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楼是填不完的坑”：日军碉堡政策的失败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在河北农村大量修筑碉堡，尤其是1941年、1942年“治安强化运动”时期，日军将碉堡作为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控制沦陷区和游击区民众、弥补兵力不足、扶植伪军的关键一环。修筑碉堡、守卫碉堡成为日伪军的重要任务，碉堡也成为其推行其他侵略活动的基点。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从百团大战，“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兵力、驻防、火力控制，民众敌意等方面，探讨了日军修筑碉堡的原因及其军事价值。而对日军在碉堡内的生活，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少。碉堡作为一种军事工事，也配备有各种生活设施，本身即是供日军士兵居住、生活的建筑物。本文从1941年至1945年日军在河北农村的碉堡的修筑及生活设施配备，碉堡内日军的日常生活等角度，探究日军侵略政策之变化、军事攻守之策略、统治手段之残忍等，同时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洞悉日军碉堡政策失败的部分原因。

位于石家庄市的一座日军碉堡

碉堡的构筑

1941年初，日军已陷入持久战泥潭，为摆脱困境，日军逐渐调整对华作战方针，希冀在军事作战与政治谋略共进、经济封锁与奴化教育并举、日伪官民为一体的“总体战”策略指引下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彻底肃正华北治安。为此，华北方面军与伪政权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先后策划实施了五次以“建设新华北，实现民众安居乐业”为幌子的“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伪军在延续“囚笼政策”以及吸取百团大战失利教训的基础上，加大在“治安区”（沦陷区）和“准治安区”（游击区）内修筑碉堡的力度。其原因，一方面日军高层认为“碉堡对共军贫乏的火力装备来说却能发挥其最大价值”，在“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和碉堡“是阻止共军势力入侵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日军试图通过“有效地、充分地利用碉堡，使之能灵活运用机动兵力，防止发生意外损失”，换言之，以碉堡为据点便于集结兵力，分进合击，同时也可弥补兵力不足之劣势，精准用兵。此外，日军还认为“在村落修筑碉堡有利于增强自卫能力以延长等待救援时间”，而且修筑碉堡也方便某些重点地区“集家并村”及其集家之后的统治，扶植伪势力、控制民众，彻底封锁扼杀中共势力，实现“匪民隔离”。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取代多田骏就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其非常重视碉堡的作用，主张“变短期鲸吞式的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的吞食和连续围攻，反复清剿”。冈村宁次图谋通过更大规模地修筑碉堡进一步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分割、蚕食、扫荡，从而“切断八路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使八路军成为无水之鱼”。10月，冈村宁次在华北方面军所属各兵团长联席会议上强调：“我军采用封锁、遮断壕或修筑碉堡等方式有助于提高治安效果”。次年5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作战教令13号”强调碉堡在“进攻”“防御”及“阵地作战”中对于正规军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由此，碉堡的受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为更好地贯彻日军高层的指示，华北各地日军除要求在“邻匪区、半匪区内的各县都要建设封锁网和碉堡”，也明令“在最边缘地方的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

华北方面军对碉堡如此重视，使得处在华北前哨的河北地区伪政权迅速跟进，配合日军掀起了筑堡热潮，尤其是县级伪政权踊跃充当先锋，积极征发人力、车辆，筹措修筑材料，绘制图纸，配合日军在各县农村关键点线区域筑堡。在广宗县，县知事张云亭率领县警备队等官兵八十余人，随同驻县日军警备队长，“前往县城东北二十五华里之燕红龙，筑碉堡设防……并在附近各村力事宣抚……每户出夫一名，以期碉堡及警备公路早日完成……至午后二时，县署顾问两部英磨，新民会黑川次长、宪兵伍长，率领警察两名，并带瓦木工匠百余名，抵燕第，晨开始工作”。在新河县，县知事李少庭“为求治安计，乃于本年二月初……以奉友军上部命令，协同驻县友军在县境董村、申庄、安庄、大田村、官李庄等处建筑炮楼七座，当即筹办砖灰木料，分别派遣建设人员分头勘验，督工兴修”。在磁县，县警备队特务队“先后随同友军前往南北神岗村一带，讨伐残余共匪工作……在石庙岭北神岗村，特建筑碉堡两座，派警防守，阻止匪徒窜扰，当由警察所长尚明智带领官警多名召集各村大量民夫，大车数十辆，于本月八日前往石庙岭等处实行监督，刻已购置大批材料，昼夜赶办，积极修筑”。在津县，先“拟定修筑碉堡之办法、绘制碉堡图样以备参考”，然后“令各乡镇一律遵照实行”，同时要求“各乡镇按照缓急，分期修建碉堡，第一期自4月至6月底止为县属边陲之地之二十一乡，第二期自7月至9月底止为县属腹地之二十二乡”。

