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钦︱什么才是叙述经济思想史的正确姿势

一

夏休，小家伙寄养在外婆家，难得清静。盛暑，宜宅宜读书，更新一下自己寒酸的知识结构，否则就恐怕跟不上如今网红辈出的学术圈潮流了。

环顾书桌四周，目光所及全是未读的好书，不过考虑到下学期要开《外国经济思想史》（因为学院课程计划调整，该课程已停了一年），在功利精神的驱使下就先读两本和本职工作相关的书。一本是这几月在笔者的朋友圈中刷屏的书，《天才的回声：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以下简称《天才》）；另一本则是在某购物网站周年庆的时候以不到三折的价格打包抢购来的书，《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以下简称《大师》）。惭愧读书不如梁小民老爷子勤奋，本想两天干掉的书差不多花了半个多月才读完，结果前者大失所望，后者却意外惊喜。

先要说明，《天才》其实是一本换上新包装的老书。英文初版于1989年问世，2007年出了一个修订版。在国内，此书至少已在两家出版社出过三个版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现代经济思想导论》，应该是根据早期版本译的，未见译本，因此不做评价；中信出版社在2012年根据修订版出版了新译本，书名变为《经济学大师们》；而笔者这次读的则是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底出版的新版，译者未变、主要内容也未变，就是书名换得更加亮眼，并且恢复了前一版中删去的有关马克思的章节（原书第六章）。

至于《大师》，没有那么曲折的故事，英文原版出版于2002年，中译本2016年出版，是根据2012年版本译出的。

两本书放在一块，如果要论第一眼印象的话，绝大多数读者——包括笔者在内——肯定会投票给《天才》：装帧设计精良，译笔流畅通达，内容也有趣，再加上中信的营销宣传给力。相比之下，《大师》就逊色得多了：尽管是“甲骨文”书系，但装帧设计只能说过得去（其实英文版的装帧是很漂亮的）；翻译也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内容上就更尴尬了，这是一本历史学家写的与经济（市场）有关的思想史，相信很多人买回家后应该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买了一本假的经济思想史。参考一下豆瓣上两本书的评分，《天才》给打出了极高分（超过9分），《大师》评分不到8分，高下立见。所以尽管《大师》出版了一年多，但笔者周围几乎无人注意到；而《天才》却被不少同事、朋友强烈推荐作为经济思想史课程的首选教材。

然而我要说的是：《天才》其实是一本盛名难副的书，尤其不适合作为思想史的入门教材来使用；而《大师》才是一本我们——尤其是经济学家——值得借鉴、学习的思想史佳作。

二

《天才》一书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中译本的编辑处理：一是书中无论是人名、地名、书名还是专用术语一律都不附原文（严格来说书中还是“幸存”了一两处原文，因此不免让人怀疑是否译者原先是附有原文的，后来编辑时删去了，但没有删除干净），以至于有些错译让人稀里糊涂；二是原书注释一律不翻译，倘若注释是单纯的文献引用，不翻译也可，但是其中大段的补充性解释也不翻译，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考虑到该译本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版。

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最严重的问题，《天才》中译本最严重的问题是“标题党”。

中信系图书更改标题的做法应该说是见怪不怪了。记得七八年前中信出版了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代表作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稍有英美文学常识的读者都应该发现该书名实际上是在模仿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杰作《永别了，武器》，因此相应地译作《永别了贫困：世界经济简史》为宜。但是中信正式出版的书名变成了《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一股既清新又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这次《天才》一书同样也得到了改名的待遇——还不止一次。但与之前不同，这回中信索性将“标题党”作风贯彻始终，不仅是书名，连书中的章节标题也基本上全部改换。例如本书第二章的英文标题是“The Second Coming of Adam Smith”（斯密再临），这实际上是在套用基督教中“耶稣再临”这一术语。在国外经济思想史的叙述中，将斯密和《圣经》中的典故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很常见，因为他的名字Adam正好是《圣经》的第一人“亚当”。而中译本中这一章标题却换成“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通俗易懂，但气质尽失。再一次，亲切、质朴、接地气的中信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灵。

