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伟︱一段被遗忘的《永乐大典》庋藏史

《永乐大典》（下文简称“《大典》”）自隆庆元年（1567）重抄完成后，正本的流传线索，便杳无踪迹。关于《大典》正本的下落，研究者曾有这样几种猜测：（1）随明世宗殉葬永陵；（2）藏于皇史宬夹墙；（3）毁于明末；（4）毁于乾清宫大火。如果说，对正本流传线索的考察，目前尚面临文献无徵的困境，那么，副本的流传，在文献的记载上，尚可以理出一串相对清晰的线索。正本消失与副本庋藏在时间上的重合点，也就是从隆庆元年到清初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有关正本、副本的文献记载不算多，却十分关键。集中考察这段时间的文献记载，对重新认识与《大典》相关的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近些年，大量明清别集影印出版，为深入思考《大典》正、副本庋藏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六十三册，影印了张能鳞的《西山集》。其中，有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此前研究者没有关注到的。

皇史宬检书记

顺治十二年（1655），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查检明代玉牒，曾作《皇史宬检书记》记其事。这篇文章对研究《大典》纂修、装帧及庋藏等问题颇重要，迻录如次：

皇史宬者，大内藏书室也。藏之所以垂奕世也，曷为乎以皇史名？煌煌巨典，非宬莫能贮也。宬之为制，石栋、石楹、石门、石牖，间列五楹，高数仞，凡椽梁斗拱宜用木者，皆以石为之，古称石渠石室者此也。夫经史子集书，悉藏于壁雍，惟一代创兴，祖谟宗训，朝廷之嘉言善行，裒为实录，以及天潢玉牒谱系，皆贮焉。所谓国史秘典，非恒觏也。余以顺治乙未承乏仪曹，委检前代玉牒，因启金匮而遍览焉。其间谱牒、训诰俱属乌有，以胜国之集不存也。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自天文时令、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皇帝王覇、德化政教、兵农礼乐，至草木鸟兽虫鱼，无微不备。每一事一物，必详考其原委，而引述经史子集，并前人之序赞、传记、词赋、诗歌诸体，具录之，名曰《永乐大典》。因思永乐以靖难为名，其时兵革之事甫熄，辄能网罗一世英俊之士，致之阙下，俾集馆阁，各抒所长。草创纂集若而人，讨论典实若而人，编辑修饰若而人，总裁润色若而人。极天下之名贤宿儒，亦得自効于文章，以赞成一代玮制甚矣。帝王之有天下，未有不崇儒右文，首重典籍者。余窃幸备官，获窥兹典，虽未敢如子云、相如侈美大之词，壮炳蔚之色，乃谨以所见，退而自书，志刘览之异云。

张能鳞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检明代玉牒，才有机会打开金匮，遍览所藏。此次检书，张能鳞在皇史宬中没有找到谱牒、训诰，却无意中发现了《大典》。据其描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入宬检书前，张能鳞似不知《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匮中，事后记浏览之异，语多惊奇。

张能鳞入宬检书前，在顺治十年（1653）三月稍后，陈爌给顺治皇帝上过一道奏疏，曾提到《大典》的情况：“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然以韵为母，事从其类，文无纲领，第可备考核而已。”（陈爌《请购遗书疏》）或因陈疏对《大典》评价不高，当时并未引起顺治皇帝注意。

《西山集》另收有一篇《自勉图序》，内容为张能鳞自述读书、仕宦经历。其中，谈及赴京应考、迁仪制郎后，入皇史宬检书事云：

遂赴京应考，选故事，命“子路问政”章题。同考者八十四人，余列十四。凡十三人补省中，而余以例裁台中，遂授仪部尚书郎，盖余时年四十也。志奏最，余在南宫授典礼之官，分典属国，既迁仪制郎，凡五服三族、五官六宫，莫不详其秩序。及奉命入皇史宬检阅玉牒，因而金匮石室之藏，得沉酣其中者数月焉，亦职掌之大幸也。

将《自勉图序》与《皇史宬检书记》合看，当时张能鳞入宬检书的情形，大略可考。张能鳞迁仪制郎后，利用查检玉牒的机会，进入皇史宬，发现了沉寂八十余年的《大典》。因是奉命入宬，时间充裕，张能鳞检阅从容，得以在其中“沉酣数月”。张能鳞当日所见，《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匮中。据他描述，“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这条记载，与徐阶奏疏中引嘉靖帝谕旨“今不必若式，只以经书册大，便于匮置”，颇能互相印证、发明。《大典》录副伊始，即已有“便于匮置”、入藏皇史宬的预想。雍正年间，移到翰林院的《大典》也来自皇史宬。由这种关联，张能鳞当日所见，藏于金匮中的《大典》，为副本的可能性极大。当然，由于正本下落不明，张氏所记语多模糊，对这条材料的判断，也就不能十分肯定。

