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先生的生前身后

民国，毛笔，手稿，这些都是拍场上名人墨迹的卖点。最近现身一批拍品，正包含了这些要素。手稿为十行红栏稿纸装订而成，封面除标题、誊抄时间以外，还有“国立中央大学关防”红印以及“吴有训”蓝印，内页还有“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看来是来自原中央大学图书馆。内容以稀见出版物的抄件为主，钤有的一枚私印已有漫灭，仔细辨认为“李小缘”。

李小缘手稿内页

1962年10月16日，顾颉刚至胡厚宣处闲谈，两人民国时期在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共事，如今同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胡厚宣曾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不知觉间聊到了南京的故人。回家后，顾先生日记如下：“到胡厚宣处，乃知解放以来，南京大学自杀者四人，欧阳翥、徐益棠、罗根泽、李小缘也。小缘一生循谨，孜孜矻矻于搜集资料，为南大积聚无数东方不易见到之书报，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种错误，竟尔出此短见？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倘能为之整理成书乎？”

这条日记谈到的几个学人，欧阳翥是生物系教授、前中央研究院院士，1954年投井；社会学系系主任、民族学家徐益棠1953年身亡；图书馆副馆长李小缘1959年过世；中文系教授罗根泽1960年跳楼。

身为前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小缘先生，久为世人淡忘。曾有位南大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生，在图书馆查阅民国期刊时，发现很多封面上都钤有“李小缘”藏书章。当时他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旧书店收来的。后来见到有相同藏书章的书很多，到网上去查，“才知道李先生原来是我们的老馆长”。

李小缘有遗稿《自传》，约写于1954年底或1955年初，写得很简略，也富于时代气息，可摘录叙述先生的一生。李小缘生于1897年，“幼读私塾，接受了很多封建影响”；后入“金陵中学附小，然后进中学，升入大学，十多年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回国后在金大图书馆负责西文图书编目工作，教授图书馆课程，不知道国家的形势，自己却陷入帝国主义的深渊”；最后总结说，“金大服务前后二十六年，再加上金大读书，美国留学，怎能不养成亲美崇美的观念？全国的解放是在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解放是在金大与金女大合并才开始的”。

《自传》来自《李小缘纪念文集》，此书源于1986年南大举办的“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这是1949年后图书馆学界正式出版的首部个人纪念文集，当时虽已“拨乱反正”，但编书者回忆，“在当年动议与实施之初，依然需要勇气与智慧”。南京大学有心，1988年初版后，2008年又出了增订版。其中有《李小缘年谱》，记录如下：“1959年12月26日，先生不幸谢世，享年六十二岁”，语焉不详；《李小缘纪念文集》广收回忆文章，叙述多有重复，虽是“纪念文集”的通病，但知名者如故交吕叔湘（并题写书名）、学生钱存训、同事王绳祖、弟子孙望、后辈徐雁等，均以回顾李先生早年经历为主，晚年提得不多，更无人言及逝世原因。

先生的大儿子李永泰，稍稍提了一下：“在去世那一天晚上，已九点多钟了，他还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学校图书馆里做最后一次查看。青年人遇到他，以为还是往常的查馆，谁知这是在向他心爱的图书馆，向他的事业，向人们告别。” 另有位朱正华，是李先生的内侄，他回忆姑父时写到：“我常想：我姑父这样的人，纵使那年不去，也定然逃不过后面的关，只是早走了几年……姑父啊!您为什么撒手去得这样猝然，这样毅然决然，叫您的子侄们至今茫然，惨然！”

从亲人的字里行间看，《顾颉刚日记》提供的信息更准确。前头提到的罗根泽教授也是如此，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罗根泽文存》，序文是这么说的：罗根泽“突患脑溢血，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30日晚逝世，终年60岁”。而顾颉刚1960年4月4日记载：“归来接罗雨亭凶报，渠已于三月卅一日在鼓楼医院逝世，朋从又弱一个，更加惆怅矣。” 1960年4月14日，死因得到确信：“得自珍信，悉罗雨亭以犯病太多，不堪其苦，医院已无法治疗，于上月底跳楼自杀。悲哉！”

