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不分配利润想把社会企业做大没戏

【编者按】

徐永光这个名字，公益圈外的人鲜有知晓，但说起“希望工程”，却少有人不知，而徐永光正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开创者。2017年8月10日，徐永光带着由弘益文化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发布会。会上，徐永光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历程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企业就是一门创新的生意，把解决社会问题融入商业，一边做好事，一边赚钱”。但在他看来，用社会企业模式来做大公益，不分配利润什么都没戏。徐永光觉得，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有效地F得到解决。以下是徐永光演讲全文：

其实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做了三十年公益，大概只有公益圈的人认识我，圈外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我是谁。近期，由弘益文化公司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这本书。这本书主要在谈什么是社会企业，同时也讲到了公益的变革和创新。

社会企业其实是一门创新的生意，它把解决社会问题融入商业，一边做好事，一边赚钱。这个模式也是在慈善界对百年慈善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我们这么多的慈善投入，收效甚微，有的甚至是越给钱越麻烦。为了把公益人的热情激发出来，就应当用商业的手段来做公益。

无论是欧美、日、韩，或是台湾、香港地区，还是贫穷的印度、孟加拉、非洲国家，那些除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社会企业，基本上都有一个方向，他们主要是为社会底层人群服务，或是为边缘人群服务。但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企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人人需要社会企业，这是非常大的区别。

社会企业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这是共性，使命第一，赚钱第二。中国社会企业主要覆盖了两大领域，第一个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残疾儿童的教育，残疾人就业等领域。比如说，养老的需求是100，供给只有10，这时怎么办呢？这就要动员社会投资进入到这个领域来。所以，我们的一些社会企业实际上在做政府要做的事情。他的社会性，公共性很强。为什么说摩拜单车是交通领域的社会企业，因为它让我们出行更方便、更环保。因此，中国的社会企业当中一个占比相当大的一部分处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

还有一些是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领域，例如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些领域都是社会企业关注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吃鸡蛋、大米、油，喝酒都是问题，富人也无法幸免，你要到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的餐厅吃饭，觉得那些餐厅里没有地沟油、毒大米，食品都是环保的，这种企业在中国就变成了“社会企业”，它解决了我们的痛点，是我们社会人人都需要的。

事实上，目前这两个领域需要几十万亿投资来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扩大有效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同时，我们的社会企业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我了解了一下国家现行的免税政策，一对照发现和我们社会企业关注领域几乎是重合的，比如农业、环保、教育、医疗、养老等等。

此外，关于社会企业我发明了一个靶向图，完全命中社会痛点的企业是十环企业，也就是社会企业，越靠近十环，这个企业离社会企业越近。去年的“中国社会企业奖”就是把我的标准作为中国标准，把靶向图作为评判标准来筛选。我们的社会企业领域需要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这连带出一个一直纠缠了我们多年的问题，即社会企业到底能不能分配利润。我想说，你定的不能分配利润很麻烦，你是神，我们是人。如果社会企业不能分配利润，或者限制分配利润，那咱们就别谈发展了。

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三十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社会企业。民政部刚刚公布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三十六万家，我看了一下名单，其中从事教育、养老、医疗、科技、社区服务、商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超过了三十万家。这三十万家企业的情况我很清楚，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是私人投资的，而且这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几乎背后都有一家公司。这些情况政府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民非加公司在那里双轮驱动。

我一直在质疑，现在公益和商业模糊的搞法是有问题的。前几年，我一直批评民非制度的四宗罪：关门打狗（钱进来就变成公家的了），逼良为娼，遏制投资，寻租天堂。你要是不给好处，年检还过不去。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2015年，十部委关于鼓励养老投资发布了一个文件，明确提倡民办非企业的模式来发展养老事业，而且允许关联交易，文件规定只要关联交易接受政府监督就行了。因为他们知道公益是做不大的，没那么多钱。养老需要几十万亿的投资，公益模式行不通怎么办呢？那就用商业模式，但是商业操作他们又希望带公益性，于是就干脆公益一个，商业一个，两个一起来做，双轮驱动就把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政府还是很开放的，模式想清楚了就做，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道路，民非加公司的发展模式。所以从宏观上来看，做大公益分配利润是必需的。

我在书里面介绍了厦门五齐学校。十年前，他们就已经把八万农民工培养成了白领。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被我们的专家发现了，就帮他设计成社会企业的模式，宣布不分配利润。这十年来，它受到道德绑架，道德审判把它逼进了黑洞，苦苦挣扎。书里的这个案例是最说明问题的，从这个层面讲不分配利润就是死路。五齐学校的创始人张芳的教训非常的深刻。英国社会企业研究发现，英国社会企业限制分配利润，只能分35%，投资也害怕了，之后进入了资金黑洞。两年前，英国修改法律，取消了35%的分红限额。

如果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就只能做慈善的模式。要是做企业，不分利润门也没有。我七年前在香港抛出了我看法，结果把香港社区论坛吵翻了，他们说不行，现在还不能这样说。我是懂企业的，光拍脑袋不行，无论从宏观，中观、微观来看，不分配利润把公益做大都没戏。

以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在制定这个标准时，都忽略了还有一种企业叫公有制企业。中国过去有一些竞争性的公有制小企业，他们现在消失了，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比公有制小企业还差劲，更加没有竞争力。国外没有这个经历，我们有。所以，我们有天生的免疫力，一说这个就知道不靠谱。他们不懂，因为没经历过，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孟加拉都没经历过公有制，所以没有免疫力。

我想谈的最后一点，是有人说我讲“公益向右”是害公益还是救公益呢？我说，我绝对不会害人，“公益向右”能提升千亿资源的配置，每年千亿还会变大，“商业向左”将激发万亿社会投资，甚至数十万亿，这样一定会有效地、可持续地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正如德鲁克所言，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最近有一位公益品牌的创办人问我应当怎样向社会企业转型，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从公益创新转型到社会企业，这和科技创新变成生产力是一回事。创新首先是人的创造，必须确立以创新者为中心的定位。按这个逻辑，要转型的时候企业分股权，股权设计应该以创办人和团队为中心，设计出最有利于业务发展、员工激励和吸引投资的机制，新注册的公司最好以私人持股为主，由股东们决定把多少盈利或者股权捐给公益事业，等把商业做大，再来回馈公益就行了。赚了钱再回馈公益，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企业模式。

（演讲内容根据现场录音和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