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地走向世界──读徐国琦《边缘人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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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最近刚刚出版了他具有半自传性质的“浮生六记”，书名《边缘人偶记》，这本书记载他在安徽赤贫农村的童年、上大学，走出国门、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尔后在美国执教多年、在迈向学术尖塔的顶端之际，以半百之龄落脚香港大学的奋斗经历。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作者在书中以直率亲切的笔法面对自己的漂泊半生，在滚滚红尘中坚持做单纯的自己，用“我行我法我求索、不野不文不逐流”来形容，应是极为贴切。

初识徐国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于复旦大学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他当时的发言和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议程的开放讨论中，他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怒指着一位发言人，严词斥其不懂学术规范。个头不高的他看来却是气势万丈，滔滔雄辩中带着一丝得理不饶人的洋气，但又略有几分农民的率真粗犷。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气质的学者，我这样揣度着！可是当时未有机会交谈。2008年于长沙召开的中外关系史会议上再度遇到徐国琦，始知他来自极为贫困的安徽农村，联想起数年前他足蹬椅子的情景，终于理解他何以有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从2005年到2017年春，徐国琦已连着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三个世界顶尖大学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本英文学术专书，每本书都获得好评，达到人文学者所谓著作等身的成熟丰饶期。

2009年初，我休学术假赴哈佛大学担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当时徐国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学担任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他正忙于《西方前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译本出版于2014年，书名为《一战中的华工》）英文专书的最后阶段，这已是当时他的第三本英文专书了。因为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准，就请我来协助汉语的拼音。渐渐与他熟识后，觉得他总是悠哉闲哉地一劲儿用功。低着头就是想着宇宙间的大学问，读书既广且多。抬起头来就是品评天下风云时事和中美关系动向，论理清晰而精准有味，令人眼界大开。他天真豁达而积极开朗，既不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无比，却不屑使用机巧谋略。这样单纯追寻自我的快意读书人在当今的人文学者中已属难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轶事，我乍听之下，最初感到惊愕，继之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兄弟不识字，从小被人欺侮：未上学时穿着破裤和一群乡野童伴拿着畚箕，争抢牲畜粪便；幼童时顶着蒙蒙的天光上学，在乡野小径被狼犬追赶；读小学时挨在母亲身边共享一盏小煤油灯，母亲织布，他写作业；读中学时睡在茅草床铺上，整身被蚊虫叮咬……这些点点滴滴成为他生命中的奇特锻炼。我深觉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乡愁经验，徐国琦怎经得起这么多的苦难，得以让他靠着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齿和血吞，一路求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勇闯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帮他做口述录音。当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时，徐国琦的第一个反应是错愕！“绝对不可以”，他觉得自己还称不上是学术大师足以立传闻世。而我的初心很单纯，我说我不是押宝你可能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你的故事绝对值得写！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这份口述史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发表，而且不得告诉任何人。我当下欣然同意。

于是，这次的口述历史计划如同谍影工作一般展开了。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有间气派高档的研究室，而我挂单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因访问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不提供个别研究室。三月的麻省剑桥，天气怡人，树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树让他的红砖瓦研究室愈显得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内总是摆满了杂七杂八的各种书籍，一团紊乱。每次为了录音访问，我们都先清出位置来，摆设好录音设备，并且腾出空间让我找到好位置来记录。一次访问进行中，他突然感到饥肠辘辘，脸色一沉，要我和他马上离开研究室直奔附近的一间川菜饭馆，央请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极辣的水煮鱼和水煮牛肉。他迫不及待地要进食，待菜饭一入口，脸上立即露出快乐似神仙的逗趣模样。他说从小就饿怕了，绝对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点了二锅头，说这是农民喝的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喝不完的酒作势要系在腰间（当然这在麻省是违法的，他最后没这么做），笑称自己是《水浒传》中性烈如火的鲁智深。在完成六次访问后，我自己因为忙碌，整理录音带的工作也迟迟艾艾，未有进展，直到2012年我忙完个人学术专书后的空档，始将六万字的文稿交给他，终于履践君子之诺。当时我觉得可能空忙一场，因为他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否则这份文稿也可能石沉大海。事隔多年，我都快忘记这件事情了，今年过年前徐国琦说他考虑将录音稿以及他近年写过的师友杂记编撰成书，问我意见如何。我说你就算不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学术明星，这书仍是应该出版的。因为这样精彩绝伦的动人故事，应该被书写下来，成为下一代年轻人逆境求生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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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和我同属1962年生，属虎，略长我数月。他出生于安徽农村，从小在饥饿中长大，而我出身于台湾的小康之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走向经济奇迹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对照在于我们都成长于美苏对抗时代的敌对阵营。他虽经历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搁考高考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18岁（1980年）上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逢左右思想激越奔腾、年轻学子求知若渴且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60和70年代人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潮到80年代依旧兴盛。我虽读了台大，因结婚太早，来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徐国琦上大学时，英文考了零分，靠着一本英文字典苦读文法，再攻读南开美国史硕士；最后放弃南开教职，取得奖学金，直上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和他不仅同年生，同年上大学，而且同样属于从事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在学术的起跑点上他像一颗飞速的白球，几年之内完成了这么多本掷地有声的书，如同打棒球漂亮出击，一下子就打了好几个全垒打，而我或同辈的学者都还在跑垒状态。在学术领域上的成就，他可说早已遥遥领先于我辈学者，真令人汗颜不已！

