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镇南关大捷赶下台的短命总理，何以能够在法国享有盛名？

正在暑期档上映的电影《龙之战》，讲述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镇南关战役，这场中法战争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以老将冯子材统率清军大破入侵法军而告终。“镇南关大捷”影响所及，法国的茹·费理内阁当即倒台。不过，这位茹·费理不仅是挑起中法战争的始作俑者，更是法国世俗教育的奠基者。

第三共和国的倒霉蛋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茹·费理内阁倒台的意义，长久以来一直被夸大了。这是因为，茹·费理内阁倒台事件于中法战争进程而言简直毫无作用，就像1885年4月1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的那样，“法绅虽咎茹（费理），然谓须救兵，将刻议允饷五十兆，方允兵万人，俟新执政到任用。”一言以蔽之，就是总理滚蛋，但战争必须继续。

另一方面，茹·费理内阁在反对派攻击下倒台，根本就是当时法国政界的常态。1875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宪法，建立了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如果议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则将引起内阁辞职。然而，法国的政党过于分散，没有指挥中枢，没有明确政纲，也没有竞选组织。结果，从来没有一个党团能单独构成下院的多数党。故而每一个内阁不得不依靠至少两个以上政党的支持，通常是依靠六个政党的支持方才得以生存，而各政党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这就使得内阁危机不可避免。

实际上，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大多数内阁都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提出辞职的。有人评论道：“促使国民议会更换政府的理由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此常常惊讶不已。”“最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议员们终于把一年一度或半年一度的内阁危机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程序”。所有各届政府几乎都是通过在众议院的走廊里搞卑鄙阴谋而上台，然后不久又垮台的。对于这个体制问题，日后的戴高乐洞若观火：“长期的动荡不安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危机重重，也使高卢人由来已久的好分裂，喜争斗的倾向愈演愈烈……简而言之，政党对立成为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政府已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国家的最高利益被弃置不顾。民族的个性，历史的灾难及今天的动荡造成了这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于茹•费理和他的内阁而言，半个多世纪之后戴高乐的论断虽然正确却于事无补。他的议会反对派时候甚至于专为反对茹费理而发难，以至于当时的法国外交部政务司长毕乐形成这样的看法：“过激左派审察时局，只想利用时机攻击内阁。”

结果，镇南关大败后的1885年3月30日，茹•费理请求议会讨论通过他提出的增拨军费的议案。但反对派议员坚持要求必须先更换内阁，随后，对茹•费理提出的“增拨军费议案有先议权”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以306票对149票否决。这事实上表明了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茹•费理的内阁就这样倒台了。滑稽的是，第二天（3月31日），茹•费理下台前提出的关于增拨对华作战军费的议案就被议会通过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茹•费理只不过是混乱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态中的又一个倒霉蛋而已。

“机会派”总理

令人感到有些黑色幽默的是，法国反对派逼宫的一个原因就是——茹·费里在总理位置上已经呆得太久了！美国人彻里在所著《中法战争的外交》一书中也认为：“谅山的灾难（镇南关大捷）只不过是被政治家们利用的一个方便的借口，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以结束长命的茹·费理内阁。”

实际上，茹·费理先后两次出任法国总理（1880-1881年、1883-1885年）。乍一看，其执政时间满打满算不足五年，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在第三共和国的时代，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自1875年制定宪法至1940年向纳粹德国投降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而同期，英国和美国只分别更换过20届和14届政府。其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法国一共经历过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更换一次政府。那场战争后，更换的速度更是翻了一番，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结果，在第三共和国历任总理中，茹·费理的任期居然已经能够排到第二名（第一名是有“老虎”之称的克莱蒙梭），而寿命最短的内阁居然只“活”了两天。

作为十九世纪后期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茹·费理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光谱上属于温和共和派。这段时间的温和派统治打上了茹·费里强烈的个人印记。不少历史学家称这一时代为“费里的时代”。由于这个派别上台后便背弃以前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诺言，声称进一步的改革只能量力而行，见机行事，故有“机会派”之称。温和共和派重视法国在世界的地位，积极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企图以海外扩张的成就显示法国的地位与法兰西的民族的“光荣”；从而转移普法战争失败所导致的对德复仇情绪。在这方面，茹•费理也充当了殖民主义者吹鼓手的角色，就像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时说的那样，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还应当是一个能对欧洲命运施加自己一切影响的伟大的国家……它应当把这种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并把它的语言、风尚、旗帜、军队和才智带到它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