当然，改名本也无可厚非。或许是觉得原作者起的题目中国读者不好理解，又或许是觉得自己比原书作者更懂得每个章节的内容。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如此大规模地改换标题（除书名外，书中章节标题七十余处，几乎无一幸免）却又在书中不给出任何说明和解释，实在是硬生生地要毁掉一个好译本。

因为上述种种技术缺陷，本书的译文虽说整体质量不错，但存在诸多小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将“the Dismal Science”（阴郁的科学）译为“沉闷的科学”（《天才》，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以下只标注页码）、“Just Price”（正义价格）译为“公平价格”（第9页，“公平价格”是旧译，与该词汇中世纪的法学含义不符）、休谟《人性论》的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译为“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第20页，译者显然将Subject（学科）理解成了“主体”）这些只是翻译上存在可商榷之处的话，那么把斯密作为贵族私人教师时的学生“Duke of Buccleuch”（巴克勒公爵）译为“布克莱公爵”（第25页）、“Alfred North Whitehead”（怀特海）译为“怀特黑德”（第44页，神奇的是书中第302页又译回“怀特海”了）、“George Orwell”（奥威尔）译作“奥韦尔”（第163页）、“University of Jena”（耶拿大学）译作“吉恩大学”（第177页）、“David Hume”（休谟）译作“休默”（第334页，同样，在第20页休谟的名字是译对的）、“Karl Popper”（波普尔）译作“波佩尔”（第430页）等等就是明显的错误了。

不过这类小错误并不是降低本书质量的关键，关键在于译者对书中引文的处理。思想史类的书籍往往引经据典，本书也不例外，而这些经典大多数又有经典的中译本可参考，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此时译者只要稍稍查阅一下这类经典译著中的相应段落，就可大大提高译文质量。可是译者并未这么做，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埋头硬翻。假若译得通顺倒也可证明译者功底深厚，但事与愿违。比如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译文（第143页）：

从任何一个人开始……并且要计算：

1. 显然，首先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可辨识的快乐值。

2. 显然，首先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可辨识的痛苦值。

3. 显然，随后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快乐值。这构成了初次快乐的额外收益和初次痛苦的道德污点。

4、显然，随后由其产生的每一个痛苦值。这构成了初次痛苦的额外收益和初次快乐的道德污点。

这段如同天书一样的译文，我想任凭谁也看不懂究竟在说些什么。其实这段话出自功利主义奠基人边沁（Jeremy Bentham）的杰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版中相应段落的译文如下：

……挑出任何一人来考察、估算：

（1）看来由该行动最初造成的每项可辨认的快乐的值；

（2）看来由它最初造成的每项痛苦的值；

（3）看来由它随后造成的每项快乐的值，这构成最初快乐的丰度以及最初痛苦的不纯度；

（4）看来由它随后造成的每项痛苦的值，这构成最初痛苦的丰度以及最初快乐的不纯度。

两相比较，我认为已经能够说明《天才》一书的翻译问题了。

其实，笔者自己做过翻译，深知译事维艰的道理，所以译著只要不是连中文语句都不通顺，我一般就认为翻译质量过得去了。但是《天才》中译本的问题不是翻译质量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上述所有的错误、缺陷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译者/编辑稍加用心的话。

作为对照，可以看看《大师》的中译。客观地讲，《大师》一书两位译者的功力不及《天才》的译者，译文要生涩得多。类似《天才》中出现的小错误《大师》中也不少。譬如可怜的“巴克勒公爵”又被认错，变成了“布莱克公爵”（《大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以下只标注页码）；将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财务总监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译为“科尔伯特”（第62页）；将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译为“天生自由”（第111页）或是“天赋自由”（第195页）；将斯密著名的伦理学概念“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译为“非片面的旁观者”（第109页）；将伯克（Edmund Burke）的名著《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直译为《法国革命感想录》（第五章）；将马克思父亲的名字“海因里希”（Heinrich）译成了“亨利希”（第211页，亨利希对应的一般是Henrich）；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译为“蒙特勒俱乐部”（第464页，Mont Pelerin一词笔者曾做过考证，这座小山在中世纪时为前往一处朝圣地的必经之路，当时在山顶休憩就能远眺圣所，所以译作“朝圣山”最为恰当）等等。