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在皇史宬所见金匮中的《大典》，是否为明末入藏时旧貌？《大典》入藏皇史宬后，其间是否发生过变动？文献不足，只能暂付之遐想。不过，这条新材料也引起之前不曾有过的一些思考：当时盛放《大典》的金匮是什么样子？现在是否还存世？能否复原《大典》在明末清初的庋藏方式？

读到这篇《皇史宬检书记》，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廷玉、全祖望对《大典》副本的记载。据张廷玉描述，“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澄怀园语》卷三）。全祖望那篇有名的《钞〈永乐大典〉记》，也曾大略提及《大典》从皇史宬移出时的情景，“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全祖望说的“书架”是什么样子，与张能鳞说的“金匮”是同样的东西吗？

此外，《检书记》还特别提到《大典》纂修时的情况：草创纂集、讨论典实、编辑修饰、总裁润色若干人。张能鳞这样描述，是当日所见《大典》中即有纂修诸名，还是根据文献记载才有的这些知识，也无从知晓。

原有藏韵书之柜

皇史宬建成后，即置金匮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皇史宬全图》，据图中注，其东庑“内贮石刻法帖七十六块、前明实录金匮十九座”，西庑“内贮通政使送内阁副本”。由此可知，乾隆十五年以前，绘制这幅《皇史宬全图》时，明代的《实录》金匮已挪至东庑（即常说的东配殿）。

图中所绘《实录》金匮，自天命起至雍正，凡五朝三十一匮（石台西北角，独有一小匮）。据单士魁考证，此图所绘实录金匮，不列乾隆，图中两座石碑，注云“碑上无字”，而今所见碑文皆为乾隆十五年所作，故此图应绘于乾隆十五年以前（图中文字，皆据单士魁《金匮石室的皇史宬》，《清代档案丛谈》，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29-132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藏有一幅光绪年间所绘《皇史宬金匮图》，于石台上金匮的形制、位置（六排，每排二十三只，最北边三只，凡一百四十一只），绘制颇详。

2017年5月25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梁继红教授的帮助下，笔者进入皇史宬，对皇史宬的结构、石台上金匮的形制、尺寸作了考察。皇史宬东、西二庑，规模相对较小。因未对外开放，很遗憾，没能有机会进殿内考察。进入皇史宬主殿，迎面是石台。石台南侧，与墙壁之间，有一条过道。石台东西两侧，各有一碑，石台上摆满了金匮。各朝金匮的形制、尺寸，略有差异。测量金匮尺寸，长约一百三十四厘米，宽约七十一厘米，高约一百三十厘米。石台占据了整个主殿，石台上，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过道，过道两旁分别摆放着三排金匮，总数为一百五十二只。

金匮之间，排列紧密，空隙极小。金匮的上开盖，正面有铜签，铜签上有“某皇帝圣训、实录”满、汉文字样。靠近宬门的一排金匮，由东向西，其铜签上的文字分别为：1.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2.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4.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5.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6.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7.（铜签遗失）8.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9.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0.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11.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2.（铜签遗失）1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4.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15.（铜签遗失）16.（铜签遗失）17.（铜签遗失）18.（铜签遗失）19.（铜签遗失）20.（铜签遗失）21.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22.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实录23.大清慕宗毅皇帝圣训、实录24.（铜签遗失）25.（铜签遗失）26.（铜签遗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皇史宬金匮图》（光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皇史宬应用织金龙黄缎地黄绸里夹包袱”式样

光绪年间，八国联军侵华，皇史宬惨遭劫难，这些金匮也未能幸免，导致金匮内函、锁钥、龙袱、牙签丢失。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报皇史宬清查遗失物件时，曾有这样的描述：“皇史宬石门已开，拐锁、门闩概行失毁，石门内台上恭存金櫃共一百四十一只，尚不短少，惟匮上罩单、锁钥暨前后什件，并卷数金牌，无一存者，恭检前面匮内，樟木内函暨龙袱牙签，全行失去，函内实录、圣训……只剩一、二本……”（《李鸿章等交还皇史宬清查遗失物件由》折）。经过这番动荡，金匮原来的摆放位置，已经错乱。因部分铜签丢失，恐怕要参考旧图，从金匮的形制、花纹入手，才能辨别金匮的时代，进而恢复其位置。

明代，皇史宬除存放实录等档案的金匮外，也有专门盛放典籍的柜子。毛奇龄《西河诗话》云：“前朝皇史宬，原有藏韵书之櫃，然往为诸王携出，散失在外。至天启末止，有《洪武正韵》《韵府群玉》《经史海篇直音》《玉篇》《广韵》《诗韵释义》诸部，他无有矣。今诸书无阙，然不尽藏皇史宬，此内阁学士陆义山为予言者。”由此可知，皇史宬曾有专门盛放韵书的柜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柜子被“诸王”携出，业已散失。