李小缘先生于1959年12月26日逝世。1958年上半年，全国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李小缘当时也写了近百条“小字报”，内容极其丰富。先生态度诚恳，有话直说，表现了出朴实率真的本色。“小字报”部分存于南京大学档案馆中，《李小缘纪念文集》有收录，从中可读出先生生前点滴。

关于建国后的运动，首先李先生的表态就不合时宜，比如“运动接二连三的来，党的要求太高太急。应当让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牢骚不断，“既然应该让坏东西水远抛弃一刀两断，为什么又时常要我们挖掘，使已死之灰复燃呢”；“我对一位多年不通信的人说：现在是‘六亲不认’了”。对当时已经盖棺定论的名词，李先生不无微词，明显不悉世事，谈到地主，“有勤俭持家而来的，有封建恶霸的，应该有所区别的进行斗争，不应该让一般的地主来负责两千年的封建责任”；谈到右派，“反右斗争时我认为仅仅是言论上的问题，人民力量这样大我们不怕他的，给他们适当的批评够了，不必那样斗他，还是可以孤立他们来教育大家的”。偶尔的表态，要么是隔靴搔痒，如“反右不久，才认识到《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是适当的，及时的救了许多人，要没有这篇社论，右派分子更多了”；或者充满了滑稽感，如“当右派向党进攻非常明显的时候，不把大字报照下来，表示我们反对。但从资料的收集方面来考虑,不把大字报照下来，也不一定正确”。

谈及故友闻一多，两人年龄相仿，经历类似，可能留美期间就已结识。闻极为赏识李，曾先后两次相邀共事（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李小缘因早年在东北大学图书馆的经历，“观感不佳，官僚政治盘踞校中”，而“不愿在国立大学工作”，两次婉辞以谢。此后李小缘长期担任《金陵学报》主编，多次向闻一多约稿，1940年4月收到闻一多《说繇》一稿，刊登于当年《金陵学报》第十一卷。先生在“小字报”里是这么说的：“闻一多在昆明为特务所狙击，甚为愤恨，在成都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会中有很多挽联。热烈发言的甚多，甚至有许多人泣不成声。我虽和他是朋友，毫无表示，井且说这些人认不得他，何以哭得像百姓如丧考妣。”

而对已垮台的罗隆基，李小缘做了平实的回忆：“1925年3-4月间在纽约认得罗隆基，因为他知道我搞关于中国的书目，要我为他搞一个‘关于鸦片战争的书目’。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抄起来给他，在离纽约的前一天给他。这个‘书目’到底怎样，始终无下落。回国后始终未曾联系过。解放后看他在报纸上很活跃，认为他太神气。原想和他通信，但没曾通过信。在纽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小政客，也从未往来。这次反右斗争，他是一个大右派，幸而未和他联系过。”

人事关系上，对南大中文系“三老”之一、时任南大图书馆馆长的胡小石，李小缘充满了尊敬，“胡馆长做我们馆长，我从心里拥护的。他年长，学问渊博，这可以帮助我的浅薄。在金石方面，他有很深的研究。在国学方面，我还是有所请示的……总之是于我们图书馆有益的”。而对图书馆年轻人不明白，认为他不到馆就不应该挂名，“我认为这是很不正确的……不将引起胡馆长的反感，而后损失的还是图书馆”。

而对其他同事，李先生就不无微词了。同样出身于金陵大学的化学家李方训先生，1952年被任命为南大副校长。李方训专业素质极高，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但和李小缘相处不佳，“无论有什么事，我愿意找别的校长来解决，愿意迟一二天，等别的校长来解决，我不愿意访问李校长”；老同事万国鼎评价李小缘做事为人是方形的，看来不虚此言。两人似乎并无大的过节，大概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吧，比如李校长在动员金大金女大合并时说，新的学校比旧的学校要百倍好千倍好，但小粉桥（即南京大学南苑）的草坪没有了，原来有的花草没有了，李校长说话不算数，李小缘有些不乐意。

