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狮之间：从除鬼祛病到吃醋文化

狮子并不是我国的本土物种，但石狮却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装饰形象。长久以来，中国文化中的狮子是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特殊存在。一方面，狮子被视为如辟邪、天禄一般的神兽，另一方面，作为贡品的狮子是中国封建王朝朝贡体系的见证者。随着东汉以来佛教的传播，狮子身为佛教护法的瑞兽形象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狮子文化，不仅以狮子为造型的民间艺术琳琅满目，而且在文学家笔下还演绎出河东狮吼的千古趣闻，并进一步衍生出吃醋文化。

中国人对于狮子的认知来自一种遥远而浪漫的想象。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奇幻经历，途中所见“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尔雅·释兽》解释道，“狻麑，如虦貓，食虎豹”，虽然晋代郭璞作注时将狻麑解释为狮子，但狻麑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汉代假托东方朔之名的《海内十洲记》中，东方朔向汉武帝描述了西王母神话世界里的西海聚窟洲上，除了“宫第比门，不可胜数”，还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禄），长牙铜头，铁额之兽”，将狮子与辟邪、凿齿、天鹿等神兽相并列，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狮子仍然是一种虚构的意象。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邦国建立联系，现实世界中的狮子才逐渐被国人所了解。最早关于真实狮子的记载出自《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注：伊朗高原东部古国）……有桃拔、师子、犀子”，根据季羡林的研究，“师子”的名称来源于焉耆语sisak的音译，当时被写作“师子”；直到宋代以后，史料中才用狮子取代了“师子”。由于“乌弋地……绝远，汉使希至”，因此最初只是带回了有关狮子的信息。后来，长安城外的皇家苑囿开始蓄养狮子，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引《三辅故事》载，“师子圈在建章宫西南”，但遗憾的是，对于那些最早来到长安的狮子，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汉武帝平定南越，开启了通往南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通道，当时南方沿海一带的城市里出现了狮子形饰的饰品（图1）。

图1：西汉串珠饰（上）及其中的雌雄琥珀狮形饰（广州恒福路银行疗养院M21西汉中期墓出土）

东汉年间，史料中首次出现了贡狮的记载；与此同时，佛教的传入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了解狮子。《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一年后，汉和帝即位，《后汉书·和殇帝纪》载，“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册府元龟·朝贡第一》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六月疏勒国献狮子、封牛”。如此一来，才有了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引三国孟康“师子似虎，正黄，有髥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这样真实的描述。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对狮子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传播。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经《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载，“譬如猛师子者，百兽之王，无所惧也”，到了西晋，《骈字类编》转引束晰《发蒙记》载，“狮子五色，而食虎于巨山之岫”。或许正是来自佛教“五色狮食虎”的认知，才让郭璞将狮子等同于以虎豹为食的狻猊。

图2：东汉时期墓阙前的石狮形象

佛教中身为护法的狮子可以镇邪避恶，于是以狮子为造型或原型的石像开始出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洛阳的工匠有幸目睹了来自西域的贡狮，雕刻出的狮子形象十分逼真，甚至还有一些工匠被请到外地去雕造。民国时期出土于山东临淄的石狮颈部便刻有隶书题铭“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原本这对石狮矗立在陵墓神道的石阙两旁（图2-左上）。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石狮出现在了山东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的神道上，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有确切纪年记载的石狮（图2-右上）。与此同时，以狮子为原型所创造的神兽形象如辟邪、天禄等石雕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图2-下；图3），它们都是在西王母神话世界里与狮子相并列的西域异兽。

图3：东汉时期的石辟邪和石天禄

魏晋时期，书画艺术的繁荣使得以祥瑞吉兽为造型的青瓷水盂开始流行起来，其中就包括了狮形和胡人骑狮形水盂（图4），这些狮形器的出土地点大多位于水井、砚池和墓葬中的文房用具旁。除此之外，中原也似乎受到了来自西方萨珊王朝猎狮文化的影响。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记载了曹操北伐乌桓时，在白狼山一带遭遇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狮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车轭，狮子将至，此兽便跳起在狮子头上，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还来至洛阳，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后人对于曹操是否真的野外搏狮始终存疑，毕竟狮子并非产自本土，而且让狮子畏惧的“狸”究竟为何物也不可知，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基于萨珊波斯文化中的猎狮隐喻所杜撰出来的故事。

