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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联盟会加大危险,经济联盟更有助于稳定

2022-04-11 22: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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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中,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风潮愈演愈烈,“脱钩”成为了中美间的热门话题。然而过去五年中,美国的对华投资却在逐年增加的。该如何看待中美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出现的这种割裂?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中美关系是否会迎来根本性的改变?近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论坛邀请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与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一同展望未来中美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杰森·福尔曼:提到地缘政治,我们应该先探讨一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毕竟这公然违背了过去70年来确保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法则。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俄罗斯拥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其重要性对于中国这样自然资源储量不够丰富但对资源需求又极大的国家而言不言自明。但如果中国决定与俄罗斯结盟,而不是与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比俄罗斯体量更大、创新力更强的国家交好,那么中国会为此承担风险。和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武力冲突一直是过去几十年来被广泛遵循的国际准则,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此。我非常期待看到中美能够深化经济联系,而不会受到类似俄乌那样的战争冲突的威胁。

 

王辉耀:当今世界有逆全球化的趋势。俄罗斯在乌开展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中国已经表示了相当明确的立场,中国不赞同这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也反对冲突和战争。习主席也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推动停火。但同时中国也对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大规模制裁有不同见解。中国认为制裁措施可能不但不会奏效,反而会拖垮世界经济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不支持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的那样对俄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我想眼下正在发生的逆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推进战线这件事,还包括美国构建的安全防御联盟,比如北约、五眼联盟,“澳美英联盟”(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致力于追求的是建立经济联盟,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同时,中国也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且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努力与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就像二战结束时成立了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各国或许应该致力于加强经济联系,而不是组建军事联盟,这会带来危险。

为了解决逆全球化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需要专注解决自身面临的挑战。例如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坐拥国民财富的40%到50%,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选票肯定会投给偏向美国中西部和铁锈带的政客,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解决这样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将其归咎于其他国家。拜登总统在G7和G20峰会上提出要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这是项非常好的举措,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在海外赚取的收益就无法在海外避税,而是会回流到美国从而促进中西部铁锈带的经济发展。美国人也不再需要把中国当作发泄愤怒的对象,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当然,中国也有一些问题,但解决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5年,中美才能对彼此有新的认识,平息两国间的负面情绪。

陈志武:我认为辉耀很好地总结了中国的立场态度,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为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产生长期影响。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过去一个月里,全球的金融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了。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我总是说,其他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应该被视为最安全的资产,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依赖的。但现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机构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作为其制裁手段的一部分。因此,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印度国家银行和所有其他中央银行都必须重新审视今后该如何管理外汇储备。当然,一些国家可能会购买更多的黄金,但实际上不管他们做了什么,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能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中国没有办法把贵金属作为主要储备,尤其是贵金属的流动性较差。因此可以说,全球金融基础完全动摇了。那么全球化的新金融基础是什么?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寻找新常态。或许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支持全球化并为其构建和维护一个可行的国际秩序,而不是试图扮演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扮演破坏性角色对任何经济体都没有益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如此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来说。因此,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与其试图破坏国际秩序,不如采取反过来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正如福尔曼教授刚才提到的,中美之间有很多交叉投资和资金管理。两周前,像阿里巴巴这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它们的估值减少了50%都80%,甚至90%。这恰恰表明,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在向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即任何依赖外贸的大国都不可能通过入侵他国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存续下去,这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幸的是,脱钩和去全球化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扭转的趋势。鉴于此,我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将面临许多挑战,我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回到“60项改革”或许是中国政府可以进行努力的着力点。此外,中国领导人可以与国际领导人密切合作,努力使这些跨国组织更加有效,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找回邓小平、朱镕基当时的观念模式或许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朱镕基总理曾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如果我们能重新从当时的思路中进行借鉴,中国或许就能继续保持过去40年来的增长势头。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中国越来越担心也越来越恼火的事情,几乎每周都有消息说又有新的中国公司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总共有近700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实体名单上。中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中国并没有主动对美国公司实施过任何制裁。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约7万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它们在中国的收入达到近7000亿美元,中国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制裁措施。或许也有一些特例,比如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的制裁,但主要是因为它们向台湾出售武器。

我认为经济制裁方式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迹象。在21世纪,在后疫情时代和后乌克兰战争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以真正重振全球经济。我们需要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这非常重要。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把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放任世界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的想法,非常感谢。

 

陈志武:我想这其中的主要顾虑来源是审计准则和对金融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得到了解决。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要做出妥协,因为有很多中国领先的公司从准入中获益颇丰,中国无法承受中国公司从美国资本市场全面退市的后果。我对目前在美中国公司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只要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没有化解,矛盾就会不断升级。

中美不是华约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因为华约和北约之间不存在任何经贸投资往来。现在对中国来说,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还是很重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尽管我不希望看到两国之间发生真正的“脱钩”,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出现了。良好的国际秩序可以保护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资本和商业的跨境自由流动。如果任何国家试图破坏这种国际秩序都将会导致创新创业力量的中断。与他国合作是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杰森·福尔曼:我对中美经济的前景还是抱有很大期待,虽然我知道或许还是有人对“脱钩”和逆全球化持支持态度,但是中美经济对两国发展的好处是如此之大,我认为“脱钩”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利用“不可避免”的交流机会做出更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这需要双方共同迈出步伐、一起向前,而不是被我们最初提到的地缘政治所左右。

王辉耀:我认为,正如陈志武教授说的那样,中美之间不会有冷战,因为它们两者间的贸易联系太紧密了,就像连体双胞胎。如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大约有5亿。中美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进行合作,而当下对于中美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达成共识。在过去的两年中,全世界都受困于肆虐全球的疫情,目前的俄乌危机也在影响着世界经济。此后世界将出现巨大的基础设施转型,美欧已经都意识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在这一领域则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一场全球基础设施革命,制定一个新的全球计划,以达成共识来应对全球性危机?我们至少应该找到相互合作的大方向,寻找到共同合作的兴趣点和利益点,而非陷入地缘政治的纷争之中。振兴全球经济和实现长久的繁荣敦促我们采取及时的行动,这也是避免大型战争的有效办法。总而言之,各国需要真正重新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化经济“联盟”。

陈志武:我认为福尔曼教授和王辉耀博士都在他们的领域充分发挥着他们的特长,并且也贡献了自身的外交力量。他们对中美关系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希望看到世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我希望整个世界能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贸易也能更繁荣地发展。其实人们在寻求共同合作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时候是可以忽略政治和价值观念因素的。但不幸的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都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也是当下世界的独特之处,没有一个国家和商人能真正忽视地缘政治的因素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下各个国家都努力在经济领域自力更生。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或者愿意,一些国家都会试图与一些其他国家“脱钩”。“脱钩”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和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世界不是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历史阶段,而是正处于其中。虽然各国都有权尽最大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但与此同时每个国家也有责任和义务与他国进行建设性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秩序和贸易准则。这也是目前解决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的切入点,否则我们的世界将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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