在碉堡的修筑过程中，人力和建筑材料等几乎全部来自抢掠当地百姓。日军操纵着河北县域的伪政权，打着为“百姓生活安居乐业”考虑的幌子，强迫百姓长时间劳动修筑碉堡，给日伪军（尤其是日军）提供驻地，剿灭以中共为代表的抗日力量，监控民众的生活。日伪报刊大肆鼓吹百姓积极修筑碉堡，“筑堡工人八百余名，虽在尘土飞扬中，均能战胜暴风之袭击，工作势头甚积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冀南区巨鹿县的大韩寨、大吕寨，冀县北冯村，新河县西干庄等地，约1150户的村民“1个月内出夫工（给日军筑堡、挖沟、修路）18294次，平均每户6人次”。藁无县赵庄岗楼修筑时，村民“每月需要给岗楼据点，送鸡蛋、酒肉十余次，每次百元，半年共费六千元，修岗楼要砖二十三万块，合需贰仟伍佰元”。而赞皇的千根村碉堡，“费工一万五千多人，历时两月”才筑成。1943年10月，日军为了剿灭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在“黄金寨、北顶、王母观山3处制高点建碉堡，修公路，日军从石家庄周围各县抓来四五千民夫及三个月大扫荡从平山西部抓来大批群众，在刺刀威逼和残杀下，经一冬一春，筑起3组碉堡，共计20座”，构筑碉堡的建筑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于日军抢掠当地百姓，“房屋被拆光，能抢的东西被抢光”。再如平山县杨家庄，日军为修碉堡，将全村财产“劫掠一空，房子被拆了修堡垒。鬼子每天抽夫修堡垒做工，大家没有吃的，吃糠”。另如冀东，1942年日军展开秋季扫荡战，“即动员民众十万人开始修筑遵化、丰润、沙河、罗家屯沿线之遮断壕，同时于三头之自卫方面山岳地带修筑遮断壕及宽达十二公尺之公路，经二百五十万农民之手，均已次第完成。与此项遮断壕及公路同时完成者，尚有自卫碉堡三百座”。资料显示，从1941年到1944年，华北日军向华北诸省共“摊派了4500余万次的劳工，从事修建碉堡据点、封锁沟墙和军事设施的任务”。连日军自己都承认，“由于协助作战的农民作出了牺牲，提供了义务劳动”，才建起“封锁敌匪的碉堡阵地7700多个”。对此，中共《解放日报》一针见血地揭露道：“民房被全部拆毁了，日本强盗鞭打着被拆毁了房屋的人们，用自己的手搬运自己的砖木到山上去，堡垒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七千七百四十个，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日军在碉堡内配备了通讯、食宿、洗浴、如厕、取暖等生活设施，以求更好守备。以永年县农村的几处碉堡为例，赵寨村炮楼“系圆形，高度三十一市尺，直径二十市尺，共分三层，内部设备颇为完善，此外又筑浴室一间，厕所一间，警备队住房二间，规模宏大，坚固异常”；东桥村西炮楼“高三丈，中面一丈八尺，并修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守卫极为便利，刻已分遣队兵前往长期驻守”；杨家庄炮楼，因距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县知事“与驻县皇军取得联络，由县城至杨家庄辟修公路一道，以利交通”；南沿村碉堡，遇“大雨淋漓，昼夜不休”，永年警察所“恐各碉堡有被雨毁坏者，乃通饬分驻各碉堡之分所及分驻所长官，详为勘验，发现碉堡毁坏之处，随时修补，务使坚固”。永年县几处碉堡内的浴室、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为了出行方便起见，碉堡外还修有连接的公路，可谓考虑的十分周到。孙犁在《杀楼》中记载过五柳庄炮楼，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日军碉堡的外形、构造及生活设施——“五柳庄炮楼修在一个宽广的高岗上面，这原是一家宅院，后来不知道怎样拆毁了，就成了一个荒岗。敌人来了，看着这个地方地势高，可以控制村庄，看护汽路，又可以免除滹沱河涨水时候冲刷，就决定在这里修炮楼。炮楼的样子，远处望去像一个圆塔，走近一看，它的墙壁却是突出，错棱角。炮楼高有五丈，圆周直径约有两丈五尺，全是卧板砖灌石灰垒起，分成三层。从下面铁板小门进去，有一个矮矮的扶梯。中间一层，就是小队长的卧室，日本兵的床铺，周围有四个方向的枪眼当做窗户，机枪就支在上面，步枪挂在墙壁上，掷弹筒扔在脚头起。顶上层是瞭望哨，上有铅铁顶栏，周围有垛口。紧靠炮楼外面，盖起几间平房，当中一间现在住着翻译官和他的太太，一间是伪军的营房，一间是厨房仓库”。卧室、床铺、厨房、翻译官住所等一应俱全，休息、就餐、对外联络等问题都能解决，这大大方便了日军的生活。据中共抗战史料记载，在八路军从1941—1945年“拔碉战”中，缴获的日伪军战利品中，除了武器弹药外，还有电话机、自行车、马匹、粮草等，数量可观。如冀南八路军某部进攻清河县时，“配合民众数万，将清河至王官庄段公路破坏，攻克该线碉堡二十三个”，缴获“自行车二十一辆，军刀十余把，电话机两架，战马十三匹”。进攻成安县时，冀南八路军“将钟楼、坂村、大金山等五据点，次第攻克，连续摧毁敌堡垒三十余座……缴获电话机六架，自行车五十余辆，其他军用品无算”。后来，冀中八路军在攻克肃宁东北的朱庄堡垒时，也缴获了电话机1架，自行车4辆，粮食2000斤。李官屯碉堡被八路军攻克时，则缴获战马20匹。这些设施或物品除军事用途外，也方便了日军生活，因为对于长期作战下“以步兵为主”“以步行为主要移动方式”日军士兵来说，自行车、马匹、电话机等本身也是重要的生活用具，便于出行和联络。

