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叶少勇：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怀念导师段晴先生

无法相信，我的老师走了。

段老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

2002年我进入北大东语系读硕士，从零开始学梵语，基础梵语的授课教师就是段老师。早就对季羡林先生教学传统的“游泳论”有所耳闻，就是把学生踹到池子里，呛几口水就学会游泳了。梵语的变格变位复杂，段老师讲课的进度飞快，我则结结实实呛到了水。段老师常常提起她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说她的导师Emmerick上奥塞梯语课，不讲字母，不讲语法，上来就让学生轮流翻译短篇小说。还说她刚到德国就同时学习五六门语言，半路插班到文献阅读课，刚开始几乎插不上话，碰到一个生词询问导师，Emmerick便将一本词典重重摔过来， “自己查！”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段老师已经是这个课堂上的控局者了。段老师对我们讲这些往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你们学习梵语的困难，根本称不上困难”。

在课堂上，段老师时常会突然指着某个学生发问，如果答对了，她会用“天才”“伟大”之类的词给捧到天上，下次再提问会说：“请伟大的某某来回答这个问题。”而如果答不上来，就会被不留情面地批评。我也有幸得到过“天才”的称号，可不久就被修改为“间歇性天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班上有些人退课了，有些旁听生直接不来了，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开始以“战友”相称。为了鼓励我们，段老师带我们到季羡林先生家中拜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季先生。段老师见到季先生就说：“这拨学生我很满意。”季先生微微一笑，“能让你满意，那可不容易。”

2002年段老师带我们拜访季先生（范琛拍摄）

段老师曾对我说，季先生一直对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念念不忘。佛典的梵文原本由于印度佛教的灭亡而在印度本土消失殆尽，西藏则是一个梵本宝库，其中的一大批写本曾被征调至北京的中国民族图书馆，北大东语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拍摄过一套黑白缩微胶卷。我们专业的蒋忠新先生和王邦维先生都曾在此领域做过先驱性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受限于各种条件，主要是国外学者在整理校勘这些写本，这项研究在我国一直没有规模展开。

2003年的时候，段老师用项目经费购置了胶片扫描仪，吩咐我将东语系的这一百多卷缩微胶卷进行电子化。2004年，段老师主持建立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组建团队正式启动了西藏贝叶经的研究事业。当时我初学梵文不久，看这些各个时期不同字体抄写的梵文写本就像看天书一样神秘。完成扫描任务之后，我在电脑屏幕前向段老师逐一展示图像，翻到一函没有题名的梵文残叶时，段老师指着其中几叶说：“这个写本的字体非常古老，单独拷出来，我要回去读一下。”隔天的梵文课上段老师便宣布，那几叶的内容是大乘佛教哲学著作《中论》的某部注释，很可能是失传已久的文献。我对佛教哲学文献一向兴趣浓厚，便向段老师表达了研究这些写本残叶的意愿，段老师当即表示支持，考虑到我当时的梵文程度尚在初级，段老师说：“读写本需要先释读字体，你本科是学美术的，对图像敏感，硕士论文就做印度字体吧。”于是在段老师的指导下，我跨越式地啃读了各种梵文写本，完成了印度字体学的硕士论文，并且根据字体学特征将上面提到的写本残叶的抄写年代推定为公元六七世纪，这也成为迄今为止西藏保存的最古老的梵文写本，印证了段老师最初的判断。写本的具体内容我也比定了出来，是二三世纪的龙树所作的《中论颂》的单行本，以及佛护五六世纪所作的注释，这两种梵文写本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发现。段老师极为激动，逢人就说“我的学生做出了重大发现”。

2005年在布达拉宫查看梵文贝叶经（程朝翔教授拍摄）。中为段老师，右为原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左为笔者。

在硕士的最后一学期，段老师转给我一封邮件，是当年暑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佛教学大会的启示，段老师几乎是以命令式语气让我报名。作为一个入门仅两年多的学术小白，要与国际学界大牛同台演讲，我感到压力很大，而段老师驳斥了我所有打退堂鼓的理由，说就讲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于是我硬着头皮给组委会发去了现在看起来简直漏洞百出的申请材料，竟然获得了批准，而接下来往返伦敦的费用又成了问题。段老师在自己的人脉中遍撒网式地发邮件，终于通过哈佛大学的M. Witzel教授联系上一位在美国经商的伊朗裔慈善家N. Rastegar，提供了这趟旅程的经费。于是在2005年夏天，我心怀忐忑地抵达了伦敦，用带中式口音的英语作了会议发言。这次会议成了我参与国际交流的起点，我与多位长辈和平辈的外国学者建立了联系，彼此回忆起初次的印象，竟然都是伦敦会议上的攀谈。

