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看看“慰安妇”的真实生活，明白我们该做什么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里，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当日本年轻女孩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曾经的“慰安妇”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这和我以为的不一样。想象中老人应该是情绪激动，或者愤怒或者难受，甚至只是看着照片落寞地长久说不出话来。但都没有，老人只是笑了。

——这一点都不艺术。

其实相比于郭柯导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够艺术。

《三十二》虽然看起来说的是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韦绍兰的故事。

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发现怀上了日军的孩子，《三十二》讲述的便是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当罗善学讲述着由于自己的身份带来的一生悲惨遭遇时，观众们被感染了，在弹幕里他们留下了“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的话。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讲清楚了，打光、配乐、镜头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为之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

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没有了艺术加工。

不够艺术了，那么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

当你看到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事情后，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呢？无论如何，你所觉得的都只是一种建构，是带着你固有观念进行的建构，但也许真实情况你是想不到的。

韦绍兰拿着很少的低保，观众都会担心她这么多年怎么维持生活时，她说的是：“会用就够了。”

当我们以为韦绍兰会绝望、会感慨人生对她不公时，她说的是：“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里面的画面，《二十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特点。真实。

我们想要看到的，和这一切真实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吗？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我们脑海中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忘记了，她们才是历史的见证人。

于是在《二十二》里，通过琐碎的剪辑我们也许无法记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么特点，哪些话具体是哪个老人说的，但有些话我们一定会记得，因为活到现在的老人们，大都是说着同样的话。

“他们（采访的记者）每次问我的那些问题，我都不跟他们说真话。”

“自从十七岁之后，我就再没有提过这些事了，没有、没有，我想把它们带走。”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就过去了。”

……

她们生活得并不好，年纪也很大了，几乎都在乡村，每次有人来村子里采访、送东西时，村里人都会指指点点。

我们也不必去赞颂她们在坚强地活着。坚强地活着是因为心里苦却咬咬牙，但她们也许并不需要很坚强才能活下去。

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里，吃的东西也不好，但她养了好几只野猫。据她女儿说，这些猫本来都是流浪猫，但她看见了就不忍心了，于是有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猫先吃。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影片里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

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哟，艾嗨艾嗨哟，艾嗨哟，多么美丽哟，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她们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乐。不要去开上帝视角看别人、要求别人。

在纪录片里还有着这样一个情节，终于老人开始主动说起了自己的事，说着当时的经历、说着逃回家后丈夫的安慰、说着父母的难过。

然而到最后，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这么说：“我说完了，不说了，我说得不舒服。”

是啊，谁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生气都会痛哭，更何况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

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都是老人们的笑容和笑声。

我愕然，然后我莞尔。

导演也许就没想赚你眼泪。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会天生对这个题材敏感，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涉及到这个题材，只要看到悲惨的情状，你的泪腺都会遏制不住。但导演不想这么做。

因为对老人们来说，陷入过去并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一哭了事然后继续做其它事情，但老人们的生活是她们自己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在度过的，她们必须找到活下去、并且是开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后，引用的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的一句话。

1982年的秋天，当张双兵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时，他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当他上去帮忙后，老人笑了，然后和张双兵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

通过聊天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当时张双兵想的是，多记录下这段历史，于是他经常在聊天时把话题引向那段经历。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这么说：“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直到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后，兴奋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帮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老人想了很久，终于开口，据张双兵回忆，老人讲了很多次，断断续续的，本来开开心心的老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以泪洗面，然后讲不下去。

这之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后悔了。

在《二十二》电影的最后，引用的就是张双兵后悔时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她们如果太较真，那么在遭受苦难的第一天就会“死去”。所以真实人生中，她们永远有着温馨、有着希望、有着美好、有着歌声。

较真的不该是她们，我们也不该逼着她们表现出较真。——但较真的应该是我们。

在《二十二》上映前，片中记录的“慰安妇”又离开一位——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于8月12日晚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据该片顾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已从200多人锐减到了14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

本文写得很琐碎，就像纪录片那样琐碎。但我们不必从中去提炼出什么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愤慨也不必强调说什么要铭记历史，我们只需要去陪着她们，看看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不必从她们身上去提取意义，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电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谁都清楚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

陈歌辛有一首歌是这么庆祝抗战胜利的：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