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西汉治国理念

西汉（前202年—8年12月）是继秦之后第二个在国土上实现大统一，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公元前202年，刘邦建都长安，萧何说：“古云天汉，其称甚美。”于是，建国号为汉。史称“西汉”。从汉高祖建立汉朝到汉武中兴，汉王朝经历了两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史为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理性认知。

由秦的依法治国到汉初的黄老刑名立国，是西汉王朝治国理念的第一次大转型。秦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教训给予西汉统治者深刻的影响，促成了西汉王朝治国理念的变革，把“黄老刑名”学说推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崇尚“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一是在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汉高祖刘邦从执政之日起，就十分注意通过减轻赋税来调整国内的生产关系，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把轻徭薄赋作为国策。《汉书·景帝纪》载：“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这些政策促进了秦末以来因为连年战争而凋敝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汉初，朝廷财资拮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财力充足，府库丰盈，有所谓“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之说，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农业发达相伴随的是，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古罗马、印度等国家；科学技术水平领先世界。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在数学领域，诞生了著名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

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郡国”双轨的国家治理体制。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有鉴于秦末农民战争中趁机东山再起的六国贵族，成为反秦的重要力量，与刘邦为代表的刘姓势力形成新的矛盾生态，中央政权不得不谨慎决策，选择了封国与郡县并存的政体。即所谓“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与周朝相近的分封制。为了防止地方分裂势力危及中央政权，刘邦盟下“非刘氏莫王，非功莫侯”的誓约，然而，后来许多异姓功臣还是跻身亲王行列。

这些政策，对稳定汉初国内的社会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帝国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同时，也积累许多社会矛盾。首先，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所封的王侯，在自己的封国内，私铸钱币，征收赋税，培植势力，严重威胁着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终于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几乎葬送了西汉王朝。其次，经济上的宽松在调动小农积极性的同时，也助长了地方豪强的兼并趋向，到汉武帝初年，连大儒董仲舒都感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分配不公。再次，随着汉朝综合国力的提升，汉与匈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取代和亲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严峻的现实挑战把实现新的变革提到了汉中期统治者面前。

以意识形态“大一统”为主导，汉武帝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的第二次大转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摈弃“黄老刑名”，致力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元年，在著名的“举贤良策对”中，博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为汉武帝采纳，被后来论者概括为“独尊儒术”。如果说，秦始皇的贡献在于通过统一战争，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那么，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从而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儒家”的统治地位。二是在经济上，推行“限民名田”“盐田官营”，强化货币管理，打击豪强兼并，增加中央财政积累。三是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完善内朝、外朝决策机制，削弱丞相权力，在地方上推行削藩，通过实施“推恩制”，削弱以至剥夺诸侯国的权力，打击分裂势力；四是在军事上，推行“积极进攻”政策，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元朔二年（前127）到元狩二年（前121），先后五次对匈奴发动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与此同时，从元鼎六年（前111），到太初三年，先后多次出兵平定南越国、滇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内乱，奠定了汉帝国的基本格局，使汉王朝的版图达到了609万平方公里；五是在外交上实施“凿空西域”战略，派遣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与丝路沿线少数民族政权和域外国家的关系，开创了陆上“丝绸之路”。所有这些，创造了西汉历史上第二个发展巅峰。班固在《汉书》的赞语中写道：“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无为

治国理念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进一步成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从国家治理到民间家风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才被否定。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仍然对现实有着化育人文的价值。

上层建筑的每一步改革，都对于经济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综合国力的大大提升，使得西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绚烂、璀璨夺目的朝代。经学研究成果丰硕。涌现出以校订《古文尚书》、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而闻名的经学家孔安国和以编著《战国策》《五经通义》《说苑》等著作而受到朝廷重视的经学家刘向；史学编纂创新发展，司马迁所著《史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纪传体史籍的先河，后来为历代史书编纂者所遵循；文学繁荣，百花竟艳。“汉赋”成为西汉文学高度繁荣的标志，涌现出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赋四大家”为代表的散文群体，名篇荟萃，佳作连绵，群星争辉。《上林赋》词彩旖旎，《羽猎赋》气势张扬，《两都赋》工笔重彩，都是穿越千载、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汉乐府”成为中华诗史上灿烂夺目的一页。美术音乐汉韵高蹈。西汉王朝是我国写意艺术的源头。至今存放在汉武帝茂陵的十五件国宝级石刻作品，想象丰富，线条流畅，表现汉代艺术家踔越的艺术重抽象能力。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汉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充分说明，改革和创新是推动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

作者：杨焕亭

原标题：《话说西汉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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