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武器与道德话术背后：被掩盖的战争残酷性

编者按：近期的冲突引发了大量的国际舆论，许多国家纷纷重申并强调遵守战争中人道主义行为准则的必要性。塞缪尔·莫恩在其新书《人道主义：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新发明战争》（Humane）中指出，强调战争的人道主义准则固然重要，但人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战争中的行为，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对战争更为本质的批判应该是追溯战争的源头，并谴责发动不义战争的行为。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杰克逊·李尔斯（Jackson Lears）是罗格斯大学理事会的历史学杰出教授,中译略有删减。

《人道主义：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新发明战争》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布什政府的官员们宣布展开全球反恐战争时，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一直躲在不同的秘密地点。作为那场战争的主要设计师，切尼最终在他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重新露面。在那里，《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问他，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多久。切尼直言不讳地说：“可能永远不会结束。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和毛奇（Moltke）到切尼和他在布什白宫的同僚们，每一个军事主义者都梦想着无休止的战争。

切尼那“自信的期望“已经被多起事件证实。尽管美军已从阿富汗撤军，但反恐战争仍然在以新的技术和政治形式蔓延。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的政权更迭企图将古城夷为平地，摧毁了数十万无辜的生命，激起了不断壮大的宗教极端组织的抵抗，并在中东、南亚和非洲引发了冲突。这种扩散且持久的威胁不断膨胀，为军备供应商创造了巨大的新收入来源，并催生了名为“反恐顾问”的新行业。从华盛顿到杜勒斯机场的高速公路沿线布满了该行业的办公室。

表面上，反恐战争受到了确保人道主义行为规则的约束，但这场战争是无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巴拉克·奥巴马对无人机战争的支持，一些人认为，这位宪法律师将把国家从布什政府违反第八修正案以及其他对宪法的攻击中解救出来。相反，奥巴马的律师们使战争看起来更干净。他们还扩大了自卫的概念，任何国家只要被指控窝藏恐怖分子，就足以成为美国实施侵犯该国主权行为的理由。9·11事件后，没有政治家问过，对恐怖袭击的恰当回应应该是由美国发动战争，还是让国际警察采取行动。关于“除了战争是否还有其他选择”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释。

反恐战争吸引了一些批评者，包括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和奥巴马一样，也曾摆出反战的姿态。然而，特朗普之后也暗示了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姿态，从而给国家安全机构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和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走到了一起，重申了他们共同的干预承诺。尽管存在小分歧，但这些承诺都在本届国会中得到了遵守。

美国的公共讨论，要么呈现出无可救药的分裂，要么就一直集中在国内政治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外交政策进行讨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关于“美国应该在何时以及为何发动战争的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少。

正如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在其精彩的新书《人道主义：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新发明战争》（Humane）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失败的根源与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莫恩专注于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人道主义战争的运动，从1859年创建红十字会来照顾法奥战争中的伤员，到我们这个时代对反恐战争施加的法律约束，莫恩写道，“剑没有被打成犁头。它们已经被熔化为无人机。”

莫恩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通过部署更智能的武器还是制定新的规则，对人道主义战争的追求都掩盖了反对战争这一更基本的任务：“反战法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消失了。我们打击战争罪行，却忘记了战争本身就是有罪的。”

2021年8月29日，阿富汗喀布尔，美军C-17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最后一架C-17运输机已于阿富汗当地时间30日23时59分撤离喀布尔国际机场。

《人道主义：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新发明战争》一书，为美国的战争方式提供了一部强有力的思想史。它是对几十年来由干预主义颂歌主导的历史学的大胆背离。美国现代外交和军事历史的虚荣叙事被嵌入该国的传统智慧中：这是一场有先见之明的“国际主义者”和鸵鸟式的“孤立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冲击，使得该国不情愿地去承担全球的领导责任。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冷战（苏联在打败希特勒方面的关键作用被省略了）。在这种观点中，20世纪90年代单极世界秩序的崛起让美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乐观的故事就此结束：即使是最坚定的必胜主义者，也难以接受9·11的恐怖袭击令人不安的结局，以及此后的长期紧急状态。