图4：晋代青瓷狮形水盂

南北朝时期，南齐将领凭借对狮子的朴素认知，以狮子形象作伪装，在战争中击败了林邑国的大象军团。《南史·卷三十七·列传二十七》载，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宗悫（què）被任命为振武将军，作为安西参军萧景宪的军副征讨林邑。开战后，宗悫兵分几路“拔区粟，入象浦”，面对南齐大军吹枯拉朽、攻营拔寨的强大攻势，林邑国王“倾国来逆，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亲自率领身披重甲的大象军团奔赴前线。面对敌人的象阵，“（宗悫）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遂克林邑”，宗悫让麾下伪装成狮子，最终大败敌军，攻下了林邑。

虽然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但西域贡狮并未断绝。《南史·卷四·齐本纪》载，“建元三年（481年）……九月辛未，蠕蠕国王遣使欲俱攻魏，献师子皮裤褶（kù xí，古代骑马时穿的戎装）”，蠕蠕国王希望联合南齐攻打北魏，于是进献了狮子皮衣。《梁书·卷第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载，“普通元年（520年），（滑国）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五》载，北魏武泰元年（528年）七月，“万俟丑奴自称天子，置百官；会波斯国献师子于魏，丑奴留之，改元神兽”，匈奴人万俟丑奴起义后，扣下了波斯国的贡狮，甚至还把新政权的年号命名为“神兽”；到了第二年，“尔硃天光之灭万俟丑奴也，始获波斯所献师子，送洛阳”。然而，由于北魏政局动荡，刚刚即位的元恭帝不久便以“禽兽囚之则违其性”为由，“命送归本国”。后来，“使者以波斯道远不可达，于路杀之而返”，可怜不远万里而来的贡狮竟然命丧归途。

图5：北魏龙门石窟万佛洞石狮浮雕，爱德华·沙畹摄于1907年

南北朝佛教盛行，佛教中的狮子意象开始逐渐融入社会生活。《南史·卷五十·列传第四十》记载了梁武帝天监（502-519年）初年，“时波斯献生师子，帝问曰：‘师子有何色？’显曰：‘黄师子超，不及白师子超’”，刘显回答梁武帝说黄狮子不如白狮子厉害，这种观点来自佛教经典《大智度论》：“黄师子虽亦能踔，不如白髦师子王”。在北方，狮子频繁出现在佛教造像场景中（图5），有时与莲花灯一同出现，成为唐、五代狮子莲花灯造型的艺术源起（图6）。与此同时，每年佛教节日的佛像游行中，有人还会扮成狮子给佛像开道。《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了洛阳长秋寺，“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从“吞刀吐火”、“彩幢上索”等可以推断，这恐怕便是后来舞狮的雏形。

图6：佛教文化中的狮子莲花造型

佛教所赋予的狮子祥瑞不仅可以保佑升官，而且还能辟邪祛病。一方面，因为佛陀以狮子为坐骑，所以梦见骑狮子是大吉之兆。《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中记载了王敬则“母为女巫，生敬则而胞衣紫色……敬则年长……梦骑五色师子”，后来官拜太尉寻阳公；还有人将狮子莲花灯谐音“连登太师”，寓意官运亨通。另一方面，狮子能够辟邪祛病源于佛教中狮吼可以震慑鬼魅。《八朝画录》记载了刘宋年间，画师顾光宝听闻朋友“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于是“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当天晚上，“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夜里狮子吃掉了疫鬼，疟病便痊愈了。《益州名画录》中也记载了两则病人坐在狮子画像下病体痊愈的故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繇模此二狮子，密悬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名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第一个故事是病人坐在展子虔所绘的狮子壁画下很快痊愈；第二个故事是梁昭明太子受了风，御医束手无策，张僧繇效仿展子虔画了两头狮子，秘密地放置在太子寝殿里，当天傍晚便痊愈了。尽管这段记述在时间上有些问题，梁昭明太子去世的时候展子虔还并未出生，但其中所体现的狮子辟邪消灾的祥瑞内涵却是无疑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益州名画录》记载了孟蜀广政年间（938-965年），身为翰林待诏的画师蒲延昌“画狮子一图献于蜀王”，当时正赶上“昭远公有嬖妾患病”，于是当天便将这幅狮子挂在卧室，“其疾顿减”。