而且与《天才》只谈经济学相比，《大师》一书涉猎的学科宽泛，原书作者又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引证文献更是数十倍于《天才》，远远超出了两位译者能够驾驭的知识范畴。所以在《大师》一书中除了小错误外，还能够发现一些系统性的翻译偏差，例如第六章中的institution（通常译为“制度”），译者基本上都译成“体系”，虽然并非不可，但读起来甚是拗口也很难理解；而第九章中译者频繁使用的“交易”一词在很多场合其实应当译为“金融”更合适；同一章中译者将“共同体”（community，也可译为“社群”）全部译为“社区”，也有些语义不通。全书当中有关黑格尔的一章（第六章）是翻译质量最糟糕的，如果不对照着《法哲学原理》来读的话，不少段落意思难以理解。

但即便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大师》的中译本不算差，因为至少看得出译者和编辑们的努力。全书人名、地名、书名和专用术语都附上原文（尽管有不少遗漏的）；注释也做了翻译（当然还是有遗漏）；也没有出现标题党的情况。最能体现出差别的仍然是引文的处理。虽然和《天才》一书的译者一样，《大师》一书的译者也没有参考已有的中译本，但是引文翻译却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缺陷。比如下面这段出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最畅销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文字（第381页）：

我不打算按照读者期望的方式去总结，也就是说，在他决定信任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的一个未经检验的选择之前，我不会请他去关注资本主义秩序下，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也不会要他去关注经济和文化成就给我们的重大承诺。我不会争辩说，这些成就和承诺自身已经足够证明资本主义可以继续运作，或者像人们轻而易举说的那样，可以肩负起人类脱贫的重任。

对照商务版的译文：

可是我不打算遵照读者可能希望我做的那样进行总结。就是说，我不打算在读者决定信任未经考验的人所倡导的未经试验的另一种主张之前，就邀请他去再次看看资本主义秩序的令人难忘的经济成就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成就，以及这两种成就所显示的巨大希望。我不打算争论说，这种成就和这个希望其本身足以支持这样的论点：让资本主义过程继续运行——容易地再加上一句——让它甩掉人类肩上的贫穷。

可以看出，《大师》的译者们的译笔没有商务版译者那么老练，但好在认真，因此没有偏离原意太远。事实上《大师》一书中的翻译大多如此，不能说“达”和“雅”，但至少没有出现像《天才》一书中“道德污点”这类离谱的翻译。

必须承认，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无论如何尽心尽责总归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态度。合格的译著，三分看能力，七分看态度。在这一点上，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大师》的中译是要胜过《天才》的。

三

当然，如果说笔者仅仅因为中译本的质量而贬低《天才》一书的话，那么就未免有失公允了。我之所以认为《天才》不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确切说不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思想史著作，主要是因为其内容。

《天才》一书行文漂亮、大量运用实例解释理论、内容有趣、可读性强。但是，从思想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华丽的外表并未能掩盖其内在的严重缺陷。

首先，作者布赫霍尔茨（Todd G. Buchholz）从书名开始就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套子：只能够谈论“已故经济学家”（Dead Economists），实际上作者限定得更严格，只讨论已故的英美经济学家——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被基本无视了。这样经济思想史的体系从一开始就被解构得支离破碎。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一开始没想明白：为何作为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不介绍萨伊（Jean-Baptiste Say）、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奥地利学派乃至北欧经济学传统；为何讲解“新制度经济学”，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C. North）、阿尔钦（A. A. Alchian）、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泽尔（Yoram Barzel）这些大佬一个都没登场；为何讨论“公共选择理论”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这二位创始人仅仅只是报了下姓名；为何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如日中天的博弈论丝毫没有涉及？翻到致谢部分才恍然大悟，作者只谈已故的英美经济学家，而上述这些要么没有英美国籍，要么就是该书出版时（2007年），大师们还都健在，所以作者不能说。这样的自我束缚实在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如此一来，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本书对经济思想发展有所了解的入门读者，还能够从整体上系统地了解经济思想史脉络吗？