1954年，有位严仲仪同志受校党委委派，协助李小缘主持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严同志出身于华东军政大学政教系，虽然才三十出头，但已有近十年党龄了，曾担任过南京市的区委宣传部长。李先生与这位口中的“严秘书”关系比较微妙，李先生提到了自己“有职无权”的问题，并且把“要钱要不到，要人要不到，但是党员一要就要到”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且“自此以后，凡是人事关系问题、经费问题，全请严秘书负责”。不过严仲仪倒并非极左狂热之徒，李先生对两人关系做了定量分析，“我和严秘书的关系是：90%-95%是两下配合的好，其余5%-10%是由于联系不好的未结合好。经过时间是可以结合好的”。严先生后来也成为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了不少图书馆专业论文。

李小缘最看重的莫过于图书馆藏品。曾有一套馆藏的《天学初函》，他不单清楚地记得数目（二十一种三十二册），也道得出流传（由文化研究所购置，后转入大图书馆），而且为后事忿忿不平。原来1934年福开森向金陵大学捐赠个藏时，曾来函借此书，当时的校长陈裕光是研究有机化学的，头脑灵活，用“偷鸡也要一把米”好不容易说服了李先生将书外借，可惜一直未归还。按说福开森为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的创始人，又长期担任金大校董会的董事，而且已将个人收藏悉数捐赠，李先生在时隔二十四年后，在已改朝换代、校名更迭后，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确实可称得上老校长匡亚明对他“惜书如命，爱馆如家”的评价。

正在筹备校庆一百一十五年的南京师范大学，底子是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教育系。南师艺术系很想把南大图书馆的艺术书籍拿去，这可惹恼了李小缘，他说：“艺术书不借出馆外，是国际惯例。七八年来，如果（南师）专心一致的搜购，也不难补充。我们开辟了教师阅览室，欢迎来看，他们也不来。借而不还是个人主义；有阅览室不来看，还是个人主义；不订出计划采购，专门向别的人叫嚷，这又是什么作风！”李先生是真把校产当私产了，且生气起来不假颜色，乃至“在外面开会，坐在一处很不好处”。

南京博物院就更不卖帐了。1952年，曾昭燏院长向南大借展文物，并声明“这是柯庆施招呼的”，但一年多过去了，南博毫无归还之意，且“把借去的东西，照像的照像，仿造的仿造，全未向我馆提过”。李小缘坐不住了，正赶上院系调整，他把博物院借展之事提交到“建校文物图书整理委员会”，并反复电话催还，仍无效。1953年曾昭燏来南大图书馆，他又提出归还事宜。曾很强势，只说请“孙叔平（时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来要”。曾走后，李先生大为光火，说“这是强权，没有公理的”，“这是曾国藩思想作风”。但又能怎样呢？李先生所做的，只能是“从此我不再到博物馆去了”。曾再强势，也不过“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于1964年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

南唐画家王齐翰所绘《挑耳图》 （又名《勘书图》），由福开森捐赠，算得上是南大图书馆镇馆之宝，单单这件文物，李先生就写了四条“小字报”。有些还是陈年旧事了，比如在“三反运动”中，把《挑耳图》展出是否有必要？万一折坏，谁应负责？1958年，南京博物院携书画前往上海博物馆办展览，来南大借展《挑耳图》。有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书画的专家，懂得保管，李先生说我们派不出人去，未允。这位工作人员说，你所顾虑的，是不是怕它的“娇气”？如果你做不得主，他可与党委会联系。最后，在李先生的坚持下，《挑耳图》用照像放大的方法寄去。收到后，这位工作人员写了一封信，将复制件退给了校党委会。这位工作人员是谁？在“小字报”里未点名，不符合李先生的风格，可能是编辑隐去了。李先生最后评价他，“不愧为将门之子”，结合之前的言行，看来来头不小。 李先生深知，《挑耳图》的事让自己成了“招风的大树”，“现在是在刮四五级风，将来还要刮八级风，把名字弄到报纸上,一定是有可能”， 但《挑耳图》是国宝，是有“娇气”的，应该要照应好它，“才对得起六亿人民”。

