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文明型国家》：构建话语体系诠释中国之崛起

几十年间，中国的迅速崛起有目共睹。但是要读懂中国不易，因为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盲人摸象的解读很多，每个人都只看到中国的一部分。如何真正读懂中国？

8月10日，由复旦大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中国话语丛书”全面启动暨《文明型国家》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市社联召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副院长范勇鹏，研究员寒竹、文扬、白果、各级专家领导与会共论“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之于中国崛起的重要内涵。

“以西方政治学话语解读中国几乎都是错的”

继《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以及“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之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于今年5月出版新书《文明型国家》。作为“中国话语丛书”的开山之作，张维为在书中提出“文明型国家”八大特征，概括“中国模式”八大特点，并梳理了中国可能影响世界的八大理念，从而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有机联系、层层推进的逻辑系统，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亦借此入选2017年迎接党的十九大97种重点出版物，同时入选22种重中之重。

为何要创造中国话语，怎样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张维为表示，“中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早就超出了西方话语能够解释的范围，即西方话语没有能力诠释中国这样的崛起，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我自己做政治学研究，很清楚的发现以西方政治学话语来解读中国政治以及预测中国，几乎都是错的。因为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是西方，特别是战后美国形成的政治学必定是错误的。从现实来看，这些年在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领域，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渗透非常之深，讲来讲去总会要求转型到莫名其妙的西方模式，以为那才是正确的。换言之，先下没有一种话语体系可以讲得好中国故事。”

“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院的使命是‘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国际中国话语体系，所谓全面就是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所谓透彻就是要讲真话，把问题讲清楚；而强势则是因为西方话语，包括我们自由派学者的话语都讲不好中国的故事。此外，称它为国际的中国话语，则是因为在具备丰富学术涵养的同时，我们的研究亦要求话语接地气，要能够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是“文明型国家”

在《文明型国家》一书中，张维为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即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

“文明型国家”中的文明应作何解？范勇鹏认为，“‘文明型国家’中的文明与西方所宣称的文明大有不同。西方文明长期以个别文明代表普遍文明，但文明的本意实则是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此外，西方的一神教文明在方法论上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常言的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治等概念都是地中海特殊地理历史环境下所诞生的产物和观念，它们只能使人类走向大分裂，而非大融合。所以不能仅因形式的表象而忽略文明的实质。所以，文明的实质是一群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它唯一的评价标准是秩序的好坏、福利的高低、人心的向背，即《文明型国家》里所强调的治理的结构，而非任何一种先验的形式标准。”

为何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寒竹表示，“从时间上看，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工具的使用，然后语言文字的产生，城市国家出现。然而，国家是形成文明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国家不足以成为文明，国家概念是被包含在文明概念里面的。一种文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国家，比如阿拉伯文明、日尔曼文明包含很多国家，而唯独中国从秦汉以后就是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中国即是华夏文明。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是中国几千年下来所独有的特点，亦是《文明型国家》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同时，也是一个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这包括它独特的制度、模式和理念。回望中国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近代一百七十多年艰辛探索，尤其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塑造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使得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崛起？

范勇鹏认为，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明成就、国家建构甚至政治制度所达到的高度无人能及，两千年前中国先贤就开始对公利问题进行讨论。而西方文献里很少有制度史，西方政治学绝大多数谈的是统治问题，围绕统治者怎样追求私利进行，西方直到孟德斯鸠才开始关注制度背后的原则性动力。从现实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国家建构和现代化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在此条件下，给国家问题加入文明的维度，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实事求是且非常有效的方式。”

“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有何意义？

其实，在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类的演进方向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绝对发展模式，二者可能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方向性的不同其实是文明的终极含义。从人文、社会的角度，文明一定不是线性的，而是有选择的。文明的分演具有多样性，它是一些偶然的特殊的历史的群体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下做出不同选择的结果。

面对中国与西方殊异的选择，“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对未来有何深远意义？白果觉得由于走的是两条道路，中国的理论、话语、制度设计肯定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的思想、逻辑以及底层架构亦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西方的态度很多时候类似于我们的战国时期，建立在一种扩张的基础上。但这种扩张在我们如今越来越小的地球里面无疑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具备毁灭的力量。我们则不再是分散的部族，而逐渐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整个人类文明试错、容错率越来越低。”

寒竹坦言，“中国大一统传统下的治理逻辑相对比较有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对整体性的把握要比西方好一些。中国文明中的可持续性、整体性以及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在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只是一种补充，它有助于我们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合现代发展的地球村，整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文化及思想亦借此得以更好的延续。”

“面对全球化的现状，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于重造新的全球秩序。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带有殖民色彩、暴力模式，而文明型国家对外辐射则是通过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即是如此。同当代全球治理的旨意一样，中国文明亦希望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就是思想的结晶。文扬补充，虽然思想和政治各有逻辑，但很多时候需要思想走在政治前面。“文明型国家”的概念解构了西方话语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支撑，为讲好“中国故事”，充分认识和包容中国文明特殊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今年，“中国话语丛书”准备出版四本，明年按四到五本的计划推进。张维为表示：“我们希望拿出来的书籍质量要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内容，我们从政治经济学开始，以后会逐步扩大。我们希望以此使更多人加入原创中国话语的队伍，带动原创中国话语体系，从而逐步把原创的中国话语研究成果推向社会、推向国家、推向世界，不断增进国人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国人和外部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的崛起有更为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