莫恩探究了围绕反恐战争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他也评估了此前一个半世纪的美国历史。在那段时期，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人道主义战争的概念是陌生和令人困惑的。莫恩写道：“美国一贯的战争方式是在帝国与土著民族的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不存在限制且没有底线的。”战争的结果包括从灭绝美洲原住民部落到火烧越南村庄。在二战后的美国和平时期，整个世界实际上变成了“印第安人的国家”（正如许多美国大兵对越南的称呼）。

但是，莫恩对历史理解最原始和最深刻的贡献，是认真地把和平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避免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使他反对将孤立主义者斥为短视或仇外，而不是忠诚于传统的美国中立观念和原则上厌恶战争的人。莫恩既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他相信战争必须永远作为真正的最后手段，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诺。

近几十年来，外交政策辩论中一直缺少这种观点。在莫恩看来，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围绕酷刑或其他虐待行为展开辩论固然有其价值，但却转移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仔细思考他们当初做出的，无视发动战争限制的深层次选择”。禁止酷刑和防止战争都是道德上的需求，但战争本身造成的痛苦，远比违反其规则的行为带来的苦难多。莫恩说，在战争开始前（甚至战争结束后），放弃“停止战争的可能”都是致命的错误。

这个理由是有力的，但莫恩有时建议，我们必须在使战争更人道主义化和完全反对战争之间做出选择。虽然他否认了这种鲜明的二元性，但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或明确地否定它。他偶尔会暗示某些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比如宪法权利中心的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拉特纳最终将注意力从抨击反恐战争转移到了改革战争的滥用权力上。莫恩的批评有些错位，夸大了公众生活中的选择，这可能对拉特纳和其他人不公平。

莫恩令人信服地记录了和平在公共辩论中的消失，与人道主义战争论点兴起之间的关联。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性。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地讨论“是否应该发动战争”以及“如何停止战争”，但是战争的人道主义转变并不是我们未能进行这种讨论的唯一原因。

国家不愿仔细审视战争的目的，这反映了围绕战争的神圣光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军事家们试图用道德意义来美化军事野心。随着冷战的结束，决策者们意识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鼓励他们做出更加宏大的正义论断。人道主义干预成为美国在海外军事行动的默认理由，其中也包括反恐战争。这场战争被部分宣传为拯救穆斯林妇女和中东民主化的圣战。为了不违背他们的道德伪装，军事干预也必须以人道的方式进行，这加强了对冲突的人道主义目的，并让公众无法关注其他动机。

一个经常被揭露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动机，但它很少被政策制定者提及。战争使很多人变得非常富有。莫恩只是顺便提到过一次这个问题，但其重要性很难被低估。当冷战在1991年结束时，一大群游说者留在华盛顿，敦促继续维持巨额的国防预算。他们声称新的军事目标是拯救国外的无辜受害者，这为维持冷战时期的开支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人道主义战争可能是一门好生意，这一点在武器供应商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军事承包商和反恐顾问的银行账户中早已得到证实。正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宣布的那样，它与美国的特殊主义信念产生了共鸣，即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注定要在全球历史上扮演一个救赎者的角色。

虽然莫恩对经济问题不屑一顾，但他确实认识到，秉持着拯救世界信念者的狂妄自大应该得到正视。他认为，只要政治对话仍然关注在战争的滥用上，而不是如何避免或结束战争，情况就不会发生改变。将反恐战争重塑为人道主义战争，掩盖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亨利·杜南

莫恩的历史叙述从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开始，这位瑞士绅士创立了红十字会。像19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杜南认为战争是人类境况的必然特征，但他希望伤员得到人道的照顾。1901年，他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的幕僚们竭力模糊杜南倡导的人道主义战争与彻底的和平主义之间的界限，在当时后者已成为更流行的观点。