后来，我有幸成为段老师的博士生。一次，段老师指着外文楼门厅告示栏里钉着的几页A4纸（后来得知是王邦维老师钉上的），又是以命令式语气让我申报。我平时从不注意看这些告示，看了才知道是学界著名的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的奖学金。通过这次申请我获得了在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跟随辛嶋静志先生做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机会，度过了学习生涯中重要的两年。辛嶋先生曾在中国攻读季羡林先生的博士，他说他同意指导我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为了报答导师季先生的恩情。临近回国的时候，辛嶋先生希望我考虑博士毕业后留在这个研究所工作。我很感动，却只能婉拒，因为我也要回国报答我的导师。

2006年段老师到日本创价大学讲学

读博士期间，段老师对我采取的指导策略是平时放养加关键节点控制。我自觉积累了一些见识，所以论文进度一直是不紧不慢，在距离答辩不久的时候才呈给段老师看完整的初稿，自己觉着是相当完备了。段老师拿起来从第一页开始翻看，边看边用红笔勾画，几乎每一自然段都发现了问题，有些问题我觉得是细枝末节而无伤大雅，便尝试辩解，段老师多次打断我：“不可以，这是学术。”大概翻看了一二十页，段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扬手把我的论文重重摔在地上：“回去改！”我猜想，段老师的德国导师摔字典的时候，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动作吧。我灰溜溜地捡起论文，回去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几乎全文耙梳了一遍，再拿回来给段老师看，这次段老师笑了。她说写文章作查考时需要提着一口气，到临近完稿时往往会松懈，要用点手段才能再刺激起来。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每当我修改一篇文章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想起段老师的话，“不可以，这是学术”，便又能提起近乎泄掉的心劲儿。

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成为段老师的同事，研究所的一员。段老师带领我们释读写本，外出考察，联系出版合作。二十年来的一幕幕往事，回忆起来像是环环相扣，在我成长轨迹的每一个方向性关口上，总是有段老师的身影，为我指明方向，引领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

佛经中常说菩萨发勇悍心，形容段老师最为贴切。段老师精力过人，这些年正值学术高产期，年均发表近10篇文章。正当我在段老师所开辟的这个梵文贝叶经的战壕里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她又去开拓新的战线，打通了新疆文博部门的渠道研究于阗语写本和犍陀罗语文书，还和泰国法胜大学合作翻译巴利语三藏，如此等等，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则留在了原来的战场，没有跟上她的步伐。研究所的系列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几本，其中有4本由段老师撰写，1本是参与撰写，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梵文写本研究事业。在段老师的带领下，北大的印度学、佛教学、西域学等学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瞩目。

段老师近年著作

在生活上，段老师对我关爱有加，曾多次给我介绍女朋友，可惜都没有成功。后来我结婚了，妻子与段老师的丈夫同在一个单位，却不是经由段老师介绍认识，她得知后长吁短叹，说自己与做月老的机会擦肩错过。去年我妻子怀孕期间，段老师知道我吃素，怕我固执己见而亏待老婆，要网购海鲜寄到我家里。7月份我女儿出生，段老师要来探望，可惜因疫情而未能成行，两周后就得知段老师突然住院做了手术。她在病榻上时常询问我的妻子女儿以及研究近况，还关心着自己即将付梓的书稿以及学生的答辩，却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病中的样子。好不容易同意我元旦假期去家中探望，却因病情突然转恶而推迟，再见到的时候老师已在弥留之际……

始终无法让自己相信，老师竟然已经离开。曾经以为，那个懈怠时给予激励，自满时施加敲打，迷茫时点破方向，一路引领我的身影就会这样一直引领我走下去。走在校园里，总觉得会从某个窗户传出老师富有穿透力的笑声，会在某个拐角处见到老师活力四射的身影。

段老师带领我们阅读梵文《法华经》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谨从鸠摩罗什汉译本中辑出数句，以寄托对恩师的怀念：

譬如大云，起于世间，慧云含润，雷声远震。

日光掩蔽，地上清凉，叆叇垂布，如可承揽。

其云所出，一味之水，草木丛林，随分受润。

2022年4月5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