李小缘逝世后，南京大学为先生举行了降重的追悼会，胡小石馆长致悼词，郭影秋校长出席并讲话，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南大于逝者倒也不薄。如前文所言欧阳翥教授自杀后，据南大王觉非回忆，出事后，校领导担心被上级斥为未能执行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以主动检讨，并且“声泪俱下，惊慌失措”，而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却大发脾气，有“死了活该”、“示威”、“应该加以批判”之语。校领导精神立时轻松，传达时说“这是对他自己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的表现”。不过这近乎一家之言，欧阳翥身后并未被批判，还成立了有五十一位教授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并且出版了《追悼欧阳翥教授》的小册子。南大档案馆藏《华东局宣传部转发南京大学孙叔平、陈毅人两同志关于该校生物系教授欧阳翥自杀事件的报告》，措辞也很理性：“这一事件反映了某些老教授受旧社会思想影响甚深，感情甚为脆弱，致一旦遇到了某些意外事情，容易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希各高等学校今后特别加以警惕，加强对老教授的团结和政治思想教育，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多加以关心，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李小缘纪念文集》也影印了李先生的遗嘱，遗嘱写于过世前夜。除了交代家事、叮嘱子女以外，关于自己的书籍，先生做了以下安排：“图书全部赠送图书馆，其不要部分还给家中作为妻子生活之资”；“我编的稿子和西文论中国之目录，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如果有人能编可以扩大编制，把一切的一切捐献出给人民”。

后人忠实地完成了先生的遗愿。1960年1月，李永泰、李永徽将先父中外书刊近三万册捐赠南京大学图书馆；1961年2月，李永泰将十万余张西人论中国之卡片及卡片柜(共36匣)赠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顾颉刚日记提及的“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即此；同年，李永徽将祖上所遗之折扇、碑帖、字帖赠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63年李永泰将十余斤手稿捐赠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年11月2日的清晨，薛冰先生在南京南王府大街逛旧书摊，见到一本《李小缘先生赠送书刊简目》，薛先生“一瞥之下，即知系难得之资料，一旦错过断无复见之机会，遂急与议价”。此即南大图书馆接收李氏藏书时登记造册的原始目录，由施廷镛主持编制。《简目》不单列出了图书的种类、数量，而且著录了每一本书的书名、编著者、出版时间、出版者等信息，并注明了估价。《简目》还列出了一大类，就是“有待选定未曾列入目录者”，包括幻灯片，卡片目录，手稿（大部分是图书馆学讲稿），以及抄录稿。编制者认为这些资料“零散繁多，它的内容，究与图书馆业务学习和研究，有何参考价值，须详细检阅，不是仓促间所能确定”。而这些手稿和卡片，正是李小缘先生毕生未竟之事业，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并“扩大编制”，没想到不到一年，连有没有参考价值，都成了问题。

李先生到底是什么模样？在晚辈眼中，从外表看，从未见他着过西装，解放前总是长衫、长袍，解放后是中山服，也从未听他讲过“YES"、“NO”。他留学回来，运回了大量卡片，但送给岳父岳母家的，只是一把在美国买的红漆中国筷子。他厌恶拉拉扯扯，亲友凡“求差”、“担保”、“做中人”一类的事，都不敢去找他，怕碰钉子。他有情绪，他面对“图书馆馆长三人，秘书一人（一国三公）”的配置，无所适从，异常苦闷；他熟悉的领域突然陌生起来，《采菲录》这样的民俗学资料，居然成了黄色书籍；他与外界隔阂，当思想改造时，他才第一次听到“统一战线”，“以为是一个军事机关，下午去开会，午饭时告诉家中，今晚可能不得回来”；对时髦口号“厚今薄古”，他说“其结果将数典忘祖”，并天真的设想“多数人厚今，少数人厚古，可以不可以呢”；1957年3月，领袖动议，《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扩大，他开始订阅，“却又弄得思想更混乱，赶快停止不阅了”；至于变幻莫测的苏联政治人物如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忽然一天看不见他的名字了”，他只能说“我不明白”。

但他仍有激情，仍愿意发出声音，1955年当选为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时，他提出“保护好南京城墙”、“保护南京栖霞山摩崖石刻”的议案；在当时“看图书馆工作，是无须要学识，任何人都可以行”的言论下，1956年在高教部举行的全国高校图书馆会议上，他仍反复声明“高校图书馆应该是学术性机构”，这是一位学问家的真知灼见。

这样一位朴素、端方、耿介的学人，后人尊其遗愿，骨灰撒入黄海。后来，其衣冠与妻朱淑贞的骨灰，合葬于南京南郊普觉寺“婺源馀庆堂李氏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