也许使和平主义合法化的主要力量是伯莎·冯·萨特纳（Bertha von Suttner）1889年的小说《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这本小说后来成为反战运动中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正如莫恩写道的：突然间，死者和伤者不再是遥远的、从未露面的人物，而是“现代妇女的丈夫、儿子和兄弟，人们不再对他们的损失闭口不谈”。这本书的德文版销量超过20万册，被翻译成16种语言，并改变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方式（萨特纳本人于1905年获得和平奖）。莫恩说：“人类第一次开始反思，战争的必然性并非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管制的推动，大多局限于“文明的”白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敌对行动。对是否打仗与如何打仗的少数限制仍然是种族化的。没有禁止大规模谋杀“未开化”人民的规定，也没有限制殖民战争的法律途径。这些战争发生在帝国内部，例如针对叛乱对象的反叛乱战斗；因此“仅仅”构成了内部冲突，而非国际冲突。

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杀害和绑架北美洲的原住民。内战是一个例外：殖民者与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作战。联邦军队的战争规则，基于移民到美国的普鲁士人弗朗西斯·利伯制定的行为准则。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残酷的战争就是最好的战争”，《利伯法典》允许士兵当场击毙任何被认为是游击队员的人。莫恩或许还提到了，内战造成了5万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南方的受害者。他们是联邦焦土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使大片乡村变成了废墟。菲利普·谢里丹（Philip Sheridan）的谢南多厄山谷战役，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的从亚特兰大到大西洋的战役。在南方投降后，这种战术在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扫荡行动中得到了扩大和加强。1873年，加利福尼亚的莫多克族领袖金普什（Kintpuash）诱骗爱德华·坎比（Edward Canby）将军与他会面，然后杀死了后者；之后，谢尔曼批准了对莫多克族的“彻底灭绝”。

在帝国战争中，当一方拥有技术优势，而另一方则被认为甚至不是人类时，灭绝主义战术很有效。1901年，阿德纳·查菲（Adna Chaffee）在抵达菲律宾群岛时宣布，“谋杀几乎是亚洲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他们只尊重强大的力量……整个东方的人命都是廉价的”。从20世纪初的菲律宾起义到越南战争，这样的种族主义思想激励着美军对亚洲叛乱的镇压。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恐怖——不仅是士兵们用现代武器近距离自相残杀的场面，还有给平民带来痛苦的新方式。莫恩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严重的道德错误”不是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而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封锁。根据国际法，这是完全合法的，并导致50万平民死于饥饿，甚至没有引起广泛的人道主义抗议。这段历史需要铭记于心，因为目前美国沉迷于将经济制裁作为军事力量之外的人道选择。《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战后和平运动空前繁荣；美国政治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等反战活动人士寻求建立持久的国际仲裁机制，其他人则只是寻求取缔战争，比如1928年签订的《凯洛格—布里安条约》（Kellogg-Briand Pact）。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梦。

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取得了进展。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涉及空战的想法，这成为了安抚全球反殖民主义抵抗的首选策略。一名英国国际律师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特别喜欢毒气弹，承诺会进行“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手术”。对“手术般精确的战争”的幻想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它。1927年，战略家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他的儿子威廉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局长），预言了一个全面战争的新时代，在那里“没有非战斗人员”——这场战争很快就到来了。在珍珠港事件后，莫恩写道：美国对全球军事霸权的追求“使通过国际主义法律实现和平的愿景，特别是仲裁的梦想，与‘孤立主义’一样遭遇卑微的失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许多公共话语中，“国际主义”只不过是对维护美国和平承诺的一种委婉说法。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说，1939年9月1日，当德国人开始轰炸华沙手无寸铁的平民时，他们“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到1944年，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的各个城市点燃了大火。一名美国官员担心这会“让德国人相信，我们就是他们口中的野蛮人”。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人的种族战争，就像欧洲战争是德国人的种族战争一样。正如莫恩所言，甚至在焚烧日本城市之前，美国士兵收集头骨的行为和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的冷漠处决就已经清楚地表明，太平洋战区是对“印第安国家”战争的翻版。1944年，《纽约时报》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不能人道主义化，“它只能被废除”。他们的任务是以一种确保“不会再有城市被轰炸”的方式结束这种肮脏的行为。

