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再过三年，我们共同迈入全面小康

新华网北京8月13日消息，２０１７年６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３５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３０多年让７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３年让４０００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１０００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１３个县（区、市）中还有１０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８０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绝如缕。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１０％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２０１２年，中国这一比例为１０．２％。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４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１２．８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１９．５万名第一书记驻村，７７．５万名干部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１０００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近１００万人，每分钟脱贫约２０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颗玉米苗。家门口的１．５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３４户村民们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１００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４０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５０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

直到２０１４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６岁至１４岁的２６个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３４英寸彩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在连续工作超过１７个小时后，４５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３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３２３个行政村他走遍２８１个，写下２９本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他去过１１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１１万人，减少为不到５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１１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２１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５２；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４６；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劳累猝死，告别２６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间，１２０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３０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２０１１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１３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１０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２２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３０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３０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３０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１９８２年的１７０万人下降到２０１６年底的３７万人，贫困面从７８％下降到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１０５元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８５４元。

９０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９０年后，井冈山全市４０００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４９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１２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６０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２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３０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３５岁的严金昌和另外１７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３０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１０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１０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５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５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９０００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４．７１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３５％。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８７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１８８．８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１６４户村民守着２．６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２００８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２０１６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２０１７年５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ＧＤＰ，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１６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ＧＤＰ，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２４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２４个８０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１．７万多个包裹，价值１６０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４６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１８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２４４６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６０００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２０１５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４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专心画画的丈夫。

“是啊。听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不知道咱这穷山沟里，啥时候能见到真的火车？”男人说。

大山深处画火车——这是２０多年前一个闭塞的贫困山区农民对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在其他类似的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丝般的小路，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要致富，先修路。从兰州到重庆修一条连接西北、西南的铁路大通道，秦巴山区正是关键节点。

然而，让墙上的火车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高达２８％，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家，曾专门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扶贫格局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扶贫道路上，再难的障碍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兰渝线，集结了１０万筑路大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了！兰渝铁路在历经近９年的艰苦奋战后，一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路，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从２０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路这样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６３岁的谢兴昌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路直直伸向远方的贺兰山，绿白相间的路灯在壮阔的落日下闪着亮光。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２１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幕开启。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２０年后，还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有２００多台。２０１４年６月，谢景军满载荣誉回到河南。

一进家门，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感动涌上心头：“老谢，今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的各界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当做农民增收突破口。

２０１４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１６００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的“西迁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４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３天４夜，辗转７省份，１６００只湖羊毫发无损到达目的地。

如今，这些湖羊已产出数千只羊羔，成了当地人脱贫的希望。

２０１５年８月，黄群超突发心脏病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留下这样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远留在了柯坪。

大扶贫格局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实施。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７年资金规模超过８６０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８０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１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

张代全笔下的村史，述说着丰元山村的变迁，折射的却是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真实画卷。

……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先人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希冀，开启了对温饱和幸福的期盼；

９０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６０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反贫困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３０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大规模人口脱贫迈入新进程；

５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近平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再过３年，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崭新时代。

千年梦想，浓缩于未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世纪担当，扛在我们这代共产党人的肩头。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造反贫困斗争的人间奇迹。

（原题为《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