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其次，书中不少经济理论的阐释值得商榷。暂且先不论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比如经济学中演绎和归纳方法如何界定、运用及其优缺点（第153页、第231页）；也不论那些常见的误解，比如“萨伊定律”（第129、311页），作者未能免俗地使用了穆勒（James Mill）版本的“萨伊定律”，而不是参考萨伊的原话；只就书中重点突出的一些核心论题来说，即便我同意作者的结论，也不能接受其论证，比方说对凯恩斯的批评。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本书中得到了特殊优待，不仅有自己的专属章节，而且在之后有关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章节中凯恩斯也一次又一次登场——当然是作为反面材料。作者的立场很明确：凯恩斯是个倡导政府干预的天才（第393页），但这是不对的。确实，在面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凯恩斯是写过不少文章、做过不少演讲，主张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大萧条。不过写作思想史的学者都知道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将一位思想家盖棺定论，所以本书作者以凯恩斯最重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证明凯恩斯的错误。可是，《通论》中凯恩斯明确写过“政府干预”吗？没有！《天才》并未犯这个今日经济学家常见的错误——凯恩斯在《通论》中说政府应当干预经济，这点极好。但是作者另辟蹊径作了如下“推理”：凯恩斯宣扬公共支出的好处，公共支出等同于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铁证（第318-322页）。然而，第一《通论》中从头至尾都没有讨论过政府支出这个变量；第二，《通论》中凯恩斯明确讨论过的、和“公共支出”或者“政府支出”有些关联的是“投资社会化”和“公共工程”；第三，对于“投资社会化”具体指什么凯恩斯没有确定的意见；第四，凯恩斯所谓的“公共工程”是来自于英国经济学的古老传统——从斯密就开始探讨的政府功能；第五，凯恩斯在探讨通过“公共工程”来弥补投资需求不足时，同样花费大量篇幅来论证“公共工程”的效率低下问题。所以最终在《通论》中凯恩斯有关政府唯一明确的结论就是：“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

实际上，《天才》一书中批评的不是凯恩斯，而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即以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们。可是凯恩斯主义者不等同于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府干预论也不能代表凯恩斯本人的观点。

凯恩斯

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他是一个“休谟主义者”，由此方能解释凯恩斯理论的种种“怪癖”——不确信任何权威、人性为王、经验导向、谨慎、善变、不专断。但是布赫霍尔茨却认为凯恩斯的“善变可能是做学问不扎实的一种体现”（第325页），这样唐突的观点就不免让人怀疑作者的思想史功底了。

再次，《天才》一书过分强调了趣味性而弱化了理论阐述。思想史著作的最大问题是“枯燥”，所以如何激发读者们的阅读兴趣是不少思想史作者关注的重点。而本书中布赫霍尔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讲故事。

《天才》一书中随处可见各种深入浅出的例子，用来解释专业的经济学理论，这本应该是此书最大的优点。可问题出在作者入戏太深，讲完有趣的故事后，竟然把原本想要解释的经济学理论也抛诸脑后了。比如作者讲解李嘉图时生动地描述工人实际工资不增长、陷于困苦的生活，却绝口不提“工资铁律”这个概念（第119页）；又比如作者试图用浅显的语言来解释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并且大段引用了马歇尔的原文，表达出一种似乎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的道家招式，其实在经济学中，我们管这叫“比较静态分析”，但作者就是不愿说出这个术语（第227页）。

这种为了有趣而有趣的思想史演义风格，对于有一定专业基础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可是对于那些入门或者是想要通过此书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因为毕竟将《三国演义》倒背如流也不意味着就能了解三国史。当你讲完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但又不向读者解释故事背后的经济理论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你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些什么呢？我想如果我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读完此书我的第一感觉肯定是有趣。有趣在哪里呢？故事、小八卦之类。至于经济理论？不好意思，忘了。难怪作者在致谢部分鼓励读者们要再去看别的书。

当然，话说回来，上述三点其实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因为所有思想史的著作或多或少都会限定范围，否则涉猎过宽反而不着边际；理论阐释有歧义也在所难免，即便是像布劳格（Mark Blaug）这样的思想史大家，在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的时候，也存在严重误解；至于为了可读性而失去理论叙述的严谨，也没有必要过多苛责，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如果说仅是这三点问题，《天才》最多是本不甚完美的杰作。真正使得该书成为一部不合格的经济思想史的，是作者对于经邦济世的追求。