碉堡内的日常生活

1941年后，碉堡成为日军推进战争、清剿中共武装的前沿阵地，无论县府驻地或周边乡村。冀鲁豫反战同盟负责人水野靖夫记述，日本士兵到达中国后，“进行改编，被分成许多小分队，然后被派往县城周围的碉堡……在县城周围的碉堡里配备有常驻的士兵，大的碉堡有三四十人，小的有五六人，这些碉堡既是部队的第一线，又是防御的第一线……这种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广大平原中的碉堡群，恰恰象征了深处异国民族当中日军的孤立姿态。白天卖青菜或小麦的农民，也许就是来刺探碉堡内部情况的”。不过，即便日本士兵可能随时面对充满敌意或刺探情报的农民，他们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日军也得生活，就要和这些拥有青菜、粮食、柴火等物资的当地农民打交道，这是实现食物补给、冬天取暖、维持异乡日常生活的渠道。

1941年，盘踞冀中的日军在郑章村据点大量增设碉堡，由于食物补给有限，日军在“麦熟以后，天天出来抢麦子”，平时也“经常要附近村民送粮送菜”。1941年进入华北方面军情报部门的永富博道记述，他们经常“从一个村庄蹿到另一个村庄，粮食、经费、情报工作队员的工资，全部来自对中国村庄的掠夺”，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连‘掠夺’这个词也从没想到过，被命令后不交出东西的人就是敌人”。即便中共根据地面积减少最为严重的1942年，华北方面军“尚不能指望粮食自给”，农村碉堡内的日军一旦发现食物则无比开心，冀中民兵就利用日军这种心理，“在乡村送礼用的食品盒里装上爆炸物，拉火线系在盘盖上，送到敌人岗楼附近，敌人出来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地抱回去，在揭开盒盖时，地雷爆炸了”。随着战争的持久，日军的后勤供应难以为继，对于前线日军士兵的物质补给，除了固定的微薄军饷外，通过其他渠道所进行的额外弥补反倒显得更为重要。正如祁建民所言，“战争后期，日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国战场，由于大米供给不足，日军不得不依靠当地粮食”。当后方补给及自身储备不足时，前线日军士兵只能“现地现活”“就地取食”，这也符合日军高层所制定的转入持久战后取得物资的政策——“提高派遣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尤其关于粮秣，其需求量应力求全部由现地取得”。由此，掠夺当地物资，抢夺百姓生活物品成为维持广大偏远农村碉堡日军生活的重要方式。

据曾在河北农村驻扎过的藤原彰记述：“兵营位于镇子（景和镇）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围绕着土壤，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由此可见，日军碉堡内的生活是相对封闭的，且食物等物资供应并不充裕，即便有食物、燃料等，也经不起战争旷日持久的消耗，想要长久驻扎碉堡必然需要持续的补给，以保证温饱，这使得日军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赖当地农民，而且随着战争愈发持久，这种依赖性就更强。然而，日军的侵略本性使得这种依赖变成了野蛮的掠夺，“今天要面呢！明天要肉哇！后天要花姑娘啊！真是把老百姓治的不要不要的”。碉堡内的日军为了“烧火做饭、烤火取暖”，把百姓的“门窗、木料、桌椅板凳、箱箱柜柜”等统统拆光、抢光，以致整个山村“残垣断壁，百孔千疮，一片凄凉”。目睹过日军碉堡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佐证了这一事实：“每一个据点，刚巧位于村庄的外面，包括着几座围着高墙、碉堡……驻屯军从邻近村庄取给他们的食粮、燃料，与劳力而不付钱；有时还要女人。村民被勒令每天报告消息，特别关于任何八路军出现或到来的消息，并且时常被威吓着，如果他们不真实地报告，则将杀尽一切居民。这些条件，自然只有在日本人枪口射程所及的村庄中才办到”。

碉堡内部

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的伙食相对较好，“主食定量很高，而且有大量肉类作为副食”，军饷、衣物及食品、日用品如猪肉、牛肉罐头、羊羹、香烟、袜子、肥皂等的分配也较为及时。为了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日本军部还半强制地让普通日本人民制作慰问袋，里边装着一些食物、生活用品还有鼓励士兵的慰问信以及家乡的照片等等……支那事变初期，往中国战场送的慰问袋相当多，普通士兵一年可以收到八至十二个慰问袋，袋里的物品也相当丰富”。但在1941年、1942年，被八路军俘获的河北日军二等兵身上“只有一件与中国煤矿工人下井穿的一样的衣服，都是那样黑、那样脏，那样破烂不堪，一条军裤又破又脏，补丁加补丁，由此可见，日本经济上已是穷途末路”。日军反战同盟在1942年写的《日本士兵要求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日军前线士兵的工资、军饷、生活补给、日用品、休假、取暖等图景，这和最初的日军待遇大相径庭：“在原部队服役的一二等兵的军饷仍然是五元五角、上等兵为六元四角、伍长才只能领到九元。即使来到战地加上六成的津贴，一二等兵也只不过是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长为十四元……当兵的除了现在所领的一点点军饷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还要强制购买国家发行的债券；对前线士兵不要只供给干菜干鱼，也应发些季节性的鲜菜鲜鱼；希望发给新的代用衣裤；希望根据士兵的要求，发给袜子、领布、肥皂和鞋带等；希望发给两双以上的防寒手套和防寒袜子；不应窃取恤兵部日用品袋中的肥皂、毛巾和兜裆布，希望按原袋发给；老兵和新兵是兄弟，希望哥哥不要欺压弟弟，应亲切地给予指导；应禁止一切侮辱士兵和打耳光的行为；有些士兵、下士官和下级军官，尽管达到了规定的期限，也因没有接班人而由而得不到休假特别是有些在战地服役达二年以上者，也未能规定获得回国休假的机会；应该充分发给火炕和火炉用煤。”这说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前线士兵日常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补给日益匮乏，军饷缩减的同时，伙食也变差，“口粮远远达不到标准”，消耗的日用品得不到更新，正常的休假权利也被剥夺。