令人惊讶的是，至今仍有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战争前夕，和平主义被扣上了“绥靖主义”的污名，并且在战争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如此，赖特和其他仲裁的倡导者努力让国际法能够参与创造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他们认为，和平缔造者必须创造出识别和惩罚侵略者的手段。这就是纽伦堡审判的背景——他们对发动侵略战争，而非犯下战争罪的罪犯进行审判。发动战争才是犯罪。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3条试图保护平民和禁止酷刑，但在原子弹爆炸后，正如一位国际律师所说，“人道主义公约读起来像虚伪的废话”。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目标不再是执行国际法，而是暗中批准某些超级大国去主宰世界。某些国家可以否决任何给它贴上侵略者标签的决议。如果你是一个制定规则的国家，那么你可以让基于规则的秩序为你服务，就像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反复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伊朗、危地马拉、刚果、智利……而从未被追究责任一样。

这种默许叙事中存在一个短暂的例外，莫恩说道“1970年代初，当时许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看到政府官员和美国公民成为了潜在的和实际的恶人。”在“那个清晰的顿悟时刻”，人民对美国士兵在越南行动方式产生怀疑，包括对士兵是否应该留在越南的疑问，以及对外国战争是否符合美国利益的更大怀疑。和平曾被短暂地视为一个合法的政策目标。

随着美莱村大屠杀的曝光，要求美军撤出越南，而不仅仅是改革军事实践的呼声日益高涨。战争的批评者认为这一事件是美国和南越联合军事战略的自然结果，包括按照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建议，将北越人“炸回石器时代”、折磨和杀害囚犯、将南越政府的政治反对派囚禁在“老虎笼”里；以及暗杀被怀疑同情越共的平民。在这种系统性的违法行为中，援引战争规则或国际法似乎并不合适。对于反战人士来说，从法律学者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这场战争本身，正如福尔克所说，包含了“全部的战争罪”。

越南美莱大屠杀纪念馆

但这一时刻很快就结束了。越战失败后，反战情绪软化，并转向了战斗方法的文明化。纽伦堡控方律师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将审判定性为反对暴行而非侵略，从而为纽伦堡和越南战争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莫恩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重新解释，但它为人道主义战争创造了一个英雄的血统。大约在同一时间，瑞士法学家让·皮克泰（Jean Pictet）通过起草《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制定了他所谓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军事人员以平民为目标，以及实施“任何可能造成过度附带损害的行为”（美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这些公约，但尚未批准这些议定书）。

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Reagan）开始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进行帝国冒险时，各种人权组织应运而生。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创立了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由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领导。“我们本身并不反对战争，”罗斯回忆说。莫恩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立场”，但他想知道，“如果要求不开战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要求进行人道主义战争又有什么效果呢？”

答案很快就会出来。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对美国人来说）取得了迅速而无痛的胜利，华盛顿的当权派欢欣鼓舞。正如布什总统所说，“越南的幽灵已经永远埋葬在沙漠里了。”此前有关“和平红利”的谈话也从冷战结束后逐渐平息下来。海外军事行动成倍增加。正如莫恩所报道的，“自1946年以来，超过80%的美国海外军事干预都发生在1989年之后。”

在寻求理解这一不寻常的统计数字时，莫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干预行动是由于“全球化世界中不断积累的危险”吗？抑或是由于在海湾地区显而易见的胜利，造成了美军能在中东地区能够快速进入和退出的幻觉？经验表明，后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对此，莫恩又补充了第三点，同样具有挑衅性：“或者，可能由于是一个‘军工’联合体的压力，它试图通过坚持与敌人作战（尽管现在更人道主义了），以证明其延续的正当性?”这是莫恩唯一提到的“与军方共生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一群说客、公司奸商、承包商和顾问帮助维持无休止的战争。莫恩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令人费解：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应该为任何外交政策辩论提供参考。但人们却难以在《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找到任何关于它的讨论。