没错，《天才》的主旨不是叙述经济思想，而是试图凭借那些已故经济学家高大上的形象来解释经济理论在当代的应用。

我相信很多人、包括笔者周围的经济学专业人士读到此处都会问：难道这样写思想史不行吗？我的回答是：不行。

喜爱经济思想的读者应该知道，提出“经邦济世”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就是斯密本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是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今日的“经济思想史”部分——的开篇说出这一观点的，具体来说，斯密用的词汇是“富国裕民”。然后紧接着，斯密就动用了差不多占整本《国富论》五分之一的篇幅（二百余页）将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富国裕民”的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骂了一个狗血淋头。自此一役，重商主义一蹶不振（当然其幽灵始终徘徊在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之中）。相比之下，另外一个也自称是“富国裕民”，却偏爱玄想的体系——重农主义，斯密却只用二十来页便打发了。这种文字编排中的反讽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其实斯密自己就没想过《国富论》能一战成名，更别说经邦济世了。而且当他成名以后，还立刻跑去干了一件绝对违背《国富论》中自由贸易原则的事：当了半辈子的苏格兰海关专员，专职管制贸易。

所以，当布赫霍尔茨不辞劳苦地发掘出大量现代实例来论证那些已故经济学家的理论对当代世界有多么重要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所见的，不是思想，而是一个个漂浮在空中的魅影，因为每位经济学大师似乎都是像天使般突然降临到尘世间的。

我们不知道为何在那么多思考经济现象的睿智头脑中，只有斯密首先向我们阐述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原理；我们也不清楚斯密所言的现代社会只能建立在私利之上是不是一种强词夺理；作者笔下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看起来更像是位抑郁症患者，因为表达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是特立独行的观点而出名；至于穆勒（John Stuart Mill），好像是位天才，但理论无甚新意，却因为中庸而有幸被现代福利国家采纳；制度学派，美国人的专利，完全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知道它在不停地批评别人；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货币主义者们，更像是一群与凯恩斯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白宫说客。

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斯密的思想必须置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解释；“马尔萨斯陷阱”是描绘前现代世界发展轨迹的标准模型；穆勒的思想体系之广泛深刻，至今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够超越；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则是纯正的英国血统；至于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争论，背后主导的实际上是经济学家理解货币现象以及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深刻分歧。

因此，《天才》与其说是一本经济思想史，不如说是一本运用实例对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点进行补充性解释的著作——而且在这方面它做得还不赖。可是，如果说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解释那些已写入经济学教科书的知识点，那么要经济思想史何用？

在笔者看来，经济思想史追求的，不是学以致用，尽管经济学所有的其他分支学科都以此为己任。但经济思想史不同，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绘制一份经济学家的谱系，为每位经济学大师在人类精神的星空图谱上找到适当的位置。

由此而论，一部合格的经济思想史著作至少要做到四点：首先是要有明确的主题，这是绘制谱系的轴线；其次是每位思想家的身世，其中既包括他的思想传承（主观因素），也包含他所身处的世界对其产生的影响（客观因素）；再次是思想家的理论，不是现代人的演绎性解释，而是文本自身的叙述；最后，才是思想家对今世的影响。

正是基于此，《大师》一书才让我觉得惊喜。

其实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人士或者爱好者来说，《大师》会是一本让人觉得很古怪的书。因为一来里面讲的尽是些历史文献，没什么现实意义，最接近现代的也只有作者所称的“哈耶克时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二来书中论述的正统经济学家其实只有四位——斯密、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如果算上马克思的话也只有五位，而且凯恩斯只有大约四页篇幅；然后书中还有一大堆经济学家陌生的名字，比如默瑟尔（Justus Möser）、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及弗莱尔（Hans Freyer）；最后作者穆勒（Jerry Z. Muller）对于哲学、政治和文化的关心似乎远胜于经济理论。总而言之，《大师》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杀马特”风格的经济思想史。