上述问题从日本国内寄给前线日军碉堡的慰问袋质量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据日共领导人冈野进记述：“随着战争陷于泥沼之后，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苦，慰问袋的制作越来越少，里边的东西也越来越糟……一年中士兵只能收到一个慰问袋，里边的东西更不能与以前相提并论，就是一点点芝麻盐、干海带，读过的旧杂志、报纸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国内的人民生活越来越艰苦穷困，这样的慰问袋不但不能鼓舞士气，相反只能使前线的士兵感到悲凉、失望，士气低落。”在慰问袋质量大为缩水的同时，还存在上级官曹扣发或拆开慰问袋后取走物品的情况，尤其对于偏远农村小的碉堡守军来说，物资的匮乏、慰问袋的减少加剧了日军的心理失衡。对此，由中共领导的“日人在华反战同盟”一些支部从1941年开始制作慰问袋送给碉堡里的日本兵以感化他们。“最初袋里装的多为食品，后来多装日用品、烟卷、扑克牌、象棋等娱乐品，很受士兵的欢迎……还制作了日本士兵爱用的背心和兜裆布，因为都是用纯棉布缝制的，士兵非常喜欢使用，在战争年月纯棉布制品可是稀罕物品”。反战同盟成员香川孝志证实了这种说法，“日本士兵所喜欢的是我们送去的慰问袋。关于慰问袋的内容，因有的日军士兵担心食品里有毒，所以我们在慰问袋里就只装肥皂、毛巾、小本子、衬衣、衬裤之类的日常用品。通过慰问袋，反战同盟和日本士兵之间有了书信往来。有时日本士兵来信说‘某某碉堡已经拿到了慰问袋，我这里还没有收到，赶快送来。’还有作为慰问袋的回礼，他们给我们送来黄酱或海带，关系亲密时，反战同盟还给对方送过酒和鸡”。这凸显了这些物资的短缺及其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处在宛如“囚笼”的碉堡内日军的心理状况——这些物资正是一种心理慰藉，由此才会使得感化成为可能。

八路军、游击队，包括1941年后中共大力发展的民兵，经常根据日军作息规律采用夜袭、化装袭击、神经战等方式拔除碉堡。冀中文安县的姜村有个日军碉堡，“每天一大早，总有一个鬼子开门出来换哨，别的则都还死猪样睡着。这个情形被当地的民兵熟悉了，一天天还不亮，他们就带着斧头、镐头，藏在堡垒门外边。一会儿门开了，他们像一阵大风闯进去。那开门的鬼子眼睛还迷迷糊糊的，他们就一斧头一个，把还在睡眠的鬼子砍死甚多，剩下的也都做了俘虏”。为了避免开门换防被袭击，日军直接在碉堡内进行换防。如玉吉岭炮楼，“里面住着十多个鬼子，有两挺机关枪和两个小炮，为了消灭它，阴历七月初十的夜里，某村民兵配合部队，靠近了玉吉岭敌碉堡……敌人都在碉堡的第二层中睡觉，最顶上的鬼子哨兵也迷糊的睡着了。三个民兵搭着人梯将炸药送到炮楼的第二层炮眼里，很迅速地点着了火线，三位勇士刚跑出不远，砰的一声爆炸了，碉堡完全塌了，在望乡楼上放哨的鬼子兵，被抛上去十多丈摔死了，在碉堡中睡觉的鬼子，除了三四个重伤外，十余个鬼子都给活埋了”。为了避免夜间遭袭，有时日军士兵会彻夜外出扫荡，碉堡里亮着灯光以佯装里面有人，天亮后再回到碉堡睡觉，这种作息规律也逐渐被八路军和民兵掌握。“一天晚上，某某附近岗楼的枪眼里，总是射出夜不熄的灯火，但民兵们知道岗楼里的鬼子常常深夜出天明归，甚至有时彻夜无人，民兵们很想知道那天晚上是不是有灯无人的空岗楼。便捉来几只麻雀，在一天深夜里摸到岗楼附近，将麻雀放脱，麻雀一直飞向有灯光的地方，噗噗的拍打翅膀，将岗楼里的鬼子吓坏了，大喊：八路军，快快的！一连串的枪声从岗楼的枪眼里射了出来，民兵们知道岗楼里有鬼子……过了几天，某天晚上，当民兵们又将麻雀放脱侦察岗楼的时候，却没有一点回声，民兵们又试了几次，亦无声音。打落门上的锁子，民兵们拥进岗楼，只见一盏煤油灯独自守着空岗楼，民兵们兴奋地收拾完胜利品，放火烧了岗楼”。

