界。

在国外，面对同一件事，我们经常就收到不一样的信息。一开始，我总会一味地质疑我在国内接受的价值观，去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后来，我会再次反思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只有进行独立思考，我们才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观点。比如，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已经结婚了，但他们夫妻居然还会一起出去约会。一开始，我总反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够理解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啊。这肯定怪我，因为我在一个过于传统的氛围中成长。但如今，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反思，我并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李蔚然日常照片。

我原本是一个很爱吃肉的人。在我出国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素食主义者。一开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我、谴责我。当时，我以为他们对中国人有偏见——他们肯定在嫉妒我们，因为我们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但随着我不断反思，我觉得我有必要了解他们吃素的原因。在阅读了非常多素食主义的资料后，我同意吃素的确有利于环境保护，这是少有的我能尽自己努力去保护环境的事情。这时，我否定了之前的想法，发自内心地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李蔚然日常照片。

如今，我住在柏林，柏林深深影响了我。我非常喜欢柏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柏林人很崇尚自由，喜欢探讨问题、辩论观点。据我观察，欧洲年轻人非常有担当，非常把自己当回事。他们总觉得世界上所有事务都跟他们有关，整天想着如何拯救世界。在柏林，陌生人之间也喜欢面对面地交锋观点，反而在国内，大家的聊天很难上升到观点辩论的层次。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我在柏林经历的几场社会运动。或许是以前接受信息的关系，我一直对这类活动有着暴力的刻板印象。为了逆转这样的印象，我向大家介绍了我在柏林经历过的几场游行，尤其是近期的反战游行——这是一段非常平静的，也非常让人感动的经历，在人群中，我能感受到人们不分你我的力量。但在这篇文章的后台，有很多人留言骂我。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回：感谢你的回复，咱们能否打个电话，聊一聊你反驳我的理由是什么？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跟我交流观点。说实话，这挺令人悲哀的，这种网络暴力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观点交流。

故乡的羁绊

我在国外不断地刷新着观念的同时，我跟家人深度交流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这可能是我在故乡感到疏离的原因吧。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小时候，我爸是学校老师，学校在寒暑假会组织旅游，我和我爸就一起旅游过好几次。因此，每当别人说我很独立的时候，我爸经常会说：对啊，我跟她一起旅游的时候，她都可以不跟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呢。

我现在都31岁了，我爸还经常提起这事，这挺令人伤感的。因为在我爸妈的记忆中，要从我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里，拾取一些美好的回忆，居然要追溯到那么遥远的记忆！

我感觉，自从离开家上大学后，我跟爸妈的关系就开始慢慢疏远。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我妈去超市逛，她走她的，我走我的。我会在超市里玩各种东西，玩完之后就回到我妈那里去。但现在，我妈跟我逛超市，我想自己去玩，我妈会跟着我走，不再放开我。我妈原来对我特别严厉的，现在居然那么粘我，这真奇怪。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我爸妈看起来很保守，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非常开明。我做了许多非常叛逆的事，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不着调的事，他们都没有真正反对我。在中国的爸妈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大学毕业后，我去巴西待了5个月。巴西人非常阳光开朗，他们特别愿意去了解中国文化，这给了我很大自信。所以，我决定在身上纹一个小小的太阳。当时，纹身好像是一件挺大的事，我周围很多人都感觉我要走上不归路了。因此，每当我回家，就算是炎热的夏天，我也只能穿长袖或半截袖，把纹身藏起来，我怕我妈看到纹身后气出心脏病。这一藏我藏了五六年。

有一次，在跟爸妈吃饭时，有一道菜离我特别远，我使劲伸手去夹菜，结果纹身露了出来。我妈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这是什么玩意？然后，她把我爸叫过来说：快看，她有一纹身！我妈还问我，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害，才去纹身的？我说，不是，我只是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后来，我爸妈就没在这个纹身问题上问过我了。早知如此，我就不把纹身藏那么久了。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当然，出国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的很多观念，有时也因此和爸妈产生矛盾。大家都知道，欧洲非常看重环保，德国的政治跟环保有很大关系，我在欧洲耳濡目染，对环保非常上心。回家后，有一次，我妈开车，她摇开车窗把垃圾扔了出去，我非常严厉地制止她，让她停车去捡，她对此有点受不了。另外，我根本不敢跟家里人说我吃素这事，我一直在刻意躲避跟家里人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不能会理解我的选择，反而可能会问我，那你平时能不能吃饱肚子啊？

除了观念问题，我平时也不会跟我爸妈沟通我的工作。在他们眼中，工作等于挣钱，他们不关心我做什么，但他们关心我能挣多少。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因此，我想通过我的下一部纪录长片，跟我爸妈进行沟通。在柏林，人们对于性和性别的观点非常超前。我认识一个艺术家，他准备做一些酷儿艺术项目，这些项目里会有很多关于身体的探索。在这部纪录片里，我打算与我妈说说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还会试着让她了解，欧洲人对性与性别的观点是什么。假如沟通之后，她不能理解，我觉得也没问题，我不会强迫其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有些西方人可能并不太理解——他们跟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爸妈理解我们的性别观念，你一定要让你爸妈看见你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些西方人的想法挺偏激的，他们居然想强加德国年轻一代的认知，到我爸妈那一辈中国人身上。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当然，我可以想象，我爸妈听完我的科普，他们可能会说，“这都是一些什么妖魔鬼怪啊”，但我相信，他们最后还是会表示理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开明的人。我记得我爸曾经说过，在他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跑步特别快，总能给他们班争光。这位女生跟大家沟通不多，也不跟她的舍友一起去洗澡。在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中，我爸才发现她是双性人，兼具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只不过在发育的时候，她的女性性征被先展现出来。后来，这位女生做了手术，保持了男性性征。

我记得，我爸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平和，他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同学来看待，他没有特殊对待她。在西方，年轻人经常被告诫说，我们不可以歧视LGBT群体，但有时候，有些西方人的内心是排斥他们的，即便他们不会在明面上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更多从抽象观念的角度上去接受这种教育。

尾声

在我身边搞艺术的朋友中，回故乡碰见文化隔阂，可能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比起那些朝九晚五的年轻人来说，搞艺术的我们更有时间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更有时间反思许多问题。但大多数中国人还处于为生活奔波的阶段，大家想的依然是：怎么样能让生活变得更好？怎么样能赚更多钱？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所以，我很理解我家人对我的困惑，也理解我这种“异乡感”的来源。对我爸妈来说，我早早离家出国，我在他们心里还停留在二十岁出头的形象，他们还把我看成一个孩子。我早早的从他们身边突然消失，只是偶尔在他们面前出现，他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我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改变。而且，我跟家里人沟通不多，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每次我看《我在家中渐渐消失》的时候，我都会反思，为何我在片中不能跟家人多聊几句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纪录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这也是我决定通过我的工作——拍纪录片去尝试跟我爸妈沟通的原因。自疫情肆虐以来，我还没能有机会回家，在外奋斗压力很大，所以我现在真的特别想家里的一切。未来，除了尝试与爸妈沟通，我还会筹备我的剧情片，也会写小说。我还希望有一天，我真的能开一间饭店。假如我舅舅听到我想开饭店这句话，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原标题：《在柏林待了十年，回国却聊不到一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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