斯密、熊彼特、哈耶克

但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将思想史叙述演绎得恰到好处。

与《天才》一书只关注上述第四点——即当代影响——相比，《大师》首先就有确定的主题，围绕着学者对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市场——的反思展开，这就要比“身故”这类奇葩设定好得多了；其次，每位思想家登场前先搭好舞台，即他们所处的时代、思想传承，所以即便书中论述的学者跨越多个学科、思维方式差异巨大，但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们的思想相互呼应；再次，让思想家自己说话，每一个观点都要有证据、有出处、有文献支撑（当然这就造成了该书最大的缺陷，海量的引证大大降低了阅读趣味）；最后，思想的现代影响，不过这也是本书最弱的地方，因为所有的推论、观点都在之前三点叙述中给出了，结论就变得十分简短。

如果要问如此这般的思想史叙述有何好处？从《大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便作者只是位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理论的认识也超过了现在许多的职业经济学家，比如“经济增长”的实质并非是什么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的变化，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只能为上层阶级所享受的消费品，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里……”（第81页）；“萨伊定律”根本不是什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而是“企业家是拓展想象中消费者需求的主要力量”（第198页）；凯恩斯也不是什么政府干预论者，他只是强调“政府角色的扩展是‘避免现行的经济体系从整体上发生崩溃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也是保证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顺利发挥的基本条件’”（第394页）。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大师》一书给出的思想史脉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永远都不会写入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知识。例如伏尔泰对于市场活动所作的道德观念转换如何影响了斯密；伯克又如何从斯密的思想中发展出了面向未来而非过去的“保守主义”理念；黑格尔早在经济学家之前，就提出市场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更是将个人结合成为社会状态的制度；从马克思、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种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并非面向未来，而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彼特又如何从尼采那里获得了“创造性毁灭”的灵感。

最后要补充一点，《大师》绝对不是一本完美的作品，其中仍然存在不少误解或是可商榷的内容。但是得益于其严谨的思想史写作，对于那些想要获取纯粹知识的愉悦而非实用性观念的读者来说，《大师》一书带来的乐趣要远胜于《天才》。

四

在当代经济学的众多学科中，经济思想史是一门濒死的子学科，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大师》一书应该让经济学家感到更大的危机：经济思想史叙述可以不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但是反过来，经济学理论却不能没有思想史。

事实上，经济思想史的缺席已经造成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迟缓。当代经济学研究看似日新月异，技术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可是与大数据发掘、计算机熟练编程以及复制自然科学理论等经济学生存技能并存的，是经济学家对“效用”、“理性”以及人类行动的基本原理等等基础理论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纪。因此诸如将科斯的理论等同于“科斯定理”、看到商品交易现象就认为是“市场经济”、把“公共品”概念和政治学中公共领域的产品、服务混为一谈等诸如此类的低级错误，在经济学家中已是司空见惯。说实话，这些年来的经济学发展，确实有些类似于经济史中的一个名词，Involution（内卷化发展），量的增长、质的停滞。

当然有不少经济学家都提出要重振经济思想史，而且他们认为思想史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它脱离现实，死板教条、照本宣科地复述已故经济学家的理论太惹人嫌，经济思想史必须贴近现实。但是就像我们从《天才》这本书中所见的那样，这类次世代的思想史叙述只是让经济思想史变得与《经济学原理》这些教科书无异。

所以我的观点是：还是让经济思想史保持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吧。

尽管凯恩斯在《通论》的最后曾言人类世界是由思想所统治的，可是统治的方式绝对不是将思想降格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而记述人类思想历程的思想史更不是这样的一件工具。思想史是一门冥想的艺术，是当人们面对周遭世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躁不安时，教会他们暂时放下一切，静下心来，仰望星空，想一想自身在这浩瀚宇宙中的位置。

思想史的叙述就像是在描绘一幅人类智识星空的导航图，无论星图的绘制者是否偏离了航道，好的思想史总能让个人在其间找到那颗属于自己内心的星星，让学科找到自身发展的轨迹。

选择与目的，培养个性与保持赋予生命价值的感性认知，独立与团结，集体特殊性与普世利益，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平等——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张力关系特征，我们不得不继续在生活中与之相伴。不同个人和社会关于这些张力关系的经历大相径庭，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其结果也迥异。了解这些张力关系形成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市场社会中人类的内在关系——同时了解对于这些关系曾经做出的最佳思考——也许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合理的批判或者更伟大的和谐。无论怎样，这些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意识路标，告诉我们曾经在哪儿，此时身在何处，以及未来将去向何方。（《大师》，第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