与皇史宬相关的图档中，有一幅《皇史宬排架图》，颇为珍贵。图中绘有金匮三十二只，形制、大小不一，与上文所述《实录》金匮有别，上有文字说明（因图档不清，文字未识）。可见除存放实录的金匮外，也有其他形制的金匮，此图可与毛奇龄的记载相印证。

皇史宬排架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府写绘本，取自《艺术品鉴》2013年第十期）

四围橱簏众星共

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在皇史宬所见《大典》，是否也像韵书一样放在类似的柜子中，还很难下结论。但是，张能鳞去皇史宬，直接打开存放档案的金匮，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检明代玉牒，《大典》本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皇史宬检书记》引发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大典》存放于皇史宬正殿，还是东西二庑？是否有专门盛放《大典》的柜子？还是后来有什么变故，将《大典》转移到了存放《实录》的金匮中？这些都是因材料不足而被忽视、遗忘的问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徐乾学在给高士奇补辑《编珠》作序时，曾说“以余所见，万历时张萱《内阁书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犹往往有宋雕旧本。并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实际上，徐乾学是否亲自见过《大典》，尚存疑议。说《大典》在鼎革时即有佚失，更无从取信了。单从徐的这篇序，看不出徐乾学、高士奇二人曾在皇史宬见过《大典》。

康熙四十三年（1704），张玉书等人奉命纂修《佩文韵府》。查慎行曾参与其事，尝与同事提议，奏请翻阅皇史宬所藏《大典》，以补修书阙漏。其《得树楼杂钞》云：

《永乐大典》，明成祖时，命解缙等萃秘阁书，分韵类载……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今此书故无恙，所贮之地在皇城北，名皇史宬。余初预纂《佩文韵府》，后入武英殿，曾与同事商之，拟奏请此书繙阅增补。有沮之者，谓卷帙繁浩，恐致损污，遂不果。

查慎行指出，康熙末修《佩文韵府》时，《大典》仍藏于皇史宬，完好无损。康熙年间，内廷关心文献者，对《大典》藏于皇史宬此事，多已知晓。当时文官对《大典》的了解也较全面，故查氏提议后，会有“沮之者”，以“卷帙浩繁，恐致污损”，终未发金匮之秘。

此后不久，待诏翰林高不骞奉康熙皇帝之命，又入宬检书，撰《检书行》记其事。高不骞（1615-1701），字槎客，号小湖，华亭人。嗜学好古，不务举业。康熙帝四十四年南巡，高不骞以旧臣之子，跽迎道左，恭献诗篇。康熙赞赏有加，命扈行北上，赐官翰林院待诏。著有《罗裙草》《商榷集》《傅天集》《从天集》《松圩书屋集》。

《罗裙草》为词集，刊刻时间较早。书前的序，写作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商榷集》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傅天集》刊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以上各集，皆不收《检书行》。《从天集》流传不广，鲜有传本，仅检得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经南开大学文学院昊苏兄帮助查阅，知《从天集》中有顾嗣立序，末署时间为“康熙乙未长至后二日”，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至后二日。此集所收，为高氏母丧归里途中所作一百二十余首诗，也不收《检书行》。

高不骞曾将《检书行》录出，出示友人黄之隽（字石牧，1668-1748）。黄氏为之作《高小湖检书行跋》，曾引《毛西河集》所载魏中翰语及《检书行》内容，多描绘皇史宬的陈设及周边环境。黄跋在盛赞高不骞诗文瑰丽的同时，感慨自己没能有高不骞这样的好运气，虽也备员翰林，却无机会进入皇史宬叩扃发秘。

此前，曾为寻找高不骞的《检书行》费过一番周折。不成想，在近几天重新查检《高小湖检书行跋》时，又去翻阅《雪桥诗话续集》卷三，在“高槎客待诏为谡苑太常子”条末，竟发现了《检书行》全文，兹录如下：