吴伯萧在《打娄子》一文中记述了日军据点内的日常生活：“娄子（河北任丘梁召镇娄子村）据点里的敌人是一个小队，有小队长，还有一个日本伙夫。他们分住在一座田字形的营房底四个小院子里。正中间有一炮楼，守住了炮楼，一架机枪就能把四周完全控制……敌人住的情形，是这样：若营门朝西的话，东北院住一二分队，十八个人；东南院住三分队，九个人；西南院是四分队，八个人，外加小队长；西北院是厨房，伙夫住在那里，还储存着粮食，弹药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敌人底住室铺外，各分队住的都是三间平房。两头都隔成了套间，右首一间住五个，左首四个。当中一间冲门，放方桌，方桌两边的套墙上挂着各个敌人用的枪支武器……敌人筑据点以后，拆毁了老百姓的砖墙，石台阶，甚至茅房里的臭石头，再鞭打着老百姓在里边修了一圈夹圩子，他们赶走里圩子里的老百姓，修一座像前面说的那样的营房。靠北紧接着安一个维持会。再靠北设一处警察所，养那么一群伪警备队。东南角上和兵营角对角相隔三十米的又有一座砖石高墙，几十间房舍的大院落，是准备给另一批伪军住的，那时还空着。外圩子有壕沟，有哨，由伪自卫团轮流站岗，里圩子不但有壕沟，还有吊桥，铁蒺藜。敌人又彻夜不睡，全体在炮楼上警戒守卫……我们知道，敌人警戒一夜，到快出太阳的时候，就从炮楼上下来睡觉去了。除了一个哨兵和那个日本伙夫给敌人做饭，并等着给每天村里派去的十八个（一定要十八个）民夫开门，叫他们挑水，劈柴，扫院子。敌人讲卫生，每天醒来要洗冷水澡，也知道领头叫门的是维持会长。我们的突击队员有三分之一轮流着去当过民夫，每个人像演习时那样的，战斗岗位都摸得透熟。”

天亮后，碉堡内的日军往往“早操不带武器，先低头背诵天皇圣训”，八路军掌握冀中区沧石路与溢阳河交叉处的小范据点碉堡日军的这个作息规律，“由游击队员化装成送粮、送情报的，趁敌不备迅速通过外壕冲上吊桥，占领岗楼”。此外，八路军游击队员也利用“太阳超过了树梢头，鬼子们开始吃早饭了，这时又正是各村的联络员向鬼子送情报的时候”，伪装成联络员进入碉堡，趁机打掉碉堡。

1943年后，由于日军大量抽调华北兵力南下支援太平洋战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大为减轻，中共通过各种措施，如减租减息、大生产、精兵简政、发展敌后武工队及民兵等，保存了实力，稳定了民心，度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到1943年底、1944年初，河北的八路军和民兵对日伪军的碉堡展开围困，加之战争旷日持久，日军物资得不到及时的供应，使得日军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据1944年八路军在行唐、平山缴获的日军封信件记述，“由于八路军的围困，爱护村的联络完全断绝了，山上也大大的变了，说起来地雷是可惊的太多了，在白天要路过堡垒围墙一步，马上就要受到敌人的狙击，每到晚上敌人还会来喊话，无法睡觉……在被围困的炮楼里，洗澡、洗脸、洗衣服，连喝水都是苦难的。洗一次衣服，也得半天，还得有武装护卫到山下去，苦力们每天可以运来很多的水的，可是对于每天的尿急，大家感觉可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饭也改为早晚两顿了。日本士兵也承认他们住在囚笼里，如果对盘踞村里的敌人打炮吧，村民就一个也不留，全部逃光，依然和村民联络不上，出击是办不到的，真是忍泪过着囚笼生活的”。碉堡内没有厕所，日军不得不在碉堡周围挖一个厕所，派几名哨兵放哨。不仅日常如此，即使是节日里，碉堡内日军也不敢轻易出来，“秋收完毕，转眼就到了中秋节，虽说兵荒马乱，人们不能像平常那么开心干干净净的过节，可是因为近来围困炮楼，鬼子既不敢轻易下来，再加上庄稼也收割的差不多了，想一想这一年过的真不容易，格外愿意热热闹闹。差不多的人家全买了猪肉月饼，穷些的也制些鸭梨葡萄过节。炮楼上的鬼子、伪军看的眼红，馋的流涎，不敢下来抢，城里又没接济，实在苦恼。就三番两次托人捎信给维持村长，说无论如何，八月十五这天，给送点东西上来”。针对日军的窘境，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对碉堡内日军进行喊话宣传：“快要过年了，来慰问你们的，你们辛苦了，最近怎么样……慰问袋怎么样……快要过年了，准备好了吗？我们正在加紧准备呢！做了饼子，做了日本菜，还有点心，此外，我们还准备演戏呢”，“怎么样，过年招待你们，来不来玩”。同时，反战同盟还借助“盂兰盆会或新年，制作一些慰问袋或贺年卡，想方设法地运到碉堡的周围”，结果，“有的碉堡中的士兵还托出入的农民带来很有礼貌的回信”。正如反战同盟成员中西所言：“我很知道士兵对于这种荒凉寂寞到极点的前线的枯燥的生活感到厌倦，这是我已体会过的！”节日里这种攻心战所引起的日军的骚动，可以看出战争后期碉堡内日军的生活困窘。

