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夏洛茨维尔与美国偏见政治；墨西哥悖论

夏洛茨维尔与偏见政治

据《纽约时报》报道，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种族主义者在集会期间和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弗吉尼亚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民警卫队和警方一起清理现场。人们离开时，一辆汽车撞入人群，造成1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至少19人与撞车有关。两名州警在协助应对暴力冲突时因直升机坠机而死亡。

此次以“右翼联合（Unite the right）”为名的集会是近期最大规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集会之一，吸引了包括3K党、新纳粹等极右组织和戴维⋅杜克、理查德⋅斯宾塞等极右翼领导人参加。

《大西洋月刊》的一则报道试图解答为何这一仇恨事件会在曾被评选为“美国最幸福城市”的夏洛茨维尔发生。夏洛茨维尔是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和很多大学城一样，是一块进步主义的飞地。夏洛茨维尔不仅是一个红州中的蓝市，也是一个南方州中的南部城镇，它不仅重视多元、平等等进步主义价值，也注重自身的历史传统，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板、雕像在校园内随处可见，其中很多都是纪念南部邦联的历史人物的。

夏洛茨维尔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从4月份市议会投票决定移走市中心的美国内战时期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时就已经开始。该市市长麦克⋅希格纳在上月接受CNN采访时总结称：“夏洛茨维尔最近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们希望在公共空间中通过讲述真实的种族故事来改变叙事。这让我们成为了那些仇恨这种变化、希望留在过去的群体的目标，但我们不会被胁迫。”

罗伯特⋅李雕像。

特朗普总统当天在出席一个活动期间谈及夏洛茨维尔事件时说，“多方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仇恨、偏见和暴力，我们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些行为。”这一表态随即因没有明确谴责白人种族主义者而遭到多方批评。

同日，《纽约时报》观点版刊登了迈克尔·埃里克·戴森题为“夏洛茨维尔与偏见政治（Charlottesville and bigotocracy）”的评论文章，指出不应假装“丑恶偏见在夏洛茨维尔街道的释放与特朗普的当选无关。

戴森指出，当特朗普以白人种族主义者斯蒂夫·班农、斯蒂芬·米勒作为顾问，他对仇恨行为的软弱谴责是空洞无物的。这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幻想自己是所谓政治正确对美国民主的攻击的受害者，正是这种虚假的叙事将特朗普推向了胜利。两者都建立在关于种族和争议的谎言之上，共同造就了恶毒的偏见政治的再现。

他进一步指出，偏见政治无视了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基本事实。当人们向他们指出黑人被从他们的非洲家园偷运到美国无偿劳作的事实，这些白人感到愤怒。尤其是当人们指出在美国重建时期，奴隶制换上了新衣被打扮成自由的样子，实际上仍然是为了和种族隔离时期一样恐吓黑人，他们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偏见政治为奴隶制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原罪而感到愤怒，同时又令人沮丧地有意无视下列问题：什么是奴隶制，它是怎么发生的，它如何塑造了种族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政治空气和空间以及白人和黑人文化的历程和轨迹。他们固守早已褪色的、宣扬白人优越性和道德、智力优势的南方贵族政治渗透到普通白人中的利益，哪怕无法像白人精英那样占据经济优势，还能从残留的仇恨意识形态中获得安慰——自己至少不是黑人。

戴森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言论和特朗普的作为进行对照。约翰逊曾说道：“如果能让最底层的白人相信他比有色人种中最优秀的人好，他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口袋在被掏空。给他一些可以轻视的人，他就会为你掏空自己的口袋。”这一论断在特朗普身上再次应验了，白人工人阶级掏空了伦理和经济的口袋，支持他登上总统之位，但特朗普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在得不到经济保障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依凭的就只剩下了白人种族主义情绪和排外的激情这样的精神安慰了。

他最后说道，这样的历史重演对于黑人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但更让人气馁的是政府几乎没有对于白人偏见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这反而帮助了仇恨的病毒的传播。他呼吁所有正派的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偏见政治，如果白人对如此可憎的行为保持沉默，那就没什么能更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的道德破产了。

墨西哥经济悖论

近日，泛美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和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在Project Syndicate联合撰文，分析了墨西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悖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文章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危机之后，墨西哥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拥抱审慎宏观经济，放宽经济政策，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教育，实施创新性政策以对抗贫困。时至今日，墨西哥理应已经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效。宏观经济实现了稳定，国内投资上升了GDP的2%，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了 近3年。出口从GDP的5%上升到30%，外商直接投资增至三倍。但是，墨西哥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却令人失望。1996年以来，人均经济增长不足1.5%，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

两位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墨西哥经济的极度二元性（dualism）有关，这个问题被称作“两个墨西哥”。大量墨西哥工人仍然受雇于“非正式”公司，大多数不签订工资合约，这些公司的生产力相比起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现代大公司不过是零头。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二元性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剧了。利维的研究显示，非正式公司吸收的经济资源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加。从1998年到2013年，非正式部门的累计就业增长高达115%，而正式经济部门只有6%，累计资本增长的相应数字分别是134％和9%。

文章进一步指出，墨西哥并不缺乏经济活力，相当数量的新公司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这种搅动却没有带来总体生产力的增长。有证据显示，很多低生产力的公司存活下来，高生产率的公司反而被淘汰。生产异质性和分配不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中，造成了经济总体生产力的停滞或下降。

结构变化反而导致增长减少的原因尚未完全探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墨西哥的平行社会保险体系，正式经济部门的公司和员工必须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和其他员工福利，但非正式部门的公司和员工却可以免费获得相似的医疗和养老金福利。结果是正式雇佣无形中受到惩罚，而非正式雇佣得到了补贴。另一种解释是，由于墨西哥快速开放进口，其经济被分成了两部分：相对少数的高科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赢家，和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零售业中不断增长的作为剩余就业来源的公司。而全球化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以促进新经济活动、采用偏向实体经济而非金融业的政策、进行系列改革突出高生产率为战略的国家。

两位作者强调称，由于特朗普的煽动性言论，目前关于墨西哥的讨论主要围绕着重新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但在这个过程结束后，政策制定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抑制墨西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上来。

墨西哥悖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首先，在很长时间以来，这些经济体都执着于开放国际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但这些改革要起作用，必须和促进生产力增长的结构转型的政策相配合。其次，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社会保险政策对公司和员工行为的影响。墨西哥的案例说明了成功的经济增长策略不能建立在现成的蓝图之上，而是需要进行有目标的、考虑到国家自身特殊性的改革，从而破除现代部门扩张过程中的实际阻碍，并采取适用于结构转型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