宫中圣人凭三冬，过目万卷罗心胸。初唐政要明宝训，相应岂惟笙与镛。

缅求善本求言同，臣承凤皇诏益恭。际晓径去蹑紫阁，简编小大随横纵。

拓窗始意纳清旭，北风振棂加琤。缥囊缃帙一览间，百年前物抽无从。

东华厩马逸气钟，玉鞍试上行雍容。小南城南折旋进，皇史宬扁张崇墉。

梦游先辈有不到，趋庭步陛乘欢悰。舍人手启鱼钥奁，禁军伏地语喁喁。

㸌如云帆转曲岸，洞门双扇开䃔䃧。宬制穹顶竹半筒，旁牗冶铁涂以彤。

峨峨石室相对立，长磴连亘巨璞攻。安置金匮二十六，签牌夭矫拏虬龙。

造端大清实录字，中有二祖左太宗。自余廿三事则豫，尧时奚啻超黄农。

四围橱簏众星共，经经纬史光焰重。谁欤纷纶卷倍万，永乐大典堪当冲。

传之高拱录其副，亦类汉世尊蔡邕。鸿都虎观千载上，只今私幸逢难逢。

艺苑秘宝探无外，银印一笥留尘封。文命敷于武功后，累累忍使洪垆熔。

诸珉日夕迷旧踪，还镳西岭寒烟浓。道旁观者谬儒雅，奋飞何必蓬莱峰。

呜呼！奋飞何必蓬莱峰。

由高不骞的经历，可推知他入宬检书应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康熙年间，皇史宬仍有掌皇史宬之官，即所谓的“禁军”。当时，高氏所见金匮，只有二十六只，应即石台上的《实录》金匮。

《检书行》以叙事为主，间述所见皇史宬规制、陈设。其中，谈到《大典》有三句诗：“四围橱簏众星共，经经纬史光焰重。谁欤纷纶卷倍万？《永乐大典》堪当冲。传之高拱录其副，亦类汉世尊蔡邕。”纵览全诗，对这三句诗解读如下：

（皇史宬主殿）四周，众星拱月般摆满了橱簏（即书箱），里面存放的典籍光焰重重。那卷帙纷纶超过万卷的是什么书？（当然是）《永乐大典》，它堪称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了。（嘉靖皇帝）也像汉代尊崇蔡邕一样，把《大典》传给高拱，并委之录副。

至此，可以确定，康熙末年，高不骞入宬检书时，《大典》就存放在皇史宬主殿四周摆放的橱簏中。这种“橱簏”与顺治时候张能鳞所说的“金匮”是否为同样的东西，还不太容易确认。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四十三年，这五十年间，皇史宬主殿的陈设及位置大概都发生过变化。循着材料的指向，我们再回去仔细看《皇史宬全图》，在石台以南，东西两侧，各有三个书橱形的图样。在临近宬门、靠南墙壁的一排，也绘有十个书橱形的图样。图中六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大概就是高不骞《检书行》所描述的“四围橱簏众星共”了。

康熙一朝，虽有修书、入宬检书之举，却不曾大规模利用皇史宬所藏《大典》。清中叶及以后的记载，虽颇多浮词，甚至互相抵牾，但仍可据以探源辨流，对研究《大典》正、副本的流传史不无裨益。光绪年间，郭则沄似乎也读过高不骞的《检书行》，仿乾嘉诸老作《永乐大典余纸歌》，节录如次：

检书著咏高槎客（槎客待诏《检书行》，皇史宬有《永乐大典》，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史宬精严人未识。嘉隆别部出传钞(此书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初年），四百年间重鸾掖……

诗中小注特别提到，“皇史宬有《永乐大典》，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由上引《检书行》，知“皇史宬有《永乐大典》”是高不骞《检书行》所描述的内容，“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则不见于《检书行》，应是郭氏所写。这条小注，特别会让人联想到昭梿的《啸亭续录》。其中，在“皇史宬”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慕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馀本，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写精工，非隆庆间誊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忽瞻礼，不得从容翻绎，未审是书尚存与否也。

这里也提到皇史宬尚存另一部《大典》。这两条材料出现的时间，都在《大典》移至翰林院之后。两条材料之间，是否有承续关系，还是另有可能？由于目前所见材料，在正本、副本的问题上，记载大都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仍不能确定。

民国年间，京师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谭新嘉，也说过几句奇怪的话：“清宫皇史宬现藏原钞本蓝丝阑《永乐大典》，完整未损，钤有永乐之玺。英法联军所毁者，为清钞红丝阑本。”（《刘纪泽呈陈斠玄先生书》转引谭新嘉语）蓝丝栏、永乐之玺，这种说法来自何处？为什么《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后，仍有这样多史料指向皇史宬？在文献记载的模糊时段，《大典》正本去了哪里？皇史宬里又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现在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给出答案。某一天，闪烁各处的史料慢慢聚在一起，兴许能燃成一团火，借着微光，或能稍稍看清那些失落已久的故事。虽然这些新材料仍不能解决某些老问题，但它们带来的思考却是有价值且极具乐趣的。幸运的话，循着线索，若再能找到点什么，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附记：笔者在追寻《永乐大典》流传史的过程中，曾向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请益，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项旋博士的几次讨论，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线索，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