图7：唐朝彩泥塑狮舞俑和昆仑奴俑，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舞狮表演在上流阶层中十分受欢迎。白居易的《西凉伎》描写了边关将领观看舞狮表演的场景：“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元稹在《西凉伎》中描写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宴请宾客观看百戏时的舞狮表演，“哥舒开府设高宴……前头百戏竞撩乱……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与此同时，唐代的舞狮表演与前朝宫廷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盛大的太平乐，也被称为五方狮子乐。《旧唐书·志第九·音乐二》载，“师子鸷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如果再结合《乐书·卷一百八十八·龟兹部》中“髙丈余，各依方色，每一师子有十二人，戴绯抹额，衣执红拂，谓之列师子郎，舞太平乐曲”的记载，可以想象太平乐的盛况：在一百四十人的乐队伴奏下，分别由十二人操作，舞五只不同颜色、高一丈有余的假狮子，前面还有装扮成昆仑奴的两人手拿绳子和拂尘作戏弄狮子状。由于五色代表五方，寓意天下，因此据《玉海·卷一百五》载，“非大朝会不作”，只有外邦来朝的大型朝会才会上演；同书转引《景龙文馆记》载，“（景龙）三年（709年），晏吐蕃使于大庆殿，奏五方师子太平破阵乐”。

图8：唐代西域狮纹装饰银器

唐朝前期，大唐帝国国力强盛，不仅西域使者频繁向中原进贡狮子，而且带有狮纹装饰的器皿也被胡商带入长安（图8），当时长安城里的狮子文化也十分流行。《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载，“贞观九年（635年），（康国）遣使贡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自此朝贡岁至”，唐太宗为了嘉奖康国国王不远万里觐见，命虞世南写下了《狮子赋》。后来，武周和玄宗年间，《新唐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二十七》载，“证圣初（694年）……大食使者献师子”；《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载，“（开元）七年（719年），诃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师子”。随着唐三彩的流行，三彩狮子像也出现在长安佛寺中（图9）。除此以外，长安城里还出现了春日互赠狮子造型花束的风俗，后唐冯贽《云仙杂记》“百花狮子”条目引《曲江春宴录》载，“曲江贵家游赏，则剪百花装成狮子相送。遗狮子有小连环，欲送则以蜀锦流苏，牵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

图9：唐三彩狮子雕塑造型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渐衰，无力畜养狮子，于是贡狮被送归本国，《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一·工艺部八》记载了当时一位擅长画名马异兽的画家韦无忝，“曾见貌外国所献师子，酷似其真。后师子放归本国，惟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虽然狮子被送回西域，但是每当看到狮子的画作，众人依然会感到恐惧。

到了宋代，史料中有关贡狮的记载锐减，《宋史·志第一百七·舆服六》载，“元丰三年（1080年），广西经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贡银、香、狮子、马”；《宋史·本纪第十七·哲宗一》载，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十二月壬戌，于阗进狮子，诏却之”。自从哲宗诏令不准进献狮子后，宋朝人对于狮子也逐渐陌生。到了南宋，人们甚至都无法辨别贡狮的真伪。《癸辛杂识·续集下》载，“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人们竟然因为狮子与画作中的不一样而心存怀疑；后来“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直到众人看到了老虎的反应，才“以此知为真狮子焉”。于是有人又开始怀疑画作中的狮子：“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从中足以看出宋人对于狮子的陌生。