碉堡内日军处境如此，受其控制的伪军生活更堪忧。1944年开始的围困，使得散布乡间的碉堡内伪军日子尤其不好过，没有粮食补给，有些地方的碉堡内伪军连“小米也吃不上，以糠代替”。很多伪军就“抢夺百姓田里的粮食、河中的鲜鱼和家中的牲口”，对此，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对伪军碉堡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和进行政治攻心，夜袭、化装袭击、麻雀战、地雷战、神经战、喊话、联合警戒、劳武结合等灵活使用，同时发动群众藏粮，伪军“生活无着、物资短缺，叫苦连天”。几首炮楼内伪军伪警的歌谣形象揭示了他们的窘境：“唉！给我盛碗粥，伸手拿起窝窝头，白菜帮儿没搁油，臭咸菜咬一口。唉！好难受！不如早日回家喝豆粥……炮楼儿高，封锁沟儿长，寒冷天气没有棉衣裳，披上毯子和麻包，还得去站岗”。“伪军在我敌伪军工作的强大争取下，纷纷与我们拉关系”，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端岗楼，俘虏了伪军，把岗楼一把火烧掉。敌人没办法，只好撤岗楼，开始收缩”。

心理与情感的扭曲

除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外，河北县城以下广大农村的碉堡内的日军也有一定的“娱乐活动”。比如，凑在一起抽纸烟、喝啤酒、玩纸牌、阅读报刊信件等，甚至有些碉堡内还有留声机和唱片，可以享受音乐时光，借此打发时间，缓解对战争的恐惧。不过，这种“娱乐活动”并非想象的那般惬意。

在碉堡守军，乃至整个日军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官长和普通士兵之间，老兵和新兵之间，等级森严，上级欺压下级的现象普遍存在。欺负、捉弄新兵俨然变成了老兵的娱乐活动之一，“老兵为了解闷开心，常拿新兵出气，对新兵拳打脚踢以及各种虐待。新兵挨揍的理由名目繁多，老兵用动作迟钝、衣冠不整、用词不当、态度傲慢等借口殴打新兵……一些戏弄新兵的游戏也经常在军队中举行并被认为有助于锻炼部队”。城市和农村驻守的日军待遇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驻守农村碉堡的士兵来说，“担任山地警备无比寂寞无聊！想得到一点安慰和乐趣，但娱乐室大都被老兵占据了，新兵惧怕老兵，不大敢进去……他们渴望国内的演艺慰问团到来，以打破山地分遣队里的沉寂，获得一点慰藉与欢娱，但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这种慰问团往往在几个大据点兜一个圈子就回去了，接着就在报纸上大事吹嘘，他们在前线如何慰问士兵的功劳……他们对城市据点的驻军也非常不满，说他们穿新军装，吃好的，整天游游荡荡，而自己却穿着破烂不堪的服装去进行讨伐”。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列岛远离战场，实际上没有多少士兵有回家休假的机会”，加之“日本士兵财力有限，他们很难获得书籍和照相机等普通消费品来打发空闲时间。随着更多的必需品、报纸、杂志和邮件等的日益缺乏，士兵的空闲时间愈发单调”。据冈村宁次回忆，“日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友岗哨警戒……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应声倒地，随后共军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这一方面说明八路军攻碉堡战术之灵活，“根据不同情况，化妆成群众出殡、迎亲等，诱使敌人离开据点围观，趁机在野外聚歼敌人，拔碉敌据点”；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农村碉堡日军娱乐活动的匮乏，一场殡葬、一场迎亲、一个戏班子、一个集市等都可能吸引守军的注意力，从而放松警惕。

白天尚且如此，夜晚的到来使得碉堡内日军感到更加紧张和枯燥，正如水野靖夫所说，“在整个前线生活中，碉堡值夜班和站岗要算是最艰苦的任务了。哪怕你听到一声远处的狗叫声，也会使你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特别是山鸠的叫声尤为凄厉，听到这个叫声，没有一个人不被勾起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之情”。思乡让人情绪倦怠，恐惧则让人精神压抑，为此，一些日军士兵将“最为珍视的家人、朋友或女友的照片带在身上”，排解寂寞，寄托思念之情，有些则会佩戴“佛教好运符”护身，以消除恐惧，稳定情绪。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以及太平洋战场日军战局的日益倾颓，有些日军士兵对可能被调往南方作战充当牺牲品感到绝望，而即便是留在华北也因为八路军神出鬼没的伏击而愈发颓废，加之碉堡内空间狭小、封闭，导致“战争厌恶、战争倦怠、希望凯旋、思念家乡等情绪蔓延开来……自1943年起，投敌事件明显增多”。