因为和徐国琦的研究领域相近，我先后在台湾《新史学》和《台大历史学报》评述过他的英文专书对国际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我在评论《西方前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一文中，主要介绍该书如何运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史视角探索一战时期中国在国际史的坐标，以及对一战华工研究的新论点，藉以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过去对一战华工的人数有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根据徐国琦教授的考证，14万人比较可信，后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说法。从资料搜集而言，《一次大战的华工》可说是踩着一群远赴“欧洲的奥德赛”（European Odyssey）之足迹，遍访与华工相关的欧美各国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还有华工后裔主动提供图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资料之丰，堪称令人惊奇。特别是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锁的加拿大华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让这本书展现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这书在枝叶繁蔓的多元档案中爬梳出富有意义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诠释，显示出徐国琦综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国际史研究最难达到的境界之一。

徐国琦为何关注华工和下层农民，这可能和他生长于贫困和忧患的命运相连，他想要为广大的农民发声。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学、走出国门来到哈佛这座学术精英的研究殿堂时，乡下农民的善良朴实始终是他的一方挂念。一战华工大多来自不识字的农民，仿如他的家乡父老，他在故纸堆中找寻有血有泪的故事。学者在找寻研究论题时，当然是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我们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作者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将故事自圆其说的看家本领。我个人以为徐国琦在《一次大战的华工》这本书中多少反映了他个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移情作用，他们都将个人身世情感寄托于传主身上。徐国琦以中国下层社会的农民或边缘人（Marginal Man）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的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或许有人不以为14万华工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但徐国琦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将材料用串针般的技法组织起来，将一些散落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彩衣，而如果仅是说故事，是无法获得一流学术出版社的肯定的。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贯通能力，《一次大战的华工》不仅是学术著作，且是可读性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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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输。他要向西方学者证明他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系列著作之精义。2014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其雄心昭然若揭，他要挑战半个世纪以来英文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二万字的长文评介这本书。现今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更是牵动世界局势的最主要的两股力量。自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意于扭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径的自我批判。中国崛起之后，中美两国隐然有种相互对抗和竞争的心态，徐国琦强调正向意义的共享历史，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徐国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的影响，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视域下的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显然步趋入江昭以国际史视域诠释中日关系的发想，但徐国琦提出以“共有的历史”诠释中美关系，则是另辟学术蹊径。从近代中外关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触动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最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代美国对华关系则被喻为“改良的帝国主义”（Ameliorative imperialism）或一种特殊友好的关系。近代中日和中美两国的关系，有若中国对外关系的光谱两端，如何从国际史视域提出一套诠释中美关系的架构和方法？在21世纪中美两国如何形成一个和谐共享的价值观，构建互信渠道，求同存异，走出一味竞争的政治误区？这是徐国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文明的现实关怀。

欣闻徐国琦在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学出版最新英文力作《亚洲与大战》。他几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学术专书（这些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学术审查机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睱给。我和他开玩笑说，好似我们才刚磨好砚台，假以时日要来试笔开工时，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书。熟悉他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人，始知这几本系列著作并非仓促完成，其前期档案搜集和构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从在哈佛读博士起，他就四处搜集材料，沉潜了近十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2005年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只是鸣枪起跑而已，接连的几本书才是冲锋陷阵的学术实力战，更为他赢得了不少学术荣冠。作为学术上的诤友，我不免劝他要踩煞车，休养生息，毕竟已年过半百。谁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编三杯酒灌下肚后，签了下本书《何谓中国》，看来这只学术飞虎将继续长征世界！

这本《边缘人偶记》记录了一位从荒地里走出来的中国人，有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他将林语堂的话“一心评宇宙文章、两脚踏东西文化”奉为座右铭。人文学者大致都会碰触到身份认同的终极关怀，自我、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往往纠结着人文学者的心灵，徐国琦也不例外。这本书是他奋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东西交会的人文荟萃之地，以“边缘人”自居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正是“边缘人”处境让他得以自由远观不同国家和族群文化。有时我们觉得远身观看物影是虚无飘渺，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发微见隐，重新认识它的壮丽与缺漏。很高兴终于看到这本传记的出版，并且击节祝贺。徐国琦以诚挚平和之心面对生活，感恩并珍惜得来不易的喜乐，这本书所述的学术人生不仅让我感觉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也同样会使其他学者产生强烈共鸣和启发，有引人入胜之妙。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