名垂青史的教育改革

但真正使茹·费理在法国政治史上名垂青史的则是他主导的教育改革。实际上，这也同他的家庭出身有一些关系。茹·费理，1832年4月5日出生在斯塔斯布尔省浮日山区的圣迪耶。其父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有财产出售而发迹，从一个铸钟工人成为陶瓷商，后成为圣迪耶当地的议长。其叔父是卢梭和伏尔泰的崇拜者，家中摆放着他们的半身像。茹·费理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从小就受到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中学毕业后，便到巴黎学习法律，1851年在巴黎做实习律师。他的职业促使他认真研究了12-19世纪的法国历史和18世纪的哲学思想，他倍加赞赏的是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年，被雅各宾派杀害）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关于国民教育改革的报告和草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教育世俗化的思想，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上帝，没有国王的社会”。

然而，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1871年）之后，法国天主教的势力仍十分强大，除了拥有20多万神职人员以外，还享受每年超过5000万法郎的国家补贴。教育界更是天主教教会的天下。1879年， 76%的法国学生仍然接受教会的教育，教区神甫和耶稣会会员控制着7万多所中学，他们甚至插手大学的教育，把持着全国最高教育委员会，神学、圣人史等仍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共和派对于这样的情况忧心如焚：“如果国家不摆脱教会，如果再不消除法兰西人愚昧的教条，共和国将灭亡”。在他们看来，教会灌输的中世纪知识水平是无法跟上工业革命步伐的。法国的有识之士从普法战争法国的失败中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法国的战败是由于政府不重视现代科学造成的，“普鲁士的初级学校教师是色当胜利的创建者”。茹·费理在1882年的一次讲演中也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用书本和利剑保卫共和国。”要求教师们把它当作座右铭。

1879年2月，茹尔·费理首次出任法国教育部长，震撼全国的教育改革就此开始。按照他的想法，“一旦所有法国青年都在免费、义务、世俗这三项（教育）原则下成长起来时，我们便不必再担心旧日复归（指帝制复辟），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狂热鼓吹天主教教权主义并在教育方面颇有影响的耶稣会遭到取缔，传教士被赶出了学校。此举引发全国震惊，甚至同属温和共和派的政治家甘必大所主编的《法兰西共和国报》，也站在绝对自由主义立场上，宣称既然国家是一切哲学、道德的真理所在，就无须再对教育进行控制，曲折地表达了对费里法案的否定态度。

但茹·费理不为所动。在他担任教育部长与总理期间，法国议会通过1881年和1882年两项法令（史称《费理法案》）规定了小学教育的免费、义务与世俗化制度。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期，无论男女，都要接受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免费教育，每个地区都要设立学务委员会，市长是该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监督法令的执行。如果某学生每月有4天旷课，其父亲就要到学务委员会作出解释，再次旷课就点名批评，并公之于众，或受刑事处罚，拘留9天。与此同时，为了打破教会在女子教育方面的一统天下（当时的法国少女是在“教会的双膝上”成长的）和“为男共和派提供女共和派伴侣”，政府还建立起新型的公立女子中学，1884年全国已有23所女子中学。此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费里在议会上多次发表讲演，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呼吁各界人士资助教育事业。1880年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2%，1890年增加到5%。

通过这样的改革，法国完成了从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分离了信仰和知识，初步建立起女子教育体系，为培养共和国的各类人才奠定了基础。因此，法国史学界给予茹·费理很高的评价，称：“他以法律的形式解决了关系到共和国和法国前途命运的教育问题。人们之所以永久地纪念他的免费、义务、世俗化的初等教育法，是因为它触及了整个教育体制。……他是学校新大厦的伟大设计师。”在《费理法案》颁布50和100周年之际，法国都以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展览，、发行纪念邮票和播放电视讲座等多种形式加以纪念。甚至到了2012年，当时的法国当选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为表示自己对教育的重视，在就职仪式上特地到茹·费理的墓前献花，以表示对他确立法国教育制度的尊重。

参考资料：

张丽：《法国茹尔·费理的初等教育改革》，《世界历史》，1994年7月

关威：《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对华政策试析》，《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美）夏伊勒，戴大洪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新星出版社，2010年