八路军则组建“日人在华反战同盟”，利用改造好的日本战俘，通过“散发传单、报纸、小册子和日本士兵的通讯，通过电话进行谈话，日语广播，送慰问袋等方法”，对碉堡守军展开心理攻势，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当属战地喊话：“利用夜间，先接近日军的碉堡，撒下传单，再在碉堡的周围插上小红旗，趁黑夜也把连接各碉堡之间的电话线切断（防止告急而相互支援），然后慢慢地再开始喊话”。喊话前，有些反战同盟成员还会先吹一段口琴，口琴曲子大多选择那些容易勾起守军思乡之情的曲子，如凄凉的《荒城之月》，有时也会唱起日语歌曲。由于碉堡内娱乐活动非常贫乏，加之1943年后八路军对碉堡的围困使得碉堡内日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听反战同盟的“喊话”反倒成为碉堡内日军的一种娱乐，“逐渐为士兵们所欢迎……我们唱了流行歌，碉堡里的士兵也唱起了歌，对我们说，无聊的很，请常来玩！有的碉堡端出留声机，唱很多片子给我们听”。“有的与碉堡中的官兵已建立起亲密关系，或互相交换信件，或互相对唱民谣，情况十分活跃。总的说来，日军官兵最想知道的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的情况。这一点，我们要比他们清楚的多。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当然，也有的碉堡，一听到我们喊话，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我们开枪的。但有些碉堡却静静地把我们喊的话听完之后，只是走走形式地对我们开枪的。而对我们在碉堡周围散发的传单和插的小旗，在第二天一定会收去，据第二天出入于碉堡的农民们带回来的消息说，他们在收到这些宣传品后，有的军官则认真地阅读，有的军官则在士兵面前把传单烧掉。每到盂兰盆会或新年，我们都要制作一些慰问袋或贺年卡，想方设法地运到碉堡的周围……我们还曾把碉堡通往外部的电话线切断，然后接上我们所携带的电话线，采取与碉堡里的日本兵直接交谈的方法……切断电话线，把一个碉堡孤立起来进行宣传，看来是最有效的。日军摸不清我们究竟是十来个人的小部队，还是几千人的大部队，所以也就不敢轻易采取什么行动……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开展，碉堡内的反应也越来越复杂起来，士兵们内心的不安和厌战情绪明显地在逐日蔓延。因此，日军内部对这种态度的监督也越来越严了，以往放任不管的小旗和传单也被立即收到部队本部，然后转送特务机关烧掉。有时特务机关人员还穿上便衣化装成中国人，到每个碉堡去探听，以便摸清分遣队内部的气氛和动向。”一首民谣或一张传单即会引起碉堡内日军的情感骚动，这恰恰说明了碉堡内日军娱乐活动的匮乏和精神的压抑。

对常年驻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来说，生活物资的匮乏，加之长期战斗的折磨和随时面临的死亡威胁，日军对情感的释放与宣泄极为渴求。当这种精神需求和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时发生异化，变成野蛮的侵略欲望，演化为毫无人性的暴行。相对于重要市、县、镇等中心区域及交通线等地，广大偏远农村地带的碉堡，而日军在此建立的慰安场所等又比较匮乏精神情感的异化也就更为严重，暴行的频率及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

据1941年曾驻扎在景和镇据点里的藤原彰描述，“在景和镇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厅，妓屋就是慰安所……这家餐厅实际上还有点心店和照相馆。因为照相馆并不仅仅是为日本军人开设的，所以后来我才想到照相馆一定还有暗地里为卖鸦片做掩护的功能……这家餐厅是依赖于日本驻军而生存的，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们排列整齐，并经过服装检查之后，首先去的就是这家餐厅……在对士兵进行服装检查的时候，值周的下士官给每个士兵发放一个被士兵们称为’最佳突击’的橡胶制品（避孕套）”。后来，藤原彰的队伍移驻刘窝村，“分队在刘窝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队全体人员可以龟缩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维持会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碉堡，对我说‘队长，这个姑娘给您做太太怎么样？’……这种事情在日军军官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以前在战地服役的军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军营内养小老婆，为此而招致了士兵们很大不满”。通过藤原彰的记述，不难发现，城镇碉堡日军可以在空闲时间去慰安所，但这种名为餐厅实则属于慰安场所的机构在城镇也只有一处。而当藤原彰的队伍转移刘窝村后，则只能通过伪村长、伪维持会提供姑娘进行“消遣”。日军不可能在很多村落设置慰安所，高级官长通过养小老婆的方式满足欲望，普通士兵则通过强奸驻扎村落的妇女来满足自己的兽欲，填补精神空虚，排遣情感压抑和对战争的恐惧，于是性暴行就成为了普遍行为。

河北水闸屯侵华日军碉堡

刘荣在日记里记载，平山县杨家庄“全村21个姑娘，没有一个落空，全被鬼子拉上岗楼奸淫了……1943年6月15日，正在割麦之际，由敌占区跑来的老乡，诉说他那悲惨的情形：平山十区杨家庄杨老头老母有三女二男，大女年十八，今春被鬼子拉上岗楼睡了月余，如今病了三个多月不能起床”。这种情况在河北农村普遍存在，一旦哪户人家被碉堡内的日军发现有年轻女性，灾难就会立马降临。冀中马铺村一户人家，“仅有的才十五六岁的独生女儿，被鬼子抓到岗楼上去了，家里人托人三番五次的到岗楼去求情，至今也没回来”。在原属河北辖地后被日军划归伪满的宽城，日军建立了大量“人圈”，集家并村，在“人圈”四角建立炮楼，炮楼守军经常外出扫荡所辖“人圈”，以各种名义残害百姓，侮辱、强奸妇女，“糟蹋未出嫁的女子，因此未出嫁的女子不敢束辫子”，很多在地里干活的妇女经常被据点和炮楼的日军“抓走、轮奸，再用刺刀挑死”，日军以此为乐。

这种侮辱、残害妇女的暴行不仅存在于河北，但凡日军所到之处，他们“把许多中国女性强行抓到据点，或是当成任务派到村子里，让伪政权寻找年轻女人，送到日军据点，日夜遭受日军官兵的糟蹋”。在山西，日军搜捕村中年轻女性抓到碉堡或军营内供其淫乐，充当性奴隶，“每一个日军据点平时至少有五六个女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个女人”。