比尔·克林顿是在1991年的单极时期当上总统的，这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之名进行帝国扩张的有利时期。即使华约解体，北约成立的理由瓦解，但克林顿依旧开始了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并得到了小布什的延续。北约向东推进，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经验丰富的观察家都警告说，这将引发某国的安全担忧。最近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担忧。当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同事们渴望发挥他们“卓越的军事力量”时，那些主张在国外进行良性干预的人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冷战后的人道主义思想将大屠杀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中心，纽伦堡审判被重新塑造为反暴行而非反侵略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举措。莫恩说：“结果不是要求和平，而是要求干预性的正义。”如果灾难似乎正在向受害人口逼近，这种正义甚至可以是先发制人的。由于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引发了种族清洗和潜在的种族灭绝的前景，干预主义者唤起了对大屠杀的记忆，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最终，美国领导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以防止在科索沃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威胁。由于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次入侵是非法的，但克林顿辩称这是“公正和必要的战争”。总的来说，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对此表示赞同。目前还不清楚莫恩是否认为干预行动实际上阻止了种族灭绝。对他来说，巴尔干战争加强了一种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后来鼓励人们接受反恐战争，只对战争的残酷进行批评。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当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他打算使用军事委员会来审判恐怖分子嫌疑人时，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称该政策为“美国民主的丧钟”。最终，他的批评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裁定，《日内瓦公约》的共同条款第三条禁止了布什的军事委员会的行为，联邦法院可以发布人身保护令来结束预防性拘留。

然而，根据莫恩的说法，拉特纳和其他精明的反恐战争批评者，被引入了修正而不是结束战争的“误导战略”，似乎这两种立场是相互排斥的。为什么拉特纳不去试图打好他拿到的那张牌，适应反恐战争的反对者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面对的意识形态限制？最终，拉特纳的职业生涯似乎表明，改善战争影响的愿望可以与一贯的反战观点共存。

拉特纳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领导着宪法权利中心，该中心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塞尔维亚战争，而不仅仅是反对战争中的行为。拉特纳和他的同事朱尔斯·洛贝尔（Jules Lobel）正面抨击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扩张；他们观察到，就连希特勒都坚称，他“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是因为它声称侵犯了人权”。莫恩写道，“当战争制造者声称有令人振奋的理由来进行战争时”，最糟糕的战争就可能发生。

然而，在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后，拉特纳改变了他的精力，选择去帮助那些被卷入冲突、被监禁和被折磨的无辜者。随着围绕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事件的曝光，反对虐待囚犯的声音，开始显得比有关干预的抽象辩论更有说服力。根据莫恩的说法，恢复对酷刑的禁忌，意味着“现在没有禁忌能包含战争本身”。但莫恩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禁忌一定会取代另一个禁忌。

奥巴马加快了“人道主义”战争的进程。他利用自己的演说天赋，鼓励听众在他身上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最终通过净化战争来挽救反恐战争。他的律师以布什政府的法律诡计为基础，声称（政府）有权无限期延长战争，转而采用不留痕迹（无人机）或只留轻微脚印（特种部队）的作战计划，并开始了“人道的疯狂杀戮，久久不能停歇”。莫恩写道。这场干净的反恐战争与那些肮脏的战争一样是非法的。

无论这些新策略被认为是多么得体，它们都违反了国际法，这些国际法要求，只有武装攻击的威胁迫在眉睫，并获得恐怖主义分子所在国家的同意后，才可以采取行动。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坚持认为，每次我们打击基地组织时，没有必要为自卫提出理由。这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杀人许可证”（无论是对家庭还是整个社区），而且常常打击到那些从未接近基地组织、从未袭击过美国或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人。无人机袭击的持续威胁给世界带来了永久的恐惧。

在国内，奥巴马成功地使战争看起来离人们十分遥远，远离了尸体袋和激烈的占领竞争，这主要是通过重申美国的独特美德，并重申人道主义战争的承诺。“我们曾经折磨过一些人”，奥巴马在电视上忏悔时说；但是，正如莫恩所说，其背后的引申含义是，“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在目前的冲突下，外交政策话语中忽略了核战争风险的增加，而核战争是永远无法被人道主义化的。尽管除了《原子科学家公报》之外，媒体中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但由于各种原因，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极高的高度。莫恩坚持认为，防止和结束战争应该是我们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然而，新的武器运输行为和其他政策则表明，冲突可能会被进一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