虽然宋代真狮子难得一见，但狮子有关的文化变得更加流行。舞狮依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杂技节目，每逢重大节日，皇家举办的大型杂技表演中便有舞狮环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农历三月，皇帝在临水殿观看争标锡宴和宝津楼观看诸军呈百戏。开场后，先是十几名鼓手簇拥一位歌手出场唱“青春三月蓦山溪”曲，然后在鼓笛的伴奏下，一位力士挥舞红色大旗拉开了表演序幕，紧接着便是“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从“奋迅举止”可以看出，宋代舞狮已经十分接近近现代的舞狮表演。

更为有趣的是，让无数男人心存敬畏的“河东狮吼”典故也出自宋代。原本狮吼是佛家用语，《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中形容佛陀在讲法时，“演法无畏，犹师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但苏轼在《寄吴徳仁兼简陈季常》中却巧妙地借用狮吼的“无畏”与“雷霆之声”，调侃了他的朋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东坡诗集注》解释道，“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柳氏则以杖击照壁大呼，客至为散去”。原来，自号龙丘居士的陈季常是一位官二代（注：其父陈公弼，官至太常少卿、工部侍郎），平时喜好广交朋友，狎妓游玩，但他的妻子河东柳氏却凶悍善妒，每次陈季常宴请宾客时请来声妓，柳氏就一边用棍子敲打照壁，一边大吼下逐客令，后来便有了“河东狮吼”的典故，影响后世近千年。

图10：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镇宅”铭狮纹枕，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宋代人将狮子与狻猊、白泽、扶防（注：据《白孔六帖》，雌麒麟夏鸣曰“扶防”）等同起来，于是狮子所承载的寓意更加丰富，以狮子为造型的民间文化也更加多彩。宋末阴时夫《韵府群玉》载，“狮，狻猊，一名白泽”；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转引《格物论》载，“狮子，一名扶防，一名狻猊，一名白泽”，其中白泽据《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之三》引《山海经》载，“能言语，王者有徳明，照幽远则至”。狮子集这些上古吉兽的祥瑞于一身，于是民间出现了“狮蛮”的特色美食，据《东京梦华录》载，“重阳，都人各以粉面蒸糕馈送，上插剪彩小旗，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狮子也出现在织锦上，据元代戚辅《佩楚轩客谈》载，“孟氏在蜀时，制十样锦”，其中便有“狮团”。此外，母狮踩幼狮，公狮玩绣球的对狮造型也始于宋金时期（图11）。狮子滚绣球是驯狮常用的方法，清代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一》载，“（狮）性喜滚球。球非野处得有，惟以小狮入贡，乃取锦绣簇成球团，与之戏弄舞跳，投其好乐，以驯其性，为苑囿珍奇之兽”。

图11：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铸铁对狮，旧藏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于2010年被盗后下落不明

到了元代，随着国土的扩张，西域贡狮重回人们的视线；住宅、商铺、官府门前的狮子造型雕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起来。元朝皇帝将狮子畜养在万岁山，每次大宴群臣时便牵出来博众人眼球。据《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帝廷神兽”条目载，“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置讫，然后狮子至，身才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及各饲以鸡鸭野味之类，诸兽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狮子则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纷然脱落，有若洗者。此其所以异于诸兽也”，从中可以感受到狮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异兽形象。与此同时，狮子雕像开始大量出现在高门大户的宅邸、商业当铺和官府的门口，其中大部分是延续前代的铸铁狮子，只有少部分是石狮。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载，“都中显宦税硕之家、解库（即当铺）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凿成，亦如上放顿。若公府站台上，两南角亦如上制”。