日军官兵的这种暴行并未受到干预和制止，虽然日军高层也知道军纪败坏会丧失民心，但“日军高层更相信，在战争的状态下，每过一段时间，让士兵对异族展开适度的抢劫、强奸、杀人等活动，会对于处于异动期的士兵心理与生理产生一种调适与发泄的作用。抗战期间，许多日军军官明确下令或以默许的方式，有组织的、公开或暗中纵容士兵进行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结果，缺少纪律约束的日军，不仅掳掠妇女到碉堡供其淫乐，而且在出碉堡后进行扫荡时蹂躏女性取乐，“把妇女们抓起来，在攻击前进中如果没有强奸时间，就把她们的衣服脱光，用胡萝卜、秫秸插入阴部，士兵都这样取乐”；在“治安强化运动”时期，碉堡内日军每天都要到附近村庄扫荡，“把‘讨伐’抢来的东西拿到街上去卖，卖的钱用来洗澡、理发、嫖妓、喝酒”。有时，日军还把“大批青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或作为人质进行要挟，以剔除可能潜在的八路，这种在碉堡内的刑讯逼供、甚至屠杀等暴行也成为日军在碉堡内取乐的一种方式，后来在八路军拔除碉堡的战斗中发现，有些农村碉堡外围沟壑埋有被日军虐待致死、屠杀的百姓的尸骨。

日军在修筑碉堡过程中对民众惨无人道的奴役与屠杀，对大片农田和房屋的破坏，以及日军的性暴行，使民众苦不堪言，更加认清碉堡内日军的本来面目：“鬼子是喂不饱的狼，炮楼是填不完的坑”，势必会“激发中国民众的愤怒，因而使日军华北统治的基础变得脆弱”。对于这一点，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华北治安的关键在于掌握民心……然而，我军工作成果与理想的差距是巨大的”。

当然，心理扭曲的并非只有碉堡内的日军。侵华战争初期，日军主要占据一些重要的点线，“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的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1941年后，为加强华北的控制，日军通过强化碉堡政策，向华北农村大力推进，但是因为自身兵力不足，而碉堡驻守需要大量兵力，加之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连续向南方战场调兵，只能利用大量伪军来驻守治安区和游击区，尤其在偏远的乡村更是如此。伪军强迫老百姓为其修筑碉堡，作威作福，为害一方，有的“抓人施以酷刑”为乐，有的“每天晚上大吃大喝，开场赌博，打牌、玩弄女人，直到累的睁不开眼时才睡觉，早晨太阳很高时还不起床”，还有的“老想发外财，总想外出抢劫百姓”，更甚者“调查附近漂亮妇女，每隔几天轮流指名要，所有的人都不能免除。有一个十八岁青年男孩子去应付，叫伪军们轮奸，不能走了，扶着走回去”。伪军这些穷凶极恶的暴行，暴露了其畸形、变态的心理。碉堡内日伪军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例如，“鬼子白天不站岗，伪军每天却得摊岗五六班；鬼子逢见伪军，可以摆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武士道架子，伪军遇到鬼子，则须做出低三下气、让路敬礼的亡国奴丑相。诸如此类，都使伪军们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人终究不是日本人，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因此，有的伪军在凄凉的深夜，守着炮楼咛着这样的小调：‘独坐炮楼闷沉沉，马马虎虎当伪军呀，真是没有劲。咿呀呀得儿歪得儿歪呀，真是没有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军、伪军、伪组织与敌占区人民在思想以至政治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碉堡内日伪军，特别是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产生了显著的宣传鼓动效果，伪军纷纷与八路军拉关系，有些则直接倒戈投降。正如林迈可所言：“许多碉堡由于是伪军把守，因此远远没有起到作用。八路军能够同许多伪军部队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如果日军的堡垒封锁政策能多持续几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队来镇守所有碉堡，他们或许会迫使华北的八路军转入地……事实上，自从1943年以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时起，其整个战略就趋于崩溃了。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结语

日军在河北农村的碉堡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需要及时补充生活物资，这样就为抗日军民的偷袭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安全起见，日伪只能将自己封闭、隔绝在碉堡内，以防止抗日军民偷袭，但这就使得日伪的日常生活趋于枯燥乏味甚至绝望。日军在修筑碉堡过程中对民众惨无人道的奴役，对大片农田的破坏，以及利用碉堡进行的竭泽而渔式的侵略，使得沦陷区、游击区乃至根据地民众苦不堪言，也日益认清日军的真实面目：“鬼子是喂不饱的狼，炮楼（碉堡）是填不完的坑。”日军冀东警备部队长官铃木启久承认：“日军警备部队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挖掘了连续的壕沟，构筑了无数能够以火力控制壕沟的碉堡……为了构筑这些工事，征发了数万的劳工，使当地农作物的生产和收获受到不少的损害。日军的残暴行径正好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好材料，结果年轻人不断从劳工队和日军控制区逃亡。”这给碉堡内日军的生活物资补给造成了困难，加之战时河北农村贫穷落后，日伪的竭泽而渔又使得民不聊生，“就地补给”缺乏可持续性，“主要农作物收夺的失败，例如1944年度农作物收买的结果，在华北、华中只达到收买计划的四成”。加之根据地军民对碉堡的围困，直接影响到前线碉堡内日军的日常生活，生活物资补给困难，情感扭曲与异化，削弱了其战斗力，使得日军碉堡生活难以为继。

有关日军碉堡的研究，可以从军事功能视角深化日军侵华政策的研究；而有关日军（包括伪军）在农村碉堡的生活研究，则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日军在河北农村的碉堡生活（1941—1945）》，作者耿殿龙为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高中历史一级教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