图12：明代帕陆湾贡狮子图（局部），Rossi & Rossi艺廊藏

图13：明代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中的西域使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贡狮高峰。明朝初年，永乐皇帝为了重建华夷秩序，并给自己篡位正名，朝贡体系得以迅速恢复，贡狮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以下简称《明史·西域传》）载，都指挥使白阿儿忻台“遍诣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这次出使尤为成功，“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永乐）十一年（1413年）达京师”，大喜过望的永乐皇帝“御殿受之，犒赐有加”。由于朝贡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永乐年间西域贡狮十分频繁：“十三年（1415年）……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失刺思……十七年（1419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与此同时，郑和从海路也带回了狮子，“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贡狮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

图14：明代北京田义墓棂星门上的狮子形象，任疆摄

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对贡狮的热情锐减，出现了贡使与朝廷讨价还价，甚至皇帝下令退还贡狮的事件。《明史·西域传》载，成化十九年（1483年），“（速檀·阿黑麻）偕亦思罕酋长贡二狮”，到了京城后，“帝既厚加赐赉，而其使者怕六湾以为轻，援永乐间例为请。礼官议从正统四年例，加彩币五表里。使者复以为轻，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虽然距永乐朝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但贡使熟谙遵循祖制的传统，并以此进行要挟。《殊域周咨录·卷十六》中的哈烈属国鲁迷国使臣奏表也谈到，“离家十年，来京进贡狮、牛……本国王子差往瓦剌买狮子、西牛，值银二万；在路使用，既到边上三年，借银三千两为狮子、西牛吃用；望乞加赐”，不仅要遵循旧例，而且加倍讨要赏赐。《明史·西域传》中记载了弘治二年（1489年），亦思罕使者不惜违反海禁进贡，礼官以“南海非西域贡道”“供费不赀”为由表示不可接受，最终明孝宗下令退还。由于畜养狮子开销巨大，“狮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养狮者，光禄日给酒馔”，嘉靖帝之后贡狮彻底消失，明代徐复祚的《花当阁丛谈》中记载了张伯起在嘉靖乙丑年（1565年）到京城参加会试，“一内相引入虫蚁房看狮子”，之后“自嘉靖至今，无有贡者”。

图15：清代掐丝珐琅对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清代拴马桩上的狮子和胡人骑狮石像，蒲城县博物馆藏

明清之际，狮文化进一步世俗化。不仅以狮子为造型的精致工艺品流行于皇宫大内（图15），而且官府、高品阶官员的宅邸前石狮成为了标配，甚至大量拴马桩上也出现了狮子或胡人驯狮造型的石雕（图16）。与此同时，狮子的形象也出现在品秩最高的武官官服补子上，《大明会典·卷六十一》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武官一品、二品，狮子”；《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五》载，“（顺治）九年（1652年），题准官员补服……一品、二品用狮子”。由于“狮”同“师”，因此人们将大小狮子的形象组合在一起，谐音“太师少师”，寓意世代尽享荣华富贵，以此为主题的绘画、建筑装饰、工艺品和佩饰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图17）。

图17：明清太狮（师）少狮（师）形象

除此之外，舞狮、狮子灯笼、狮形图案腊八粥等更加丰富了社会生活，据《燕京岁时记》载，每年中元节，“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十月下元节京城放灯，“又有车灯、羊灯、狮子灯、绣球灯之类……前门、后门、东四牌楼、西单牌楼等处在在有之”。每逢腊八节，有人在做腊八粥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可见这一时期的狮子已经走入普通百姓家，成为一种十分寻常的装饰形象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在“河东狮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了“吃醋”文化。晚清学者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转引《续文献通考》载，“世以妒妇比河东狮吼”，而“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于是“俗谓妇妒为吃醋”。尽管狮子每天吃一瓶醋是无稽之谈，但古人却以骆驼喜欢吃盐的事实去推测狮子也喜欢吃醋：“尝闻北地橐驼嗜盐，日必饲以若干斤，否则远行弗健。以橐驼吃盐例之，则狮子吃醋，亦事所或有”，最初吃醋用来表达女性对男性拈花惹草的嫉妒，后来也逐渐扩展到了男性。时至今日，吃醋依然是恋爱的年轻人之间时常出现的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